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文庫本·聊齋新義》是金城出版社發行的一套《汪曾祺文庫本》中的一本，其中收錄了汪曾祺創作晚期（即1987至1997年）的29篇短篇小說，包括13篇改寫自蒲松齡《聊齋志異》的《聊齋新義》，以及16篇新筆記體小說。這些短篇小說充分展現了他“衰年變法”的雄心，值得讀者細細品味、研究！

《汪曾祺文庫本·聊齋新義》

據了解，文庫本是源自德國、日本的一種圖書出版形式，一般為平裝64開，以開本小、易于攜帶、方便閱讀、定價低為主要特點。汪曾祺的作品非常適合做成文庫本。不僅因為其篇幅短小、讀者眾多，也因為文庫本的形式更契合汪曾祺文字閑適、淡雅的氣質。而我之所以會對這本《聊齋新義》感興趣，主要是因為我在學生時代就很喜歡《聊齋志異》，所以很好奇汪曾祺會把蒲松齡筆下那些奇聞異事改寫成什么樣。這本《汪曾祺文庫本·聊齋新義》體積雖小，但其中還有編者楊早撰寫的序言。于我而言，這篇序言讓我更深刻地意識到這本《聊齋新義》對于汪曾祺創作晚期的重要意義。

中國當代小說家、散文家、戲劇家汪曾祺

此前，我也看過其他作家對于傳統故事的改編，比如《御伽草紙》就是太宰治對民間故事的改編；芥川龍之介的名作《竹林中》也并非他原創，而是以《今昔物語》中的一個小故事為藍本再加工的。但顯然這些文豪基于原故事的再創作，為那些耳熟能詳的人與事注入了新的靈魂與活力。如楊早在《汪曾祺文庫本·聊齋新義》序言中提到的汪曾祺的“衰年變法”，正是汪曾祺在創作生涯晚期一次有意識的主動求變。對于這種試驗性的改寫原有的傳說故事，汪曾祺曾表示，中國的許多帶有魔幻色彩的故事，從六朝志怪到《聊齋》，都值得重新處理，從哲學的高度，從審美的視角。

《汪曾祺文庫本·聊齋新義》中收錄的13篇《聊齋新義》，通過汪曾祺的改編，普遍為古代奇聞異事注入了現代意識。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改編自《聊齋志異·促織》的《蛐蛐》一篇。《聊齋志異·促織》講述的是一個由促織引出的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故事。一位叫成名的文弱讀書人被硬派以里正之職，為完成橫征暴斂的差使只得用微薄的家產補貼，不到一年家產就已經賠光，上面卻又讓他進貢促織。成名遲遲交不上促織一再受到板刑。他的妻子向駝背巫婆求得一卦，成名按卦中提示終于找到一只碩大的促織。卻不料，他淘氣的兒子不小心把促織弄死了，甚至為了謝罪跳井，被救后尚有一絲氣息。半夜，成名在門外又發現一只個頭很小但卻很有戰斗力的促織。后來，成名因為進貢這只小促織得以中了秀才，他的兒子也復原了。

《聊齋志異·促織》通過描寫成名一家的不幸遭遇，深刻揭示了為政者之貪婪、兇殘、自私，批判了封建官僚制度的腐朽、橫征暴斂的罪惡，表現了老百姓為生計奔波的勞苦、辛酸和艱難，寄托了作者對受盡欺凌和迫害的下層群眾的深切同情。而汪曾祺把這個原本擁有圓滿結局的故事，改編得更加凄慘、可悲了！其中最明顯的改動就是針對成名兒子的，汪曾祺把這個孩子寫死了，讓這個九歲的孩子為封建官僚制度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從而做實了“苛政猛于虎”。

汪曾祺改編后的《蛐蛐》為成名的兒子取名為黑子，還為這個九歲的孩子安排了性子倔、愛打架、打起架來拼命的人設。最重要的是對故事結局的改編，汪曾祺以托夢的形式讓原本一直半死不活的黑子向成名夫妻親口說出了：后來那只成名進貢的黑蛐蛐是黑子變的。黑子想變回人，卻變不回去了，且大限已至。而隨著黑子的死，進貢到宮里的那只黑蛐蛐也死了。

據汪曾祺在《石清虛》一篇之后的后記中所述，“《促織》本來是一個具有強烈的揭露性的悲劇，原著卻使變成蛐蛐的孩子又復活了，他的父親也有了功名，發了財，這是一大敗筆。這和前面一家人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情緒是矛盾的，孩子的變形也就失去使人震動的力量。蒲松齡和自己打了架。迫使作者于不自覺中化憤怒為慰安，于此可見封建統治的酷烈。我這樣改，相信是符合蒲老先生的初衷的。”

在我看來，汪曾祺對《聊齋志異·促織》的改編，確如他自己所說，更符合時代特色。比如《蛐蛐》中去除了迷信的算卦，而是以夢境的方式獲得蛐蛐的位置信息。同時，黑子的死也更符合悲劇故事的發展邏輯。但是有一點我覺得或許是時代的不同，如今看來也不太合理。汪曾祺這篇于80年代末改編的作品中，關于進貢蛐蛐后獲得封賞一事，從巡撫到縣令，再到成名，也算是層層受益。按說層層問責是常事，難得巡撫和縣令都如此有良心，這和最初所要表達的層層剝削略顯違和。一般情況下，要么是皇上直接封賞所有相關人員，成名也在其中，賞誰什么全由皇上決定；要么就是只對相關官員進行封賞，至于對成名的嘉獎就全憑縣令喜好了。

但我必須承認，汪曾祺對13篇《聊齋志異》的改編是非常有意義的，仔細想來這不是一般作者就可以輕易做到的。要想成功改編前人的名作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扎實的文字功底，畢竟一旦改不好，很容易遭到讀者的殘酷指責。或許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少有作家效仿。由此可見，能像汪曾祺這樣具有“衰年變法”的雄心，是十分令人欽佩的。而且對前人名作的改編，也是一種文化的傳承，可以為經典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中注入一些現代主義的思想意識，讓那些傳統故事也能與時俱進綻放出新的光彩。

在《汪曾祺文庫本·聊齋新義》中，相較于那16篇汪曾祺創作的新筆記體小說，我還是更喜歡他那13篇《聊齋新義》，或許我只是不喜歡那些類似于街頭巷尾八卦艷事的內容。不過，在那16篇新筆記體小說中，有篇很有“聊齋”意味的《名士和狐仙》也令我印象深刻。其中，不僅極具汪曾祺的老家高郵的地方特色，而且兩位主要人物的形象也刻畫得十分生動，性格特征鮮明。

《名士和狐仙》的故事主要講述了一位名叫楊漁隱的高門望族后人，喪偶后續弦迎娶了昔日照顧他夫人的女用人小蓮子，并教她寫字、作詩，帶她游山玩水，對她更是尊重有加。楊漁隱病逝后，小蓮子把他的身后事安排得井井有條，之后她也不見了。楊家廚子老王偷了小蓮子的泥金折扇，有人看到折扇上小蓮子的字后推斷她是狐仙。透過這個故事，汪曾祺展現出了一種超脫于世俗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故事中的名士楊漁隱樂觀、豁達，還擁有現代人人平等的觀念，不為世俗所困，或許這也正是汪曾祺的人生哲學。

總之，我覺得《汪曾祺文庫本·聊齋新義》中收錄的29篇短篇小說，普遍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同時兼具很高的文學藝術價值。汪曾祺很擅于捕捉生活中的細微之處，并運用簡練而富有韻味的文字描繪人物和環境，還將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巧妙融合，踐行著他的“衰年變法”。他所秉持的這種文化傳承且與時俱進的文學創作思想，非常值得后人學習、效仿！（作者：李淑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