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者

林汲泉和草亭，都因周先生而蜚聲在外，而儒藏亦因周先生之倡行而終得士林響應。誠可謂，藏以人傳，泉以人名。

《藉書園圖》 傅海珠/繪

原文 ：《林汲泉邊走出的儒藏先生》

作者 |山東社會科學院 沈旺

圖片 |網絡

“身世茫茫萬古情，遺編讀罷淚縱橫。年來林汲泉邊路，夢里分明到草亭。”

林汲泉位于濟南市龍奧大廈正南方向的佛峪景區，泉周雜花簇擁，綠縈環翠，摩崖峻立，林茂谷幽，鳴禽啁啾，史載“泉自壁間飛瀉，穿云度樾，而歸于壑，最為名勝”。站立崖下，只見山泉匯流，噴珠飛練，流瀉成瀑。崖頂有禹王臺，上建有“聽瀑亭”（亦名環翠亭），佇立亭中，側目凝神，可觀賞瀑雨水簾拍打崖壁后的“飛流直下三千尺”。泉前有般若寺，一代著名的儒藏先生——周永年(1730—1791)曾駐留寺中，在一旁建草屋數間讀書于此，名曰“林汲山房”，他也自號“林汲山人”。其門生董云亦記載，周先生還曾于禹王臺上建有一座茅草涼亭，名曰“一草亭”。開篇詩句“夢里分明到草亭”中的“草亭”，指的就是“一草亭”。

開篇幾句詩選錄自《國朝歷下詩鈔》，詩句作者周宗熙，系周先生之孫。詩句飽含深情地追憶了其祖父周永年先生結廬林汲泉畔并就內讀書的情景，以及傾盡畢生精力，孜孜不倦為后學編纂《先正讀書訣》，倡行儒藏學說的情致。詩句提及的林汲泉和草亭，都因周先生而蜚聲在外，而儒藏亦因周先生之倡行而終得士林響應。誠可謂，藏以人傳，泉以人名。

收獲和創舉

周先生于林汲泉畔讀書時有兩大收獲和創舉。

一是籌建藉書園。周先生自幼即喜書，這也正應了其父周堂為其取字書昌，冀望其詩書傳家繼業之夙愿。其籌建藉書園淵源有自，周先生自幼好學，四五歲時即熟知《莊子》，年歲稍大，獨喜儒家內典，無所不觀，至其肄業濼源書院時，其藏書已達千卷之多，時年不過二十五六。其藏書不以多為耀，而是要“掇其精而嚌其胾”，其在孜孜以求、不斷努力下，終于建成了自己的藏書室——水西書屋。因其立志“盡致古今載籍”，故而他藏書的腳步并沒有就此停止，規模仍在逐步擴大，至與其好友桂馥商議籌建藉書園時，藏書已達五萬卷，待其高中進士，結識章學誠和邵晉涵等一眾好友時，其藏書已多達十萬卷。但這些藏書并非只為私藏，一“藉”字就足以表明意在“招致來學”。不僅如此，周永年還表示凡來園者，“寒士則供其食飲，極寒者并量給束脩，免其內顧之憂”，由“藏”到“藉”的轉變，表明周先生已率先打破了我國千年以來重藏輕用、私藏私用的陋習，開中國公共圖書館事業之先河。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周先生的藏書思想沒有僅僅局限于藉書園的狹小天地，而是中國藏書事業的整體，因此，他提出了“天下萬世共讀之”的宏愿，主張藏書應該穿越時空，縱橫經緯，因此他也被譽為我國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圖書館學家。

著名文獻學家章學誠曾專門把藉書園和天一閣、傳是樓、述古堂等書樓進行過對比，并指出：“其智慮之深淺，用心之公私，利澤之普狹，與書昌相去當何如耶！”他還于周永年去世后專門撰寫《周書昌先生別傳》，盛贊其“勤學而不為名，心公而無私于利，粹然古之醇儒”。

二是豐富發展曹學佺儒藏思想，作《儒藏說》，并附條約三則，使儒藏思想更系統，更具操作性。盡管儒家思想由來已久，歷朝歷代都不乏學士大儒和思想巨著的出現，然與儒學輝煌歷史不相應的是儒家典籍保護和生存的狀況堪憂，自秦始皇焚書坑儒開始，儒典屢遭“書厄”，焚書坑儒為是，纂修《四庫全書》亦如此。儒典沒有很好地保存下來，固然與其賴以生存的政治環境密切相關，然而與其沒有被系統地收藏整理，亦即建設儒藏也有關系。考諸歷史，直至明末始有孫羽侯提出“檃栝《十三經》疏議，訂覈收采，號曰《儒藏》”。孫羽侯也因此而被譽為儒藏第一人。然而因時間阻隔，加之記載疏略，語焉不詳，致使后學無從考證其于《儒藏》之實際貢獻，以致多少年來，學界一直未能給予其應有的學術評價。比孫羽侯稍晚些時候，另一明末進士曹學佺曾慨嘆：“佛、道二氏有藏，吾儒何獨無藏？”因此，他曾耗十余年之功，擬以四庫為基，因類分輯，仿作《儒藏》。可惜的是，這一千古偉業卻因明亡和曹學佺之殉國而中道夭折了。然而曹學佺實比孫羽侯幸運，因為有后學周永年踵事增華，孫先生于儒藏的首倡貢獻長期以來卻被忽略了。

貢獻及主張

周先生于儒藏的貢獻及主張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他認為儒藏須有閱讀指南，以使后學明了儒家思想之旨歸，主張“宜取自漢以來先儒所傳讀書之法……列于群書之前，經義治事……凡欲讀藏者，即以此編為師”，為此他還專門采擷歷代名家讀書治學名篇，匯編成冊，命名為《先正讀書訣》，以嘉惠后學，該書訣亦被譽為周先生《儒藏說》的“前言”。

他認為儒藏建設目的在于穿越時空，縱橫經緯，應宜“天下萬世共讀之”，為使藏書久而不散，應變私藏為公藏，主張“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之天下；藏之一時,不能藏于萬世”。主張共讀共用，“多置復本，藏于他處……彼此可以互備”。

他倡導儒藏宜免費，且需要有專人管理，主張“須共推一方老成三五人經理其事”，且須“略立規條”，對于寒士，則免費，且宜供其飲食。如果把周先生這一主張同現代圖書館管理事業相對比，不難發現其中許多相似甚至相同之處，但其閃爍的公益思想光輝卻無與倫比。

他提出了儒藏建設的方法論。周先生深知儒藏建設絕非僅憑個人的旦夕之功可成，卻“人人可辦，處處可行”，為此他主張群策群力，通過集體的力量“建義學，設義田”；主張當下宜先聚書籍，然后編立《儒藏未定目錄》，針對書籍燦陳如星斗的現象，主張編輯“儒藏前言”，以為讀書指南，使后學讀儒藏“涉海有航，無遠弗屆”。

此外，周先生還身體力行，親自實踐建設儒藏。不料工程剛剛開始，即被召回京師參與撰修《四庫全書》。周先生并未氣餒，依然逢人說向，以俟機緣，曾經邀約摯友桂馥置田筑廬及石室以藏萬卷書，而且他還在與李文藻、俞潛山、孔葒谷等信札往來中多次談及儒藏思想主張。在周先生的倡行和影響下，士林響應，以致“羅有高、劉音等為之張目”，后者更是欣然而作《廣儒藏說》。

周先生畢生以書為業，以書為媒，從其思想發展軌跡和實踐所行來看，藉書園事業是與儒藏說思想前后相繼、同條共貫、互為一體的，藉書園是其儒藏中心思想“天下萬世共讀之”的理想實踐初型，而儒藏說則是其藉書園事業理論化的升華。

周先生的儒藏思想得到了后學的重視。早在上世紀90年代，在德陽國際儒學會議上，舒大剛教授即提出了編修儒藏的倡議，并被列為川大重點項目和“211”重點項目。2003年8月，北京大學中標教育部“《儒藏》編纂與研究”年度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項目。一時間，南有川大，北有北大，遙相呼應編纂儒藏。如今歷時25年的川大版儒藏已經問世。歷時20年的北大版《儒藏》（精華編）三期出版計劃也已圓滿收官。今天，儒藏夢圓之際，當我們重新站在林汲泉邊，遙望周先生曾經讀書的地方，憶及周永年先生一生為之勇毅前行、蹈之勵之的儒藏事業，聯想起當下無數學人正在孜孜以求的“儒藏”這一重大文化工程，心里除了敬佩之感，更增添了一份告慰之情。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897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王立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