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間，三大戰役全面取得勝利后，東北野戰軍主力集結在平津冀地區休整，解放軍總部派出一個調研小組，深入各部隊考察編制和裝備情況，他們驚訝地發現，由東野第2縱隊整編而來的第39軍，建制兵力已經突破70000余人，且沖鋒槍等自動武器的裝備數量，也大大高于額定編制！

蕭、羅、劉首長

特別注意，單位建制的兵力和裝備如果嚴重超編，并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會直接影響部隊的作戰組織、調配和指揮，因此調研小組將考察報告提交給總部以后，東野在整編過程中的“瘦身”勢在必行。

經過必要的調整和精簡，至第四野戰軍拔營南下的4月份，所屬各軍的兵力均有一定減少，但普遍還保持在50000到60000人的水平，畢竟四野的各軍，在南下之初還是“軍轄四師”的狀態。

如按每個步兵師12000人的滿編標準，再加上軍部和直屬隊，這樣的兵力規模還是比較合理的。

此時的第39軍，官兵總數約68000余人，確實比總部調研時少了二三千人，但還是頂得上蔣軍一個缺兵少將的“兵團”了。

到解放戰爭后期，由于大量被殲和補充困難，蔣軍能夠達到8至10萬人的兵團，已然寥寥無幾，絕大部分在5至7萬人之間，因為每個師平均只有6000人、每個軍平均不到20000人，兵力規模還真不如四野的一個主力軍。

身穿蘇聯軍裝的劉亞樓

此時第四野戰軍仍然只有第十二、第十三這兩個兵團的建制，為順暢指揮和管理12個主力軍加特種兵部隊的88萬人馬，增設兵團數量確是當務之急，事實上，“林羅劉”首長也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

組建新兵團的難點，在于高級人事的安排和領導機關的來源，第十二兵團和第十三兵團的司令部，那是繼承了原遼東軍區和冀察熱遼軍區的機關，如今要增編新的兵團，“司政供衛”各單位如何建設起來？

四野總部反復研究并報請軍委批準后，于南下途中的4月28日正式下達命令，決定增設第十四和第十五兵團，同時以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空降”到第十四兵團擔任司令員職務，第十五兵團司令員則提拔了鄧華將軍。

始終在野司工作的劉亞樓，為何要下來帶兵呢？其一是“103”積極要求領兵作戰，林羅首長得給機會；其二，能夠指揮五個軍34萬人馬，29個小時勝利解放天津，已證明了“103”不僅是個優秀的參謀長，還具備大兵團作戰指揮的相應能力。

劉亞樓在天津前線

01、第十四兵團總兵力居全軍之冠

四個兵團的建制補齊后，四野終于可以把12個主力軍，平均撥隸給各兵團指揮。

其中劃歸第十四兵團的3個軍，分別是劉震第39軍（東野2縱）、吳克華第41軍（東野4縱）和吳瑞林第42軍（東野5縱）。

從各軍番號順序可以看出，四野首長對“103”還是比較偏愛的，第十四兵團居然獨占“東北五虎”之二！

此時第41軍的兵力為47000人、第42軍的兵力為64000人（安陽戰役有一定傷亡），再加上第39軍的68000人，戰斗部隊已達179000人。

至于兵團部各單位的來源，四野決定將東北軍區所屬的“熱河整訓司令部”2000余人，整體改編為第十四兵團領導機關，也就是說，第十四兵團成立之日，編制兵力已經超過了18萬人，這是什么概念呢？

第一野戰軍正式成立時，野司外加第一、第二兵團，總兵力也不過155000余人，竟然不及劉亞樓一個兵團的人數，可見當時四野的兵強馬壯！四野當時沒有組建五個以上的兵團，唯一的理由只是“低調”而已。

事實上，軍委的確提前給四野預留了五個兵團的番號，但四野仍然跟三野一樣，最后只編組了四個主力兵團（不含起義部隊），而由于第39軍、第42軍的超編，使劉亞樓兵團的編制人數，高居我軍十九個兵團之首！

大軍入關

02、兵團參謀長職務暫時空缺

關于第十四兵團的領導班子，野司經過認真研究，決定調升第41軍政委莫文驊（開國中將）為兵團政委，同時給劉亞樓配備了兩名副司令員：第一副司令員黃永勝（開國上將）、第二副司令員劉震（開國上將），他們的原職務分別是第45軍和第39軍的軍長。

其中黃永勝為專職副司令員（第45軍已劃歸第十二兵團），擬協助劉亞樓進行作戰指揮，而劉震仍兼第39軍軍長，更多的是明確晉升了兵團副職的級別；另外晉升第39軍政委吳法憲（開國中將），為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兵團司令員、政委、副司令員副政委都配齊了，整個第十四兵團的領導班子中，唯獨缺少參謀長一職的人選，一些自媒體文章介紹說，該兵團是由“吳法憲兼任參謀長”，這種說法既毫無根據，也有違軍事和軍史之常識。

吳法憲

一方面，幾乎所有的解放軍軍史資料，在介紹第十四兵團領導班子時，都沒有提到參謀長的姓名，也未注明是由吳法憲兼任的；

另一方面，以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再去兼任參謀長，簡直是聞所未聞，完全是軍政兩個系統的干部嘛。

無限接近歷史事實的真相，應該是第十四兵團參謀長暫時空缺，筆者個人觀點，這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其一，第十四兵團的組建過程畢竟很是倉促，當時更有大批四野將領奉調到解放軍總部工作，上級一時沒有找到和確定合適的人選。

其二，作為原東北野戰軍和第四野戰軍的參謀長，劉亞樓參謀業務嫻熟且脾氣火爆，給曾經的“103”當參謀長，可不是隨便哪個將領就能勝任的，既要具備優秀參謀長的素質，還需要劉亞樓司令員認可才行，“雙向選擇”起來確實困難。

其三，即便兵團參謀長未到任，也不影響劉亞樓的運籌和指揮，因為他自己就是個好參謀長，有合適人選的再行調來便是，因此從1949年5月至8月間，第十四兵團的參謀長處于暫時空缺狀態。

莫文驊和羅政委在紅軍時期

03、劉亞樓被內定為空軍司令員

劉亞樓初任兵團司令員之際，自然是躊躇滿志，準備在戰場上大顯身手再建新功的，然而實際情況是，在第十四兵團宣告成立的5月1日，劉亞樓和莫文驊都未隨四野主力南下，他們仍然滯留在平津地區。

其中莫文驊政委正在天津，加緊接收和組建兵團部，而劉亞樓因為要處理“野司”的一些移交工作，以及為了給第十四兵團部“招兵買馬”，當時還留在北平，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出兵團參謀長暫時空缺的原因。

直到5月底，莫文驊、吳法憲才率兵團部自天津啟程南下，追趕所屬部隊。1949年6月初，當第39軍、第41軍在漢水北岸休整待命時，兵團部終于趕了上來，但軍事主官劉亞樓仍未到職，此前該兵團所屬三個軍的作戰行動，是由“野司”直接指揮的。

黃永勝

換言之，自第十四兵團成立之日起，司令員劉亞樓便一直滯留在北平，并未真正地指揮所屬部隊進軍中南，兵團司令部也從未發出過重要的作戰命令，有沒有參謀長根本無礙大局，而就在劉亞樓準備動身趕赴部隊時，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

彼時我們要解放全中國，那么組建人民空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毛主席心中早就默認，首任空軍司令員非劉亞樓莫屬，除了看中劉亞樓“集指揮、謀略、行政于一身的全才”之外，擔任過東北老航校校長以及留蘇背景，更是加分項。

因此，毛主席在7月10日致周副主席的信中，明確要加快空軍的組建步伐，并正式提議以劉亞樓為首任司令員。

次日，周副主席親自接見劉亞樓，傳達了軍委的指示，并責成劉亞樓提出空軍主要領導干部人選和司令部機關組成的建議。

劉亞樓雖感突然，還是堅決服從了命令，同時建議：空軍司令部應由十四兵團機關加上軍委航空局的人員組成。

如此到了7月26日，軍委正式給四野下達了調令：“決設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人選以劉亞樓任司令員最合適”。

空軍劉司令員

04、第十四兵團建制奉命撤銷

事實上，第四野戰軍主要領導人對于劉亞樓被軍委”截胡“，還是非常不情愿的，曾分別發出三電慰留，一電向軍委力陳：“我們建議亞樓仍來前方指揮作戰，如亞樓留中央不來，則我們前線指揮甚感困難”。

另一電直接致劉亞樓本人勸說：“不要去擔任航空方面的工作，早日來武漢”；最后一電則發給了正在天津養病的羅榮桓，希望羅政委從中轉寰：“亞樓必須回前方才能應付得開”。。。眷顧之心，溢于言表。

可惜胳膊擰不過大腿啊，中央既已決定了的事情不容更改，并且客觀來說，劉亞樓也確實是最合適的空軍司令員人選，于是軍委發出進一步的指示電，對第十四兵團下一步工作做出具體安排：

“空軍司令部即調十四兵團司令部（司政供衛）再加入空軍人員組成，十三、十四兵團可合為一個兵團，黃永勝調任十三兵團副司令員，即由該兵團指揮5個軍進入廣西作戰”，也就是說，不僅劉亞樓調總部工作木已成舟，整個第十四兵團的司令部也要北上。

劉震副司令員

鑒于四野頗為不舍有拖延之意，軍委于8月1日再發催促電：“請即令其開來北平待編”！四野無奈之下，終于在8月5日發布《戰字第75號命令》：“著十四兵團直屬隊全部機構調歸軍委，成立空軍司令部”。

至此，第十四兵團改制為空軍領導機關已成定局，8月19日，兵團機關及直屬隊共2500余人，乘火車前往北平南苑實施集結待編，此前的8月1日，劉亞樓已經率代表團出發前往蘇聯，第十四兵團的番號和建制，遂于當月正式撤銷。

原第十四兵團的主要軍政首長中，莫文驊調任第十三兵團政委、黃永勝調任第十三兵團副司令員，另受兵團部改制的影響，部分兵團首長也從陸軍“轉行”成為空軍將領，比如劉震出任中南軍區（四野司令部兼）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出任空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根據“野司”的具體安排，原兵團屬第39軍轉隸第十三兵團指揮、第41軍轉隸第十二兵團指揮、第42軍則劃歸野司直轄，成立剛剛三個多月的第十四兵團，就此消失在第四野戰軍的戰斗序列中，成為我軍歷史上存續時間最短的兵團！

劉亞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