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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2月20日晨，薄霧中的北京城，天色愈發黯淡，有那么幾分“山雨欲來風滿樓，黑云壓城城欲摧”。此刻的中南海醫務室外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所有人員被要求距離醫療室15米范圍外。

戒備為何如此森嚴？因為病重中的周恩來總理預感到自己時日無多，特地召見了中央調查部的部長羅青長。周總理將向羅青長移交中共最頂級的隱蔽戰線名單和信息。隱蔽戰線一直是周總理親自領導，其中許多重量級的潛伏者，只有周總理知曉，他也是唯一擁有這份完整名單的人。

病房內，周總理對羅青長說：“為了我們的事業，我們的戰友和老朋友不少人跟著國民黨去了臺灣，海峽相隔，現在聯絡中斷，但如果有一天我們統一臺灣，他們一定會出力，而成功那一天，你們也千萬不要忘記他們……”

“絕不有負所托。”羅青長鄭重承諾，接過名單。周總理放松下來，感覺病痛再次襲來，劇痛中神情有些恍惚。羅青長清楚聽到周總理反復叨念著一個名字“楊登瀛”。

出來后，羅青長立刻派人調查，楊登瀛是誰，何方神圣，為何能讓周總理在彌留之際也不能放下？

楊登瀛，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駐上海的特派員，中統特務在上海的最高負責人。他身居國民黨高位，卻在中國共產黨最艱難時期毅然選擇了我黨，并作出巨大的貢獻。周恩來、陳賡稱他是為中國革命立了大功的人。

楊登瀛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個不是黨員的特工，卻多次挽救上海地下黨組織，幫助不少中共高級領導人化險為夷，這些人包括周恩來、任弼時、關向應等。

楊登瀛不愿意加入中國共產黨，因為他聲色犬馬，吃喝嫖賭樣樣精通。他無法舍棄女色和物質享受，這樣一個充滿了肉欲的花花公子，卻在營救中共領導人，多次不惜一擲千金，以命相搏。

也許這就是人性，善與惡的化生，如孟子所言，人生在世，當有所為有所不為。

1893年楊登瀛出生于廣東省香山縣前山，家境優越，親戚從事與日本方面的貿易生意，他在16歲時被送去了日本留學，在早稻田大學完成大學學業，主修經濟專業。

楊登瀛屬于典型的富二代，有錢又靚，在日本待了整整10年，深受日本開放的風俗影響，思想前衛，整日吃喝玩樂，鶯鶯燕燕，但學業卻沒有落下。

楊登瀛在這方面有點像文天祥，極盡享樂，但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絕不含糊。1919年回國后，他雖然是在日本洋行工作，但先后參加了“五四運動”和“五卅反帝斗爭”。

日本洋行對他“身在曹營心在漢”的這種方式很不滿，但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因為楊登瀛的業務能力太強了。他特別擅長交際，加上淵博的背景，與青幫頭目、商界人員、租界官員、政府要員均有交情或交集。

他和這些人要么小時候一起下過鄉，一起上過學，要么是現在一起嫖過娼，一起分過贓。這讓楊登瀛在上海灘左右逢源。

紙醉金迷中，迷迷瞪瞪過了6年。1925年楊登瀛認識了兩個在日后改變他人生軌跡的人，一個是青幫中人兼同鄉楊劍虹，另一個是他的日語學生，中共地下黨員陳養山。

三人年紀相仿，亦師亦友。楊劍虹和陳養山當時均屬于無名之輩，楊登瀛沒有輕視二人，反而在生活和經濟上照顧他倆，很有及時雨宋江的風范，義薄云天。

楊登瀛在這兩人最窮困潦倒的時候接他們回家，一個鍋里吃飯，一張床上睡覺，成為了莫逆之交。

1926年，郁郁不得志的楊劍虹離開上海，南下廣州投靠陳立夫。樹挪死、人挪活，憑著膽大心細，換地兒后的楊劍虹混得風生水起，深受重用。

1927年，為了掌控當時經濟中心和各方勢力云集的上海灘，由CC系分子所組成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成立，也就是后來的“中統”。

這是國民黨第一次在上海進行滲透，開展情報戰和肅清異己，因此作為本地人，熟門熟路，還是當紅炸子雞的楊被陳立夫委以重任，派回上海灘。

楊劍虹在上海灘的職務是特派員，名頭不算響，但實權極大，他是中統在上海的主要負責人，要抓什么人，殺什么人，基本上都由他決定。中統成立之初，人手非常緊張，楊劍虹想到楊登瀛頭腦活絡，交際廣泛，邀他入伙。

楊登瀛本人是沒有政治傾向的，朋友中有不少共產黨員，尤其是現在的陳養山已經成為了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一名得力辦事人員。楊登瀛與陳養山的耳濡目染相處，讓他對共產黨救亡圖存，改變現狀的政治抱負深表贊同。

與這樣的政黨為敵且置于死地，楊登瀛于心不忍。他不想參與這種站隊，打擊異派的事務，于是委婉拒絕，但楊劍虹出于報恩的心態，一再相邀，有點你媽覺得你冷的味道。

楊登瀛見到過國民黨對共產黨及其他異己的血腥和殘酷，不敢一口拒絕，面對國民黨政要的一再邀請下，不敢不答應。

最終，楊登瀛想出了一條兩全其美的方法，他告訴陳養山：“我考慮再三，決定既做國民政府的偵探，又暗中幫助你們共產黨做事。”

陳養山把楊登瀛愿為“雙面間諜”這條重要消息遞送到了中央特科的周恩來，周恩來極為重視，親自和楊登瀛面談，并讓陳賡親自負責和單線聯系，安排地下黨人連德生做楊登瀛的保鏢，方便傳遞情報。

楊登瀛自此成為特科第一個打入敵人內部的“特工”，為了讓楊登瀛能接觸到國民黨的重要情報，中央特科鼎力相助，幫助他步步高升。

中央特科不斷向楊登瀛提供一些不太重要的黨內文件或紅色刊物，幫助他完成國民政府分派下來的查抄任務；若共產黨內有人企圖變節、意志出現動搖或嚴重違規，中央特科會通風報信，讓楊登瀛抓回去交差。

“CC系”要員張道藩有一次酒后向楊登瀛吐苦水，說自己在黨內有個政敵總妨礙他升遷，十分糟心。楊登瀛當即表示，為兄弟兩肋插刀，為領導排憂解難是吾之本分。

楊登瀛回去后立即將人名告訴特科，陳賡一看這人本來就是特科想要除掉的，當即順水推舟。沒過一周，那人“蹊蹺”地死于一場車禍，這使張道藩在國民黨上海中央組織部站穩了腳跟，后又爬上了副部長的高位。

張道藩隨口一說，并未在意，想不到立刻心想事成，張道藩非常高興，將楊登瀛視為心腹，主動幫楊登瀛搭上了陳立夫的線，結識國民政府的更高層人士，風光無限。

福兮禍所依，不久后，蔣介石悍然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濫殺無辜，楊登瀛義憤填膺，忍不住在大眾場合之上指責國民黨，“一個政黨應該有包容性，這樣做是不對的”，這句話傳到蔣介石耳朵里，氣得蔣介石將他關進大牢。

楊登瀛交友廣，他入獄的消息一經放出，張道藩四處托人游說，上至北大校長蔡元培，下至上海青幫大佬杜月笙，租界外國官員，洋行買辦等都紛紛為他求情作保。

有了這么多人的說情，再加上楊登瀛的發言不痛不癢，并無實質性冒犯和錯誤，特別是無人知道他和共產黨有關聯，因此蔣介石認為楊登瀛是書生意氣，大手一揮，算了。

四一二政變中，同情共產黨的國民黨人員死傷無數，唯獨楊登瀛毫發無損、快速地被放了出來，不僅如此還升職了，擔任要職，實屬罕見。

楊登瀛常年出入十里洋場，而上海灘本身就是一個銷金窟，楊登瀛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準注定需要大量錢財，花費不菲。對此，中央特科對他進行了專項資金扶持，中央特科每月向楊登瀛提供三百大洋，遇到重要任務或需打通關系時，則送上金條。

當時的10個大洋可維持一家三口一個月的日常開支，由此可見特科對楊登瀛的重視程度。楊登瀛也用實力證明了自己的價值，證明了他對中央特科而言是“值得擁有”。

英國巡捕房的政治處主任勞伯森是租界的實權人物，為了拉攏此人，楊登瀛送給勞伯森很多貴重禮品，并多次帶他領略夜上海的燈紅酒綠和大小深淺。

1928年4月，楊登瀛從勞伯森那里獲得一個驚人消息，有一對何姓中國夫婦到新閘捕房自首，愿意提供一份有300多名在上海的中共地下人員名單，換取出國護照和五萬美元賞金；

為了證明情報的真實性，這對夫婦提供了一條情報，讓英租界巡捕成功抓住了中共滬西區委書記羅亦農。勞伯森說：“那兩個人狡猾得很，說是要等條件和獎金都兌現了才能交出那份名單，我們正在準備護照和獎金。”

楊登瀛趕緊將情況報告給陳賡，陳賡立刻找到軍委負責人彭湃，排查出叛徒是中央上海聯絡站的負責人何家興和妻子賀芝華。當晚中央特科鋤奸隊在顧順章和陳賡率領下，夜闖何家搶回名單，殺死叛徒何家興，賀芝華重傷后裝死逃過一劫。

賀芝華是朱德的前妻，鑒于這個身份，中央特科沒有繼續追殺她，派人傳話讓她管好嘴。于是賀芝華失憶了，傷愈之后，偷偷離開上海，從此隱姓埋名。

楊登瀛幾乎憑借一己之力，挽救了整個上海地下黨組織。在營救羅亦農的事情上，楊登瀛也提供了大量情報，幫助中央特科策劃武裝劫獄，然而陳立夫下手更快，眼見羅亦農寧死不屈，陳立夫怕夜長夢多，提前將他殺害。

1931年4月一天，上海永安里44號，周恩來正要出門赴約與黃第洪接頭。黃第洪是黃埔一期生，陳賡的同學，與周恩來有師生之誼，剛從莫斯科培訓回國，被派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組，屬于重點培養對象。

就在周恩來即將出門的那一刻，情報員連德生送來楊登瀛的急信。周恩來打開信封，驚出一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