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葦箋

“為什么包貝爾還能拍電影？他的受眾到底是誰？”每當有包貝爾的新作上映，此類質疑就層出不窮，甚至有業內人士推測他的項目回報率都很穩定且不虧，這些疑問仍會成為行業內的一種“迷思”。

在剛剛過去的清明檔，包貝爾自導自演的《大“反”派》上映，加上這周末即將上映的《出門在外》，不到半年，包貝爾已經出現在八部作品中，其中四部都是主演。

帶著疑問，河豚君去北京朝陽區的影院觀看了《大“反”派》。那晚，包括河豚君在內，影廳里只有四位購票觀眾：一對情侶，和一位坐在河豚君身邊的女士。放映結束后，我問這位女士為什么來看包貝爾的電影，她告訴我，她是包貝爾身邊的工作人員，買了云包場來支持...

一線影廳里的有限樣本無法解決問題，河豚君又詢問了影城經理、電影市場分析師等業內人士，結合包貝爾往年作品的數據，試圖找出看似評分并不高且也不夠有爭議的他，如此“高產”的原因。甚至，我們發現包貝爾是少數能“打通大小屏”的演員：在網大領域，他的“東北戀哥”系列也是穩定的2000萬+。

除了在演員組盤、內容編排和有策略的線上線下發行之外，包貝爾“成功“的背后，也折射出喜劇市場一直被忽略的缺口：穩定的下沉市場與中腰部喜劇演員的斷層。

他也為眾多無法達到頭部的演員找到一片“藍海”：找到最適配自己的觀眾，也能在行業內實現“長青”。

消失的“路人緣”

在網絡輿論場，包貝爾就是“爛片”的代名詞，特別是他導演或主演的喜劇片，豆瓣均分不及格，“有包貝爾不看”成為出現最多的網友評論。

“路人緣”不是突然消失的。早期包貝爾曾有過兩個出圈的角色，《致青春》中愛而不得的癡情老張，和《宮鎖沉香》里的太監蘇培盛。彼時作為形象鮮明的配角，大家對其演技還沒有太多質疑，大多認為其“挺貼角色”。

2015年，《港囧》上映，他代替原來的王寶強與徐崢搭戲，在影片中飾演徐崢的小舅子，但因為形象與角色不符，惹來一眾罵聲，觀眾對其的評價大多是“演技尷尬”，演得“招人煩”。

這也成為他演藝生涯的轉折點。

盡管這部《港囧》創下系列票房新高，也讓其知名度大增，但對包貝爾卻是反向加成，路人緣漸失。后來他在采訪中總結原因，認為是角色本身不太討喜，而自己的演技是過關的。

之后，婚禮上的鬧伴娘事件、主創作品抄襲等爭議陸續讓包貝爾在微博、豆瓣等一二線網絡輿論場成為“招罵”的存在。但同時，他仍然每年不斷出現在喜劇作品中，也讓網友持續發出“為什么他還能拍電影”的疑問。

這其中存在一個“悖論”：喜劇是極其依賴主演魅力的電影品類，比如會出現用“含騰量”來判斷喜劇好笑程度的標準。但在普通網友的認知中，包貝爾的路人緣無疑跌到冰點，為何還能一直在喜劇賽道穩定產出？

或許從包貝爾電影的票房分布能找到一部分原因：比起沈騰、黃渤、徐崢等全民向的喜劇人，包貝爾的喜劇受眾更集中于東北地區和三四線城市。

今年1月上映的《動物園里有什么》票房超過1億，在黑吉遼三個省的排片連續一周高于20%，票房占比也穩定在10%以上。在三部外片、四部國產片激烈競爭的清明檔，《大“反”派》在東北地區的排片占比也能持續高于10%，遠高于其他地區。

《動物園里有什么》的東北三省票房

從城市分布來看，包貝爾電影受眾明顯呈現“金字塔”型，一線城市票房占比普遍比三四線城市少一倍，且一二線城市的票房會在后續明顯下滑。

其他5億以上的喜劇電影則分布更為均勻。比如今年1月的黑馬喜劇《年會不能停》在各線城市的票房占比都穩定在25%左右。其上映次日，《一閃一閃亮星星》因為“下雪場”占據了絕大部分下沉市場，而《年會》還能憑借高口碑在一線城市保持穩定的票房。

如果說徐崢、沈騰、黃渤是明顯的“全民向喜劇人”，那包貝爾就是“下沉市場之王”。

“微博和豆瓣上罵他的人，與真正買票去看的不是一群人。他的受眾大部分是那些在三四線城市打著螺絲釘，或者在國企事業單位上著班、五點半下班的人。他們需要一些這樣的喜劇來調劑下班后的生活。他們也不是豆瓣用戶，對所謂講究邏輯的起承轉合或是屎尿屁的笑點也不那么在意。”電影市場分析師小陳告訴娛樂資本論。

換句話說，我們在網絡輿論場上看到的差評，與包貝爾真正的路人緣是割裂的，“網絡上的包貝爾和影院里的包貝爾其實是兩回事。”

包貝爾“高產”之道

從處女作《胖子行動隊》到今年年初的《動物園里有什么》，包貝爾主演或主控的作品，雖然很少大賣，但也能維持在1至2億的水準。究其原因，“包貝爾作品的選題、內容編排以及里面的商業化元素，其實一直是比較恒定的。”與包貝爾有過合作的小林分析。

幾乎每一部包貝爾主控的電影都會陷入致敬還是抄襲的爭議，目前他主控的電影也大多有原型：《胖子行動隊》被指與《王牌特工》相似，《東北戀哥》翻拍《當男人戀愛時》，《陽光姐妹淘》直接將原版放在一旁按原樣拍，《動物園里有什么》翻拍自韓國電影《秘密動物園》，剛上映的《大“反”派》也與法國電影《誰是超級英雄》類似。

但翻拍也是包貝爾可以保持“高產”的原因之一。小林告訴河豚君，“包貝爾的河馬影業一直都在搜索喜劇片庫，比如韓國的性喜劇、或者英美那邊有點屎尿屁惡俗趣味但大家又能看進去的本子。這讓包貝爾不缺可以拍的內容，翻拍讓劇本創作的時間成本縮短，有原作參考的翻拍也比原創故事更容易過會、找到投資。”

另外，包貝爾作品的演員組盤也有比較穩定的序列，不僅經常組到“全員喜劇人”的陣容，配角的選擇也很有講究。“為什么選擇克拉拉？因為她填補了這類電影中不可或缺的‘花瓶’角色，另外，他也會選擇賈冰、‘開心麻花’的常遠以及‘趙家班’的宋曉峰這類下沉市場耳熟能詳的、有觀眾緣的陣容。”

小林告訴河豚君，這些喜劇演員都有比較固定的圈子，互相在作品中客串，其實出演成本并不高。

在發行選擇上，包貝爾也有獨特的策略。一位影城經理小王發現，今年1月《動物園里有什么》上映同期，“沒什么新片”，因此這部口碑不佳的翻拍喜劇也能拿到1億以上的票房。

《動物園里有什么》其實復刻了之前《大紅包》的“冷檔期”突圍戰略。該片在2021年元旦后、春節前的一個月，由于同期幾乎無可競爭影片，上映前兩周都是日票房冠軍，和其競爭的只有已經上映了一月的《送你一朵小紅花》和《拆彈專家2》，因為沒有新片，《大紅包》前12天都有20%以上的排片，最終拿下2.35億票房。

另外，小王也發現，包貝爾的喜劇片幾乎“院網同步”，影院上映兩周左右就會在網絡上線，“確實有小鎮青年不愿意花35塊去院線看電影。但他們會充視頻會員，愿意在網絡上免費看一部喜劇。”

這些受眾也組成了包貝爾喜劇的“基本盤”，成為在網絡輿論場上“隱身”，但卻在電影院或者線上花著真金白銀支持包貝爾的人群。

另一方面，對下沉市場喜好的準確把握也讓包貝爾在網絡電影領域迅速成為頭部，他主導的《東北戀哥》系列已拍攝兩部，每部都獲得2000萬以上分賬票房。他也是為數不多可以“打通大小屏”的主創，小林認為，這是因為包貝爾可以抓住男性下沉市場需求，比如不斷客串的克拉拉和男屌絲逆襲的故事。

從內容上看，盡管包貝爾的喜劇會有被影評人、豆瓣網友鄙夷的惡俗段落，經常出現扒褲子、被卡住、突然下跪、被飛踢、涉及身材歧視等“屎尿屁”笑點，本身劇情邏輯也經不起推敲。

但包貝爾的喜劇一直有非常穩定的敘事套路：憋屈小人物因為某個意外事件實現逆襲或“將錯就錯”，利用強設定和高反差制造笑點，用吐槽的方式，讓走進影院的大部分觀眾至少“能笑出來”，最后達成一個合家歡的團圓結局。

“包貝爾的喜劇一直都非常直給，他不追求笑中帶淚，不追求內涵，就想能撓撓你，把你撓笑。”看包貝爾喜劇的大部分觀眾，并不追求在影片中獲得任何深層次的思考，只是想在不到兩小時的時間內獲得一點可以笑出來的機會。

“包貝爾就像喜劇市場的拼多多。我不說有天他能打敗沈騰，但是他永遠有自己的那塊市場。而且這個市場的人是你質疑不得和辯駁不得的，人家就是真的喜歡看。”小林總結。

斷層的喜劇演員與“進擊”的包貝爾

“其實包貝爾能出來，很大原因是喜劇演員市場出現了明顯的斷層。今天如果我們想拍一個一個10億以上喜劇電影，唯一可以找的男演員就是沈騰，再往下就沒有了，然后就是穩定在1億至2億的包貝爾。”

制片人小汪告訴河豚君，如今我們所看到的“包貝爾高產穩定”的現象或許是一種“幸存者偏差”，背后其實是國內喜劇演員斷層的現狀。

“我們有頂級、可以扛票房的一類演員，比如沈騰，以前的徐崢、黃渤，但一是產量有限，二是徐黃兩人已經很少再出演喜劇作品，黃渤從《一出好戲》開始也明顯想轉型。這樣的情況下，會有更多像包貝爾這樣的演員，每年拍好幾部小成本喜劇片，來填補市場缺口。”

即使已經有了像《一年一度喜劇大賽》或者脫口秀演員這類補充喜劇人才的路徑，但小汪認為，作為大銀幕的演員，這些喜劇演員在大眾認知度層面還不夠，無法“自帶票房進場”，如今還大多在喜劇電影中客串。

但包貝爾也很難向上突破，只能持續保持在如今“穩定”的層級，除了受眾市場的限制，另一方面其本身表演范式也逐漸固定：只能演鬧劇中的小人物或者類似《“大”人物》中的囂張反派。

除了包貝爾，常年在喜劇中擔當“綠葉”的常遠、賈冰、魏翔、艾倫等演員也陷入同樣的困境。“常遠經常演有些娘娘腔的‘二尾子’，賈冰是大叔，艾倫是塊頭大的傻子……這些演員所接到的角色和表演范式都會陷入一種固定套路中，演過于和氣質不符的角色觀眾也不買賬，很難有所突破。”

“包貝爾模仿的其實是王寶強和徐崢的結合體。有精明的地方，又有憨厚的地方，你總能在他的身上找到一些前輩的影子，或許因為不是‘開山鼻祖’，爬不到這個行業的最頂端，但這個市場總有他的機會。”

小林與包貝爾合作過，他發現，包貝爾遠比外界所看到的要謙虛，愿意接受一二線受眾對他的“不喜歡”，也愿意向資本和市場低頭，但同時，“包貝爾自己把欲望降低了，他不想去當一個像黃渤或大鵬一樣拍深刻東西的演員，他也不愿意向不喜歡自己的觀眾解釋什么，而是把自己蜷縮在舒適區。”

作為導演，包貝爾只拍類型題材相似的喜劇，比如“大”系列的《大紅包》和《大“反”派》，也不排斥翻拍，大大降低了創作難度。作為演員，在《“大”人物》中飾演的反派受到認可后，他后續參演作品大多都是類似角色，《檢查風云》里的反派陳鑫，已經開機的《打黑》和《制暴》中他分別與釋小龍和謝苗對戲。

王晶曾在采訪中提到，周星馳后來不再演喜劇是因為無法接受自己還像以前一樣“扮丑、裝傻”，這也是國內外大多數喜劇演員的選擇，到了一定年歲就選擇轉型。

小林發現，能大火的喜劇演員本身其實是長相姣好的，包貝爾天生就缺少這個優勢。但在他主控的喜劇中，他常常是有頭發的，也很少在形象上“自污”，或許這也是包貝爾如今仍能繼續喜劇演員之路的原因之一。

回到開頭那個疑問：為什么包貝爾還可以繼續拍電影？

一方面是他的主動選擇，了解下沉市場、男性用戶需求，選擇類似的內容編排模式，有打通大小屏的實力，多年積累的演員、導演經驗以及圈內人緣讓其能主控一部完整的作品。

另一方面也是喜劇演員斷層的外部環境，讓其在中小成本、低俗喜劇領域擁有絕對的話語權和固定受眾，補足了頭部喜劇票倉以外的市場，成為一種特殊的存在。

在內容賽道中，大多數人都達不到頭部，包貝爾找到的是另一片遠不被人關注的藍海：找到與自己適配的受眾，形成“自洽”且極具性價比的創作方式，實現演藝事業的“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