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三農發布” 4月22日報道，位于內蒙古通遼開通縣建華鎮雙勝村，村民曝料，自己與十幾名村民共同承包的5000多畝土地還在合同期內，卻被村鎮兩級阻撓春耕。

為什么阻撓種植戶春耕呢？具體原因是從2024年4月份開始，承包土地的合同費用需要上漲。理由是，當時的牧草地新增了4650畝澆水田。

雙勝村村委會副主任華澤亮表示:“你只要交錢，我們馬上就撤，草地變成水澆地就得交錢。至于什么問題，你們可以去問上，我也不管什么法律條文，上面讓我斂錢我就斂錢，什么條文法律呀？”

雙勝村黨支部書記楊華則稱:“當時那塊地坑洼不平，也屬于沙沼地，再加上當年的水利設施跟不上，所以沒有人愿意承包，即使今年有人承包，來年沒有什么收獲，也都退包了。如今不一樣了，剛開始他們承包的是草地，如今已經變成水澆地了，所以鎮里讓我們要向承包戶收取水澆地錢！”

媒體曝光此事后，當地已成立工作組就此開展調查。23日，當地紀委監委工作人員回應稱，已關注到此事，正在核實涉事村鎮干部是否存在違法違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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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到這里，大家可能有個疑問，為什么堂堂的鎮、村兩級干部，盯上了農戶那點“水澆地錢”？甚至當著記者的面也要強收？

這只能說明，這些可能不合規甚至不合法的“水澆地錢“，對村、鎮兩級干部而言，非常重要。

當一個地方鎮、村兩級為了“水澆地錢”而不惜各種強壓，從邏輯上推斷，當地財政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問題，需要從這點新增承包農田“開源”。

那么，內蒙古開魯縣的財政狀況是個什么情況？

根據開魯縣財政局的數據顯示，2023年，該縣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實現了顯著增長，其中：稅收收入完成28632 萬元，同比增加 6112 萬元，增長 27.14%；非稅收入完成 47066 萬元，同比增加 1289 萬元，增長 2.82%。

然而，開魯縣當年的上級補助收入完成 403249 萬元（即40億），是其一般公共預算收入（ 75698 萬元，即7.5億）的5倍多，而且增長了40.15%。

這就說明，開魯縣是一個高度依賴轉移支付的財政結構。

值得注意的是，該縣一般債券轉貸收入 139274 萬元，全部為再融資債券轉貸收入，同比增加 109238 萬元，增長363.69%；再融資債券轉貸收入的激增，揭示了該縣面臨沉重的債務壓力，以及通過借貸來維持財政運轉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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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依賴上級補助和債務融資的財政模式，反映了開魯縣在經濟發展與公共服務提供上可能存在的深層次財政困境。一方面，地方財政收入增長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另一方面，大規模的債務融資雖短期內緩解了資金短缺，但長期看卻可能累積成更為沉重的財務負擔，限制了未來發展的空間。

在此背景下，雙勝村土地爭議事件的發生，似乎成為當地某些人試圖在財政困境中尋找新“開源”渠道的一個極端表現。這些鎮村干部，試圖通過對土地性質變更的名義，向農民額外征收費用，這種行為無異于從農戶手中“榨取”資金，以解燃眉之急。

如果此類現象不被媒體曝光，不僅會嚴重損害農民的合法權益，挫傷其耕作積極性，導致土地撂荒，糧食安全受威脅，更可能破壞農村穩定，激化社會矛盾。長遠來看，這將對地方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損害政府公信力，形成惡性循環。

但顯然，有些人顧不了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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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有關普通人的“收費之痛”事件不斷，如果說，前兩天重慶、成都曝光的煤氣費異動，是市民之痛，那么，“水澆地費”，就是農戶之痛。

從日常生活的煤氣費到農業生產中的“水澆地費”，表面看似是費用名目的轉換，實則是基層治理邏輯失衡與民生權益保障缺失的深刻體現。無論是作為國企的煤氣公司，還是鎮村，在面對某種營收或財政困境時，采取最為簡單粗暴、有違公平正義的“創收”方式，體現了治理邏輯的扭曲與公共利益與私人權利的錯位。

農民投入大量心血將貧瘠的土地改造成高產的水澆地，卻面臨突如其來的經濟負擔，這不僅是對他們勞動成果的否定，也是對農民財產安全感的嚴重打擊。隨意增設煤氣、水澆地等費用，無視合同精神，更讓人對于煤氣公司、開魯縣鎮村行為合法性和公正性充滿了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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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類事件一再發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2011年譯林出版社出版的《弱者的武器》一書中，就描繪了這種現象帶來的后果。

該書通過深入研究馬來西亞一個村莊的社會生活，展現了農民如何利用非正式、分散而日常的手段來對抗不公的權威和體制。作者斯科特認為，相較于公開的、有組織的斗爭，農民更傾向于采取不易察覺、個體化的“弱者的武器”來進行反抗，比如，農民在種植園或地主土地上工作時，通過故意放慢工作節奏、假裝聽不懂指示、或是做些無關緊要的事來消極抵抗。這種看似微不足道的抵抗行為，實際上減少了生產效率，對剝削他們的經濟體系造成了微妙但持續的破壞。

農民常常在表面上對權威表現出順從，但在執行指令時卻故意誤解或遺忘，以此來規避不公的勞動要求或稅收。通過這種策略，他們既避免了直接對抗可能帶來的嚴厲懲罰，又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反抗的空間。

在村落中流傳的謠言和對權威的諷刺，是另一種非直接的反抗形式。通過這種方式，農民在不直接挑戰權力結構的前提下，表達了對不公的不滿和對統治者的嘲諷，從而在社會心理層面削弱了權威的合法性。

通過這些案例，斯科特之處，在權力嚴重不對稱的環境中，弱者難以發起正面挑戰，因此他們選擇了一種更為隱蔽、不易被察覺的抵抗策略。這種抵抗雖然看似微小，但長期積累下來，對權力結構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斯科特還強調，這種日常形式的抵抗不是個別行為，而是普遍存在且持續進行的。它揭示了農民對不公的感知以及他們維護自身利益的智慧和韌性。

而通過展示農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挑戰權威，斯科特說明了表面上看似穩固的社會秩序實際上是脆弱的，因為它依賴于被統治者的默認與合作。如果當大多數農戶不滿甚至反抗這種秩序，那么這種秩序的未來可想而知。

弱者，并非一無所有，他們也有著自身獨特的武器。一個弱者的武器很弱小，但一千個、一萬個弱者的武器集合起來，就會爆發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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