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遠明，湘潭韶山人，其生父毛澤承與毛澤東是第五代堂兄弟，外祖母是毛澤東的堂姑母，所以她既是毛澤東的堂侄女，又是毛澤東的堂表侄女。

毛遠明5歲送人當童養媳，丈夫胡元普1934年病死，后流落到長沙，經人介紹與譚泰平結婚。

譚泰平，平江縣人，從小種田、學織布，1927年參加農民協會，1930年參加紅軍，所在隊伍被打散后流落武漢、長沙等地幫人煮飯。

1939年譚泰平攜妻回到平江向家村。至1950年時，譚泰平一家三口人，有大小房屋9間，自耕田49畝4分5厘，耕牛一頭，農具齊全，除本人是主要勞動力參加主要農活外，請過長工、月工、零工。

譚1945年當過15天輪流偽保長，1949年湖南“反共團”組織開會“配民食”參加過一次會。

土改時在劃定譚泰平的成分的過程中，認為其有輕微剝削，經多次發動群眾討論、計算，認定解放前三年每年平均剝削收入比例大約為13.8%，最終劃為富裕中農。

1950年，譚泰平擔任梅樹村村長，同村的仇科富擔任秋征評議員。

仇科富把自家的產量評為三成，而秋征總評議員喻義和認為應該評九成，爭議中仇說最多評五成，最后，譚泰平拍板定為七成，比五成要多交500多斤稻谷的公糧。

仇科富認為譚泰平“一個屋場的人不幫忙，十個指頭往外彎”，從此懷恨在心。

1968年9月7日，向家公社召開“三查一清”（查成分、查歷史、查社會關系，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動員大會。

由公社革委會副主任繆正龍主持大會。

散會后，繆正龍立即進行“三查一清”對象摸底，梅樹大隊革委會副主任李愛芝等提出譚泰平的問題。

繆正龍認為正好可以樹立一個典型，把全公社的這場運動推向高潮，指示李愛芝抓緊成立專案組，收集證據立案。

證據主要來自仇科富、江浩明的揭發材料。仇與譚一向有矛盾。

江浩明出身反革命、地主家庭，父親江紹斌、大哥江慕湘土改被鎮壓，二哥江應國曾任國民黨上海市民食調配委員會委員，逃往臺灣。

本人當過保長、鄉干事，加入過國民黨、反共團，解放后由于積極揭發父、兄罪惡，檢舉反共團首惡、組織成員有功，經過鄉人民政府反復討論安排教育工作，后終因家庭、歷史問題被清退。

當“三查一清”運動在向家公社梅樹大隊轟轟烈烈展開后，江浩明憂心忡忡地對兒女說：

“山雨欲來風滿樓，運動又來了。這次兆頭很不好，是給土改補火。恐怕我江某人難過關了，石頭都要砍三刀啊。我江浩明能挺得住這三刀嗎？”

不過在繆正龍、李愛芝看來，江浩明屬于死老虎，斗爭他不容易顯出成績，而如果挖出譚泰平等“隱藏多年的階級敵人”則可以“放一顆大衛星”。

繆正龍可以升官，李愛芝可以由農村干部轉為國家干部。

江浩明則是為了轉移斗爭目標以求自保，所以經李愛芝動員，也積極加入了揭發譚家的行列。

仇科富說：“譚泰平是自首變節分子，自首以后參加國民黨，當過偽保長，管公堂。他從不勞動，屋里雇有長工、月工、零工，有土地、房屋出租，有6砣洋紗放賬(高利貸)，有一百元銀洋的流動資金。沒有劃為富農，是因為譚的愛人(毛遠明)與土改隊政委劉高俊打皮袢，得到劉的包庇。”

江浩明也提供了大致相同的材料，只是江的材料混雜在大量自我交代和揭發其他人的材料之中，更加具有混淆視聽的功效。

僅僅憑仇、江二人的揭發材料還不足以定案，李愛芝為了取得旁證，指使專案組采用指名問供、威脅“不作證也要劃為漏劃地主”的方法逼迫多人作偽證，又用改變筆錄、偽造手模的方法取得譚泰平自己的“口供”，終于坐實了他的“罪行”和64%的“剝削比例”。

本來經公社審批劃為地主的只是譚泰平一人，但譚當時已76歲，體弱耳聾，繆、李認為不經打，斗爭會聲勢造不起來，而其妻毛遠明年輕10多歲，斗起來才有意思，因而把毛遠明定為主要批斗對象。

批斗會11月9至12日連開4個晚上，9日晚上主要是仇科富“揭發”。由于“揭發”過于背離事實，甚至說毛遠明是冒充毛主席的親屬，毛遠明進行了有力的申辯：

“我姓毛，是毛主席的侄女。我前頭男人叫胡元普，是農民，不是偽軍官。我在他家做童養媳，他是得傷寒病死的，根本不是我殺死的。我弟弟在長沙總工會工作，他有名有姓有地址，不信你們去調查。”

繆正龍問：“你弟弟在長沙總工會搞什么？”毛遠明說：“他在長沙總工會管幾百人呢，難道總工會的負責人也會冒充毛主席的親屬嗎？我的堂叔毛澤普現在韶山特區當書記，我的親叔父毛澤癸、毛澤召都是革命烈士，你為什么不去問他們？”

10日晚上，為了“壓倒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李愛芝首先對譚泰平拳打腳踢，把他打癱在地。

接著，仇科富故伎重演受到毛遠明嚴詞批駁而陷入尷尬時，李愛芝又對毛遠明拳打腳踢，并把兩條手臂用麻繩捆緊，“反彈琵琶”綁到脖頸，跪到高凳上接受批斗。

16日凌晨，毛遠明爬進仇科富門前的水塘自盡。

1973年元月，毛遠明的堂弟毛遠翥寫了一封“毛澤東主席(堂叔)親收”的信，用特種掛號寄給“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辦公廳”。

毛遠翥雖然沒有收到毛澤東的回信，但聽毛遠明的嫡親叔父韶山特區書記毛澤普說，聽省里同志講，毛主席讀完信很傷心，沉默了老半天才說“羅姑娘，我是心中有數的，她是清白的。”

把信交給了身邊的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又把它轉給了中央一個權力很大、負責人級別很高的部門，那個部門的首長批了“請湖南省委認真調查嚴肅處理”幾個字，將信轉了下來。

1973年6月，地、縣委派出調查組。

7月4日江浩明、仇科富、李愛芝三人被拘留(1974年元月3日轉逮捕)。繆正龍則于1974年3月27日拘留、4月8日逮捕。

最終江浩明以“反革命階級報復”罪名判處死刑，仇科富死緩，繆正龍、李愛芝各有期徒刑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