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

“跨學科”對文學研究究竟意味著什么？是不是我們對它的理解還不夠清晰，以至于對它抱有過分的期許呢？

原文 ：《跨學科承諾應該實事求是》

作者 |華中科技大學 陳后亮

圖片 |網絡

不知從什么時間起，“跨學科”（或者“交叉學科”）逐漸成為文學批評界討論的熱點話題。在各種學術會議和演講報告中，我們不斷聽到發言人提到“跨學科”。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們也經常宣稱“跨學科”是自己的學位論文創新點。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歐美學界，文學領域的學者似乎都要比其他學科更熱衷于從理論層面討論跨學科的問題。以“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ity）為關鍵詞搜索近十年來出版的書籍，會發現有相當比例的專著都是擁有文學背景的人所撰寫的。這既體現了我們文學研究者對新知識潮流的敏感，也顯示出我們面對這種潮流所感受到的焦慮。特別是在文科遭遇日益嚴重的生存危機、人文專業普遍不被公眾青睞的背景下，“跨學科”儼然成為文學研究者渴望擺脫信任危機、向我們的社科和理工親戚們靠攏、重新成為一種體面的學術職業的有效路徑。于是，“文學與經濟”“文學與法律”“文學與醫學”“文學與科學”等名目繁多的“文學+”活動紛至沓來、熱鬧非凡。面對這樣的熱潮，我們還是不禁要問：“跨學科”對文學研究究竟意味著什么？是不是我們對它的理解還不夠清晰，以至于對它抱有過分的期許呢？

方法論上的跨學科

對于很多人來說，“跨學科”首先，并且主要意味著在方法論上的跨學科，即，借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比如使用數字人文的各種量化分析工具——來研究文學作品。然而如果我們回顧文學批評在過去一百多年的發展歷程就不難發現，文學研究從來就沒有所謂單純只屬于自己的研究方法。即便是構建了“內部研究”神話的英美新批評所推崇的文本細讀法也是從圣經詮釋學借鑒而來。人們研究文學的方法在絕大部分時間內都是多種多樣的，所謂“文史哲不分家”，哲學、歷史、政治、社會學、法學和心理學等不同學科的概念范疇都可為我所用。所謂“方法”，不過是人們進入文學空間的路徑或者解讀作品的視角。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有益于拓展和深化人們對文學作品的理解，都可以被借鑒。換句話說，文學研究在方法論上從來都是跨學科的，現在從這個意義上倡導跨學科研究并無新意。

研究對象的跨學科

“跨學科”的另一層意思就是研究對象的跨學科。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文學研究逐漸演變成了文化研究。隨著新一代年輕人的文學閱讀興趣減少，批評家也把注意力從經典作品轉向更加廣闊無垠的文化現象。對很多人來說，服裝、飲食、流行音樂、電影電視、體育比賽等無不是文化，無不可以成為研究對象。然而在筆者看來，有沒有一個相對明確的研究對象是界定文學批評的學科屬性的關鍵要素，也是批評家的職業身份能夠得到自我和社會認同的最重要標簽。文學批評家并非不可以關注廣闊的文化現象，但應該以文學為中介，應該通過作品來討論人的生活和文化。沒有一部文學作品不是關于人的生活的，而人的生活又是渾然一體的，它不能像知識對象和學科分類一樣被切分為不同的模塊。因此在研究對象上來說，文學批評還是應該堅守自己的學科屬性，以文學活動——不局限于經典作品，也包括通俗文學在內的各種作品的創作和閱讀——為核心興趣點。這樣的批評活動既是高度學科化的，同時又是超學科的，因為文學就是虛構的生活，而生活總是超學科的。

文學批評的跨學科影響

跨學科的最后一個題中之義就是實現文學批評的跨學科影響。很長時間以來，文學研究常被人們詬病的一點就是它的社會作用不明顯。雖然人們普遍承認文學對人、對社會很有好處，文學研究的重要性卻常被質疑，至少它不能夠像其他社會科學和理工科學一樣直接服務于社會民生。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降，隨著各種批評理論熱潮的興起，文學研究者渴望通過文學批評來介入社會的愿望日漸強烈，比如促進對性別、種族、生態等諸多方面的社會不公正結構的批判乃至重構等。如此一來，文學研究的影響也就不局限于學科之內，而是跨越學科邊界，在整個社會激起層層漣漪。如果說伴隨“理論熱”而興起的這一波跨學科熱潮主要興趣在于文學批評的社會政治效果的話，那么近年來的跨學科熱則更熱衷于文學研究能否帶來更直接的社會效益。在當前不少文學批評論著、項目申報書和學位論文中，作者在論證其研究的社會意義時，往往會在這些方面做出聽上去很誘人的承諾，比如在經濟、文化、倫理、法律、外交等方面建言獻策，促進國家在相關方向的政策調整等等。如果真能如此，那么文學研究也就變成了社會科學，它的人文屬性恐怕就大打折扣了。

紐約大學英文教授約翰·基洛利（John Guillory）在其新著《以批評為業：論文學研究的組織化》（Professing Criticism: Essays on the Organization of Literary Stud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2）中質疑了以批評為職業的文學教授們為了確立自身職業的合法性而不斷吹噓其社會職能的一貫做法。他認為，從一百多年前的自由人文主義者到上世紀后半段的批評理論家再到當前的從業者，文學批評家始終在抬高自身活動的社會意義。沒有人否認文學研究的積極價值，它能夠傳承文化經典、塑造民族精神、凝聚共同體意識、培育人文素養，甚至也可以間接促進一些社會問題的解決等。但問題在于文學批評家們往往過分夸大了自身的社會效用，比如聲稱可以在社會實踐領域帶來顯著的社會變化、促進公平正義的實現等。其結果是，文學批評往往自視擁有一種比其他學科更高的道德姿態，但又不能有效履行它所允諾的那些社會功能，它的存在合法性也就不斷被質疑。實際上，現在的文學跨學科研究熱也面臨相似的問題。很多有關效果的承諾明顯超出了文學批評的能力邊界，雖然暫時它們能夠為文學研究贏得以經費和職位為表征的尊嚴，卻有可能在未來進一步加重這一學科的信任危機，成為人們詬病文學研究華而不實的口實。

總結來說，文學批評在方法論上從來都是兼收并蓄的，現在倡導跨學科研究并非新鮮事物。在研究對象上，文學批評還是應該堅持以文學活動和現象為主陣地，以避免學科身份的迷失。在跨學科功能上，文學批評應該放棄那些不切實際的高調承諾，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如果說文學批評有不同于其他學科的獨特功能的話，那就是它擅于以文學為鏡，通過睿智有趣的思考，來增加我們對歷史、現實和世界的認知。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898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王立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