▋時評

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全國“兩會”，再到近期黨中央的重大決策部署，可以看到，2024年經濟工作的目標和任務集中體現于“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持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也要奔著這一方向去。在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中，著力點應當放在穩定相關行為主體的預期、激發相關行為主體內在動力和創新活力上。

原文：《財稅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

作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高培勇

圖片 |網絡

發揮地方政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地方各級政府實質是經濟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發動機”。中國經濟之所以能走出持續快速發展的軌跡，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地方之間你追我趕、競相迸發的競爭力。所以，在當下經濟恢復的過程中，特別是在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地方積極性的調動和發揮，須以相對合理且穩定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格局為前提。要注意到1994年迄今，我國的財政管理體制一直以分稅制冠名，2015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亦明確規定了“國家實行中央和地方分稅制”。現行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集中體現在分稅制落實不到位、不全面上，全面落實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是充分調動和發揮地方積極性的選擇。

全面落實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關鍵在于準確把握分稅制的內涵與外延。為此，要在厘清分稅制與此前以“總額分成”“收入分類分成”和“大包干”為代表的分錢制財政管理體制所存在的系統性差異基礎上，堅持走“分稅源”而非“分稅收”、分級財政管理而非單級財政管理、稅權高度集中而非財權高度集中的路子。其相應的著力點和著重點是，通過健全地方稅體系、健全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制度來健全地方財政收支體系，并由此重塑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格局，讓地方政府形成關于經濟發展和財政收支的確定性預期。

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企業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源，也是經濟發展的根基，所以要特別關注企業。企業活力的充分展現和企業投資的持續擴大，須以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為前提。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將營商環境和財稅體制聯系起來分析，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兩個問題：直接稅的比重低，間接稅的比重高；間接稅具有強制性和數額的相對固定性。稅收制度的變革對于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來說極其重要。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建立現代稅收制度行動主線是“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十四五”規劃亦重申了“優化稅制結構，健全直接稅體系，適當提高直接稅比重”這一目標任務。有效降低企業的稅負水平，從根本上規范政府和企業之間的財稅分配關系，應成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選擇。

從根本上規范政府和企業之間財稅分配關系的關鍵在于準確把握現代稅收制度的內涵與外延。為此，要在厘清現代稅收制度和現行稅收制度系統性差異的基礎上，堅持走增加直接稅而非間接稅、增加居民個人來源稅而非企業法人來源稅的現代稅收制度建設路子。其相應的著力點和著重點是，在保持宏觀稅負水平基本穩定的前提下，降低來自于間接稅的收入比重，同時相應提高來自于直接稅的收入比重，從而變向間接稅一邊倒為間接稅與直接稅相兼容。

擴大居民消費。無論是消費規模擴大，還是消費質量升級，抑或發揮消費對于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都同居民個人的收入分配和財富積累狀況直接相關。推動消費從疫后恢復轉向持續擴大，須以收入分配秩序和財富積累機制的規范化為前提。黨的二十大圍繞完善分配制度做出的重要戰略部署，就是提出“兩個規范”——規范收入分配秩序，規范財富積累機制，籍此定位以稅收、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為代表的分配制度完善目標。要注意到當前分配領域存在的矛盾和問題集中體現于收入分配和財富積累制度建設的不同步，堅持收入分配和財富積累兩個領域兼容、收入流量和財富存量兩種調節并重，是完善稅收、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制度的選擇。

堅持收入分配和財富積累兩個領域兼容、收入流量和財富存量兩種調節并重的關鍵在于準確把握分配范疇的內涵與外延。為此，要在厘清收入分配和財富積累系統性差異的基礎上，堅持走“兩個規范”而非限于收入分配秩序一個規范的路子。其相應的著力點和著重點是，從“補足”財富積累領域的稅種入手，讓稅收、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的調節作用躍出收入分配而擴展至財富積累。以此為基礎，強化再分配對于基尼系數的調節作用，逐步實現效率和公平互為倚重的共同富裕目標。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的謀劃當然不限于財稅體制，財稅體制只是其中一個具有基礎性和支撐性意義的體制安排。對當前宏觀經濟運行的分析一定要跳出宏觀政策視野的局限，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研究上，對于全面深化改革領域問題的研究一定要細化。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899期第1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王立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