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見

伴隨人工智能生成式藝術發展突飛猛進，藝術與技術正走向一種史無前例的融合態。藝術會被人工智能技術取代，進而被其消蝕掉人最后的主體性，還是在科技的助力下創造出一種超媒介的全新藝術生產模型？感性的藝術與理性的科技之間的關系是沖突與制衡，還是融合與互補？重新思考藝術、科學與技術的歷史關系無疑十分必要。

原文：《以歷史之維觀照藝術與科技》

作者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孫曉霞

圖片 |網絡

過去一年中，人工智能的生成式藝術突飛猛進，尤其是AI圖像模型的井噴爆發，推動藝術與技術走向一種史無前例的融合態。在《2023生成式AI圖像模型年報》中，作者羅霄指出，在GPT等多模態模型的加持與助推下，“AI視覺藝術創作已經進入‘根據自然語言描述創建圖像藝術’的時期，更加接近人本身的創作狀態”。藝術會被人工智能技術取代，進而被其消蝕掉人最后的主體性，還是在科技的助力下創造出一種超媒介的全新藝術生產模型？感性的藝術與理性的科技之間的關系是沖突與制衡，還是融合與互補？重新思考藝術、科學與技術的歷史關系無疑十分必要。

分化—區隔—三足鼎立

藝術與技術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曾經長時間地合于一體，兩者作為對應于自然的人工技藝，在起源上共同纏繞于“技藝”概念和巫神傳統，同構于數理原理等，構成人們在歷史中對技術與藝術不做區分的底層邏輯。變化發生在16世紀前后。印刷時代，技術型知識史無前例地被落實于文本的書寫與圖像的精準再現。例如，1543年，維薩留斯出版《人體的構造》一書，這是首次用大幅插圖闡釋解剖知識的醫學印刷品，其中，提香的學生卡爾卡與維薩留斯合作繪制了大量帶有濃郁人文色彩的人體解剖插圖。書中隨處可見極富生機的動態形象，如骨骼圖中的骷髏表情豐富、姿態靈活，似乎是要展示移動中的身體，肌肉解剖圖下部所描繪的風景很可能是對死者生前故土的真實寫生，等等。科技知識的書寫中依然保留著濃郁的詩性思維與人文底色。

思想界意識到技藝與科學是兩種具有同等地位的不同知識是在17世紀末。伽利略將藝術（與技藝概念混合）的特性歸為發明，科學的特征歸為發現。此后，人類的全部知識被分化為作為“技藝”（arts）與科學（science）兩類，典型表現是彼時大量問世的百科全書。最終，法國啟蒙運動的代表作《百科全書》（The Encyclopedia, or A R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Sciences, Arts, and Trades）的問世，標志著過去由神學統領的混沌一體的知識星團，徹底分化為技藝“arts”與科學“science”兩大星系。技術類知識受到重視，技藝與科學雙峰并峙，攜手登上了知識的寶座。技藝與科技分化為人類全部知識的兩大支柱。

18世紀是強調分工的時代，也是知識分化的世紀，更是現代藝術體系崛起并獨立的世紀。1714年，伯納德·曼德維爾《蜜蜂的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中肯定了勞動分工的意義；1776年，亞當·斯密《國富論》開篇云：“社會生產力、人類勞動技能和思維得到大幅提高都是勞動分工的結果。”1753年，植物學家卡爾·林奈在《植物種志》（Species Plantarum）中采用屬加種差的二名法命名方式，以連貫、有序、簡潔、適時的方式建立起綱（class）、目（order）、屬（genus）、種（species）的分類系統，深刻影響到此一時期的知識體系構成。現代藝術體系的確立就發生于這一思想語境中。藝術在這一時期走向獨立，同時引發了其自身與傳統機械技藝的區隔。1746年，法國人夏爾·巴托以“模仿”為原則，構造出一種“美的藝術”體系，即由詩歌、音樂、舞蹈、繪畫、雕塑及建筑等組成的現代藝術體系，意圖在自由技藝之外，以新的原則將自身區別于機械技藝。不過，巴托所依托的“模仿”原則仍屬先天不足，只因在柏拉圖發明的“模仿”理論中，人類只是應用“技藝”來模仿真理或理念的，藝術只是第三等級的“模仿之模仿”，其中的人是無法實現其主體性的。直至1790年，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將“美的藝術”的本質規定為無目的的、自由的，這才真正完全地將“美的藝術”區分于帶有強烈目的性的機械技藝。表征人之主體性的“美的藝術”，不僅區別于略帶神秘主義的科學，也同時區隔于機械性的技術，現代藝術在知識體系中獲得了獨立地位和自主性，科學、技術、藝術三足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

藝術在認識論層面遭到科技碾壓

這場理論的風暴讓現代的藝術拋卻了“技藝”的知識框架，成功地擺脫了機械性的技術屬性，沉浸到對無功利審美問題的哲學觀照中。謝林、黑格爾的藝術哲學，以及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當代藝術哲學等對藝術本體的可能性展開了無止境的探索。但是，19世紀的歐洲更是科學主義、實證主義的天下，科學躍升為通向真理的唯一門徑，加之現代科學的精神氣質倡導介入自然、征服自然，經典物理學分支日臻成熟，化學、生物學、地質學、心理學等與技術凝結一體，獲得了長足發展。被“藝術”拋棄的技術投向科學的懷抱，傳統的機械技藝華麗大轉身，躍升為可信、可靠的科技。以無目的性為根本要義，藝術與技術及科學之間形成了鮮明的話語區隔，藝術成為科技之目的性的對立面。

科學的專業化、科目化、職業化、技術化，導致了人文和科技的加速分離，區隔進一步加深。科學、技術的合體帶來了無往不利的現代文明，獨立的、游弋于技術和科學對面的現代藝術及其理論卻在認識論方面失利，以審美無功利為根基的現代藝術基本無力與科技知識相抗衡，由此產生了極端情形——狂熱的科學主義和卑微的人文主義，甚至徑直出現了對藝術認識論價值的否定，哲學家杰羅姆·斯圖尼茲哀嘆道：“藝術對社會結構和歷史變遷并不產生什么影響，對知識領域也做不出什么貢獻；藝術沒有通達真理的方法和可確證的知識，它們各自離散、互不相關，因此不構成信仰或知識的主體，故不能產生真理”。藝術在認識論層面遭到科技知識的碾壓。

科技界開啟了對藝術的再發現

進入20世紀，隨著知識體系的不斷專業化，人類獲得了對各類知識的深度認知，科學、技術、藝術三者各司其職：科學是人類破解宇宙奧秘的鑰匙，是人發現“神”之未知世界的通道；技術是人類利用宇宙規律改造和創建自我物質世界的工具，是人建構“人”之現實世界的實體性手段；藝術則是構建詩意精神世界的最高級形式，是人打造“人”之精神世界的神異法物，重建理想世界，抵達人之本質意義上的精神棲居所。

基于此，科技界開啟了對藝術等人文價值的再發現。一方面，科技史研究接納和認可人文藝術的歷史性，如喬治·薩頓的《科學史導論》將科技史的研究視野投放在人文學科領域；托馬斯·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在文化人類學、文學史、藝術史、政治史、宗教史等知識中理解科技的進程；等等。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也有李政道、楊振寧等科學家對藝術與科學的統一性展開討論。另一方面，科技對藝術的支持以及藝術對科技的正向反饋受到正視。如1968年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創辦《萊奧納多》（Leonardo）雜志；21世紀清華大學創辦了《藝術與科學》叢刊。此后，大量藝術被直接內嵌于科技機構中，出現了大量的科技藝術實驗室，如麻省理工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跨界混搭、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旗下的藝術項目Arts@CERN，歐盟委員會自主計劃“地平線2020（Horizon 2020）”研究和創新計劃下啟動的STARTS項目（Science technology arts）等。其中，STARTS項目旨在通過整體性的、以人為本的研究方法整合藝術與科技，支持藝術家、科學家、工程師和研究人員之間的協同合作，以創新性來應對歐洲未來可能會面臨的社會、生態及經濟挑戰。藝術與科技在20世紀握手言和，在專業化的協作中走向融合。

科技：顛覆藝術生產方式的根基性力量

進入21世紀，科技變革了引發文明和知識結構的重組，“元宇宙”哲學奇點的到臨，人工智能的問世和急速更迭，不明朗的倫理與社會后果挑動著人類文明的脆弱神經。人類紀文明被顛覆的前夜，藝術被視為全人類文明抵御人工智能風險的一道防線和精神護衛者。藝術、科學與技術三者步入融合發展的新紀元。時至今日，異軍突起的人工智能不斷侵蝕著藝術的生成機制。基于媒介特性的詩歌、繪畫、雕塑、建筑、音樂、舞蹈等藝術門類，以及由媒介特性所決定的藝術創作和展示通道都將坍縮為創意性指令和數字內容。藝術不再強求針對媒介特質的基礎技法學習和訓練，運用人工智能技術，藝術可擺脫物質性媒介的束縛，呈現更為純粹的精神性本質。在人工智能風暴中，藝術對人類精神世界的建構意識更為凸顯；藝術所代表精神價值更為珍貴。NFT加密藝術品鏈上發行，非物質的藝術形式在網絡虛擬空間中長久展示并存在；各類AI視頻軟件的成熟，輕而易舉地取代電影電視這種至為復雜的藝術生產方式；藝術創作中的技術障礙和資源區隔被抹平，人人都可獲得進入原本技術化、圈層化的藝術界門票。創世主、天工、天才、藝術家、人工智能，藝術史中創作主體的觀念嬗變背后是科技不容忽視的驅動力。

人工智能技術時代，藝術可能被重新定義，關于藝術的哲學思考何去何從？傳統藝術理論中對“重技輕道”頗多微詞，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對今日由科技驅動的藝術變革無動于衷。技術已不再是18世紀被藝術所摒棄的那種機械性內容，而是與科學一體成為顛覆藝術生產方式的一種根基性力量。藝術的理論視野也需要投向科技，即關注藝術作為人之技藝的歷史本質，關注藝術與技術之深層聯系，關注當下藝術去物質化的未來可能及其問題，關注藝術對技術理性的人文救贖，等等。藝術與科技的融合發展已成定局，藝術之維的科技觀照、反思和對話是這個時代無法回避的哲學命題。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898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王立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