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四年（1576年）十二月，蜀王朱宣圻上疏為本府宗室請封請婚。不成想本是一次例行公事的奏請，卻引發了軒然大波。禮部在審核時發現加蓋在奏疏上的蜀王之寶，本當騎縫，結果全都蓋在了正面，無法起到預防文件被篡改的作用，有違制式。

明代奏疏

負有監察職責的禮科給事中李戴等如同聞到了血腥的鯊魚，瞬間撲咬上去，表示“此事關系名分，非尋常差訛者”，要求對王府經手人治罪。禮部據此提議對蜀藩左長史龔有成、右長史李一陽，及典寶正張啟蒙進行審問，同時敕令各王府今后“務恪遵成規按、季類”，但凡出現有違制式，或短時間內接二連三奏請者，一概立案治罪。明神宗深以為然。

“上曰：‘龔有成等巡按御史提問。類奏愆期，多系各王府及奏事人指勒各宗。若概行立案，則諸宗或以無罪見格，而各奸反得益肆誆勒，宜更斟酌。余從所擬。’”（《明神宗實錄》）

朱宣圻這位倒霉催的被朝廷當了駭猴之雞的蜀王，生平表現如何，身上又有那些精彩故事呢？

忠心報國的賢王

朱宣圻（音qí、yín），生年不詳，為蜀康王朱承爚（音yuè）的庶長子，生母林氏。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三月初七，蜀康王薨逝，終年37歲。此時朱宣圻尚未獲得封爵，因父王沒有嫡子，當年七月他被冊封為蜀世子，敕命管理府事。由此觀之，當生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前后。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十月，以豐城侯李儒、尚寶司司丞李先芳為正副使，持節赴四川冊封蜀世子朱宣圻為蜀王。隆慶二年（1468年）四月，冊封四川成都左衛應襲史書之女史氏為蜀王妃。

朱宣圻在位時間橫跨嘉靖、隆慶、萬歷三朝，處于大明由中期走向后期的十字路口，社會矛盾愈發突出。他一如歷代蜀王，在朝廷困難之時，會挺身而出做出應有的表率。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夏，三大殿再次發生火災，除三大殿外，大火還沿著三大殿東西兩廊一直燒到午門外，外朝部分幾乎被燒成白地。

這場大火讓紫禁城損失慘重，為盡快將代表著國家顏面的三大殿重新建立起來，明世宗可謂是煞費苦心，不但命戶、兵、工三部集資白銀三十萬兩，派御史到各地催要歷年拖欠的工料錢，還下令動用存儲于地方的罰沒款和和空額余薪。如此尤嫌不足，直接命人到南北兩京的各類物資倉庫中翻箱倒柜，但凡有合適的都拿來使用。如此這般，歷時五年才讓三大殿重現于世。明世宗認為三大殿的舊有名稱不太吉利，才會多次被回祿光臨，故御筆將三大殿更名為皇極殿、建極殿和中極殿。

太和殿：原皇極殿/奉天殿

在此期間藩王也多有捐獻助工，朱宣圻便是其中之一。他共捐獻過兩次，第一次為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五月，當時還是蜀世子的他進獻黃金一千兩、白銀一萬兩；第二次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七月，進獻黃金二百兩、白銀五千兩。明世宗有感于他的忠悃，賜以金幣，并降敕褒獎。

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三月，紫禁城又一次命犯祝融，這次大火發生于內廷，乾清、坤寧二宮被燒毀。為重建二宮，明神宗于當年六月派出礦監稅使，前往各地采礦收稅，籌措銀兩。“進獻助工”的熱潮再次興起。蜀王朱宣圻一次性進獻白銀六千兩，收獲皇帝的御筆答謝。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起家于下緬甸的東吁王朝滅亡位于緬甸北部、由撣族建立的阿瓦王朝，與明朝正式接壤。莽應龍時代，完成一統緬甸的東吁王朝開始覬覦云南外邊區的三宣六慰。明緬戰爭就此爆發，孟養宣慰司成為雙方爭奪的關鍵點。

萬歷十七年（1589年），孟養土司思威去世，明朝任命其子思遠為孟養宣慰使。緬軍乘孟養發生權力交接之機，于次年發兵攻打。思遠不敵，逃入盞達（今云南盈江縣境內）。緬軍乘勝追擊，又攻破孟密等地，兵鋒直指麓川故地隴川，才被擊退。

鑒于緬甸頻頻入侵，朝廷啟用“先年破緬有功，諳熟夷情”鄧子龍（注：就是那位萬歷援朝戰爭中犧牲的抗倭名將、民族英雄），才遏制住了緬甸的囂張氣焰，其后云南巡撫陳用賓騰越州西北至西南邊界筑八關二堡二十四屯，以為屏障。

此時，張居正去世不過十年，可原本充盈的府庫已經被敗的差不多，朝廷連軍費都難以保障。為此，朱宣圻于萬歷十九年（1591年）十月捐獻白銀一千兩助充軍需，獲得明神宗賜敕嘉獎。

抗倭名將、民族英雄鄧子龍像

鑒于蜀王屢屢捐祿助工、助餉，有功于朝廷，明神宗于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二月下令，在蜀王府正面段李夢外建“忠賢懋著”坊，進行獎諭，以為天下宗室楷模。

“丁酉……蜀王宣圻累捐祿助餉。命于蜀府端禮門外建坊，御賜‘忠賢懋著’四字。”（《明神宗實錄》）

明代宗藩制度肇始于《皇明祖訓》，成書于弘治十年（1497年）的《大明會典》對部分祖訓未載的內容進行了增補。可正所謂時移世易，弘治朝到萬歷朝已過去百年，會典所載的制度在某些方面已經不適應新形勢。

有鑒于此，朱宣圻于萬歷元年（1583年）四月，連上二疏，奏請更定藩禮，并對慶賀筵宴、出入承運門等事提出了自己的建議。第一封奏疏被禮部以“宜仍舊制，毋為紛更滋擾”否決。接到第二封奏疏，才正視起相關問題，部分采納了蜀王的意見，完了還高傲的要求蜀王不得為此再“越禮瀆擾”。

“辛酉……禮部覆蜀王宣圻奏：‘凡王國慶賀筵宴，禮儀具載《祖訓》、《會典》。今蜀王具奏至再，合行各衙門遵炤本部先次題奉欽依，悉加遵守。其出入承運門一節，《會典》查無開載，既經蜀王奏系相傳定制，相應一體遵守。其非《會典》所載，及雖系舊規而于典制無當者，該府不得越禮瀆擾。’制曰：‘可！’”（《明神宗實錄》）

為生母奏請繼妃引發的后續風波

捐祿助工、助餉為朝廷排憂解難，就相關制度提出自己意見的同時，朱宣圻也延續著歷代蜀王交好皇帝的傳統。

比如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四月，遣使進獻川扇，得賜白銀三百兩、文綺衣三襲；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二月，進獻川扇，得賜白銀一百兩、大紅羅衣一襲御筆回信一封；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二月，進獻川扇，依常例回賜之外，又加賜白銀一百兩、大紅羅常服一襲；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三月，遣使進扇，得賜白銀四百五十兩；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三月，蜀王進貢，因內庫已被消耗一空，由太仆寺出銀賜予。

基于歷代蜀王的賢名，及朱宣圻本人博得的好感，明神宗將本當由巡撫、巡按的地方官執掌的王府護衛及儀衛司將官考核權，下放給了蜀王本人。當其他藩王奏請一視同仁時，也只是要求蜀王對王府軍校“嚴加約束，毋致放縱”，并沒有收回這一特權。

“（萬歷三十年八月）癸巳……代王鼐鈞乞免考察護衛官。兵部覆：‘各護衛儀衛司等官，近科臣請仍舊例，撫按考察。但各官職護藩封，不親民事，該府自可約束。蜀王等府官既奉旨免考察，代府事體實與相同，但須諭王嚴加約束，不得以私恩庇護。’詔覽王奏準照，例免各官考察。”（《明神宗實錄》）

明會府遺址：蜀王府遺存

當然歷代蜀王著力塑造賢王形象，努力經營與皇帝的良好關系，給朱宣圻帶來的最大好處落在了給生母請妃號上。

關于藩王后宮等級，此前已經說過，可分為正妃、次妃、夫人和宮人四級。明初，藩王權力處于鼎盛期，可對其后宮的冊封卡的很嚴，庶子襲封親王，其生母才可以獲得夫人封號，甚至某些庶出親王其生母終生都只是宮人，比如沈康王朱佶焞（音tūn）之母。進入明中期以后藩王實權幾乎被削奪殆盡，估計是處于補償，對親王后宮的封號開始大開方便之門，只要宮人生育的子嗣獲得封爵，便可以晉封親王夫人，至于次妃這個在洪武朝約等于平妻的封號，則成為庶出親王之母可以肖想的稱號，前提是先王正妃已經去世。及至明中后期，次妃幾乎已經成為庶出親王之母的標配。

可對于同為正妃的繼妃封號，朝廷依然把控的很嚴，不會輕易授人。宮人獲得繼妃封號的有，但為數極少，且絕大多數是在正妃去世，自己的子嗣成為當然繼承人，才由夫君奏請所得。阿越印象中唯一的特例是秦惠王繼妃嵇氏，有別出庶長子朱誠泳在世的前提下，秦王屢屢為嵇氏請封，朝廷不勝其擾，以“敕封”的方式給了個繼妃名頭逗他玩。由兒子代為奏請的幾乎沒有，直到朱宣圻這里。

嘉靖四十年（1560年）閏五月，在朱宣圻的奏請下，朝廷加封林氏為蜀康王次妃，這屬于慣例，平平無奇。結果三年后的嘉靖四十三年四月，朝廷又異峰突起的再次加封林氏為蜀康王繼妃。

“辛丑，改封蜀王宣圻生母次妃林氏為蜀王繼妃。從王請也。”（《明世宗實錄》）

親王妃冠服

代父奏請冊封繼妃，還成功了，這屬于莫大的恩典。這等好事從來不會缺少模仿者，畢竟只是個有棗沒棗打商安的事，萬一成了呢。出自憲宗系的衡藩就是其中之一。

萬歷三年（1575年），衡莊王朱厚燆的庶次子朱載圭襲封衡王。次年，在他的奏請下朝廷追封其母王氏為衡莊王繼妃。沒想到就是這么一個舉動，竟引發了衡藩的奪嫡之爭。

萬歷七年（1579年）衡王朱載圭去世，因無嗣大宗世系發生轉移。其胞弟寧陽王朱載垿對衡王之位很是眼熱，可惜上頭還有個三哥武定王朱載封，為能越次襲封，故意隱匿嫡母于氏的信息，自稱嫡子，按照“有嫡立嫡”的繼承原則，一旦他的嫡子身份坐實，衡王寶座自然是他的。

可有玉牒在，這等事情如何能以假亂真。禮部在查證過程中發現，衡藩奪嫡事件皆由，庶出親王生母被加封為繼妃而起。為避免再次發生這種事件，提出庶出親王代父奏請封繼妃，定為永制。期間，作為始作俑者的朱宣圻也被提溜出來，稍稍批判了一番。

“甲寅……禮部奏題：‘昨奉明旨親王之妾應否封為繼妃。臣等看得親王庶子受封，其母止封為夫人，此舊例也。其后始議親王襲封而嫡母不存，其生母應封夫人者，準封次妃。又其后，緣蜀王宣圻之請，其生母應封次妃者加封為繼妃。夫繼者，絕而復續之謂也。今制，正妃故而遵例繼選者，乃謂之繼妃。以所生母而稱之曰繼，豈所謂名正言順乎？此衡府寧陽王之擬嫡擠兄爭端所由起也。今后親王生母，止照正德年間例，許進封次妃，不得仍前濫請繼妃封號，乞永為定制。’上是其議。”（《明神宗實錄》）

為何奏請恢復所辭歲祿

眾所周知，明太祖屬于寵子狂魔，對宗室極其優待。洪武九年（1376年）二月，眼瞅著幾個年長的子嗣即將之國，正式降旨額定諸王、公主的歲祿，此時明朝宗室不足三十人（十二個皇子、十名公主、二個孫子、一個侄孫、兩個堂侄女），因此對宗室很是大方，親王歲祿高達五萬石，連親王世子都有六千石歲祿。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閏九月，《皇明祖訓》正式成書，其時宗室宗室人數已經過百，明太祖發現苗頭不對，故借此調低宗室歲祿，親王歲祿降為一萬石，世子的歲祿被取消。

明太祖劇照

蜀獻王朱椿雖然于洪武二十三年之國，可老爹表示“四川糧餉供給云南，民甚艱苦”，被停祿五年。等歲祿恢復時，恰好趕上朝廷更定歲祿，所以他自始至終沒有領受過五萬石的歲祿，不過他與晉、燕、楚等藩享受了同等待遇，實領一萬石本色，比之代王朱桂等兄弟要幸福得多。

“（閏九月）辛卯，戶部尚書郁新言：‘親王歲米既有定議，請令有司如數給之。’上曰：‘晉、燕、楚、蜀、湘給與如數，代、肅、遼、慶、寧、谷遠在邊地，民少賦薄，歲且給五百石，齊府千石，嗣秦王幼，應用米有司月進，周府且未給，各府罷給及多寡不齊者，特出一時權制云。’”（《明太祖實錄》）

洪武朝以后，宗室人口如滾雪球一般，隨著時間推移規模越來越大，宗室們仗著太祖給的特權，在藩地為非作歹，常常惹出禍端不說，在經濟方面更是成為朝廷的沉重負擔。囿于《皇明祖訓》這部宗室最高法典，歷朝歷代只能對宗室制度進行小修小補，無助于解決問題。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在廣泛征求朝臣、地方官及宗室的意見后，朝廷頒布《宗藩條例》，對宗室制度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主要目的為削減宗室對朝廷財政的拖累，為此制定了限制宗王一級繼承權，調整宗室歲祿本色折色比例等一系列措施。

總之一句話，限制宗室擴張速度，減少宗室生活費。正所謂善財難舍，何況部分宗室已經陷入赤貧狀態，甚至出現了為去鳳陽高墻免費吃住，故意鬧事的情況。朝廷還要用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方式削減宗室開支，必定會激發宗室的不滿。因此急需有人站出來帶頭相應才行，且地位還不能太低，如此才有信服力。

當年十月，蜀王朱宣圻與荊王朱翊鉅率先表態，各自辭去祿米一千石、五百石。明世宗見二人如此識趣，非常高興，降敕褒獎二王。

“丙子……蜀王宣圻辭常祿一千石，荊王翊鉅辭常祿五百石。許之，仍各賜敕褒獎。”（《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劇照

在他們的帶頭下，各地藩王于嘉靖、隆慶年間紛紛上疏辭祿，朝廷來者不拒，同時給予褒獎。

可當時間長河行進到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四月時，朱宣圻突然對當年的決定反悔了。他上疏朝廷稱，歲祿減少后王府日用困難，請求將先前辭去的一千石歲祿重新賜予自己。

蜀藩立國二百余年，是底蘊深厚的老牌藩國，且因不具長壽基因，本支宗室成員人數較少，在太祖系宗藩之中處于末流，擔子沒有周、晉、代等藩重，府庫所藏充沛，不說富可敵國，也是一方巨富。若是手握每年九千石祿米的蜀藩都養不活自家成員，讓代藩、肅藩、岷藩等怎么活？

明神宗收到這份奏疏時估計很無語，奈何蜀藩歷來聲名顯赫，朱宣圻這位族叔也是賢名在外，這點面子明神宗還是要給得。于是捏著鼻子認了，不過特地說明，這屬于特許，不是常例，別的宗藩就別有樣學樣了。

“甲子，蜀王宣圻以贍養不敷，求復原辭祿米一千石。詔特許之，仍不為例。”（《明神宗實錄》）

阿越說

萬歷四十年（1612年）十一月初三，蜀王朱宣圻薨逝，在位53年，享年65歲左右。因明神宗與文官集團斗法失敗，躲入后宮通過罷工的形式消極對抗，導致朝政混亂，直到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正月，才得賜謚號曰宣。

“（十二月）甲午……四川巡按以蜀王于十一月癸巳薨逝聞。”（《明神宗實錄》）

蜀端王在位長達半個世紀，是歷代蜀王中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雍正版《四川總志》評價他說：“天姿敦厚，敬神恤民。”據記載，他在位期間成都官方修建橋塔，結果因為資金不足差點停工，他聽說后，主動捐資相助。工程完工后，當地官員請人撰寫碑記，其中提到“非賢王無以握柄。”也即沒有蜀王支持，工程不可能完工。此外他還建立宗學，教育宗室子弟。

四川科技館：蜀王府故址所在

但相對于前幾代蜀王要遜色不少，前文所提重討歲祿只是其中之一。再比如因為禮儀問題一度與地方官鬧得很僵。隆慶年間，他以藩王自傲，要求四川地方官定期過府朝見時“恭瑾踰節”。此舉惹得時任四川布政司參政的楊震厓很是不滿。既然你蜀王不仁，那休怪他楊震厓不義，據理力爭要求恢復舊制的同時，還對蜀藩田產展開審計，將被認定為王府侵占的田地重新歸還給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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