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聯是文革時期所特有的一種活動和稱謂，是一場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鬧劇。

文革之火在北京燃燒起來之后，被“內外有別”等禁令暫時中斷了。“造反”雖然受到一定壓制，不少活躍分子依然在巧妙地進行著校際交流，相同的境遇，相近的觀點，把他們串聯到了一起。

其他省市也是類似，許多學生認為自己的行動是符合報紙上所鼓吹的“中央精神”的。一些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揣著一顆探索“真理”的心，聚在一起，想要找“黨中央、毛主席”評個道理。為了達到尋求支持的目的，他們四處活動，各方聯絡，省與省之間由此串聯起來。

中央文革窺探著各地情況，正希望有人把北京的火種撒向全國，外地來京師生給中央文革創造了機會。

一九六六八月十六日，在中央文革策劃下召開的“外地來京學生群眾大會”上，陳伯達對他們的行動表示了“熱烈地支持”，并利用毛澤東的威望，要求他們依靠自己，推進運動。

而頻頻與外地師生接觸的北京師生，聽到了上訪人員憤怒的控訴和聲淚俱下的求援，一種“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沖動油然而生。加之中央文革成員的背后促動，北京的學生，最早是紅衛兵，被一批批推出校門，推出北京，開始“北上、南下、西進、東征”，以幫助各地“破四舊”，以到各地“煽風點火”，以支援各地“戰友”為名，向全國各地滲透。

北京學生的“造反精神”，被當地學生看作是“首都精神”、“中央精神”，甚至覺得就是“代表毛主席”，以至北京人的言語行動構成了當地運動的一個核心，并與當地學生匯集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力量。

北京的學生到外地串連，把當時的北京之風刮得全國飛沙走石，使各地運動都出現了某些尷尬的局面。王任重對北京大學的學生到天津點火非常憤怒。他指責道：“就是北大學生了解天津？！”“還相信中央不！？”

陶鑄也為此寫信給北大文革委員會負責人聶元梓，并將新建刊載在《新北大》上，廣為分發，但收效甚微。

尤其是八月三十一日，在天安門廣場毛澤東第二次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和北京的五十萬紅衛兵和革命師生，會上正式肯定了全國大串連。九月五日，公布了《關于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來京參觀革命運動的通知》，全國大串聯這一活動形式由文件肯定了。

最早從北京出去串聯的人，主要是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受到沖擊的紅衛兵，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掌握著本單位的領導權。由于受到批判，他們結幫搭伙，不問本單位的運動，離校外出。

另一方面，由于對立面的消失，文革初期因為家庭出身等等問題一直受壓抑的人，一下子覺得束縛他們自由活動的禁令不擊自潰，便也設法弄到免費乘車證，加入了原來不允許加入的外出行列。

為此，全國各地在自上而下的統一布置下，專辟了串聯接待站來統管各地前來串聯的人員。各大、中、小學校的校舍被開放作為接待站，教室的桌椅被高高地堆放在一起，地上鋪著篾席，連成長長的通鋪。隨著人流的驟增，機關、單位也紛紛騰出房屋開設接待站。各街道辦事處則把被驅趕離京人家的空房作為接待站。請專人做飯，專人管理串聯人員的免費食宿問題。

串聯借款催收通知書

大串聯免費餐卷

大串聯紅衛兵介紹信和免費車票

作為“毛主席的客人”，來到北京的紅衛兵受到特別的款待，每人都有免費乘坐市內交通工具的乘車證，并能免費進入公園等游樂場所。被毛澤東請來的“客人”把“能看見毛主席一眼”作為“一生最大的幸福”。

長征隊天安門留影

全國大串聯愈演愈烈，而大部分人又是沒有“革命目標”地在全國游逛。當時的人并沒有什么旅游的概念，許多人一輩子也沒有離開過出生的地方。趁著大串聯這個機會，他們各自揣著好奇的心理，奔向早已向往的目標。全國名山大川，串聯人流絡繹不絕。廣州市為了接待串聯人員，甚至不得不在公園里搭起臨時性大棚子作為住處。參加串聯的人同樣也持有通行證，可免費乘坐各式交通工具，在全國暢行無阻。

有限的交通工具已無法滿足無限的人員流動的需求，中國出現了交通運輸史上罕見的載運量高峰。長途汽車、內河船只、海運輪船，特別是火車的超載都到了十分驚險的程度。

滿員一百余人的一節火車車廂，可以乘坐到二三百人。由兩排三聯座，兩排二聯座隔成的幾平方米的空間，有時乘坐近三十位旅客。茶幾上坐著人，椅背上坐著人，行李架上坐著人，走道上坐著人，椅子底下還躺著人，上廁所需從人肩膀上踏踩而過，上下車需從車窗來來回回。車門踏板，車廂頂上也有乘客。

到了晚上，坐在車門踏板上的人在酣睡之時，會由于肌肉松馳被甩下火車。更有露宿在車頂上的人翻滾到車下，還有的人因為準備不足，在過隧道時被刮倒在地而葬身鐵軌。一旦火車超載運行到沒有人下車的火車站時，車上車下不同心情的人便發生交鋒。車站上等車的人扔石頭，砸玻璃窗，企望破窗而入。有的人幾天幾夜擠不上車，他們便用車站上的水籠頭往車里滋水，直到火車啟動。最倒霉的要算買票上下車的真正乘客，他們必須經受學生串聯一樣的考驗。

海輪的運載量有較嚴格的限制，然而，由于上船時混亂擁擠，造成乘船證與乘船人數相差懸殊，不僅使船倉全部變成統倉，床鋪也統統變成統鋪。因為人員超載，輪船往往不能正常啟航。全國各地交通線上則是一片混亂。

當然，也有一部分學生串聯的目的并不是單一地游玩。最早出外串聯的紅衛兵大部分是“破四舊”時的“闖將”。他們認為自己是最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戰場上的戰士，沖鋒、陷陣成了他們行動的唯一目標。他們不僅串聯到哪里，就參與那里的揪批“黑幫”的斗爭，而且把“破四舊”中應用自如的打人特技傳帶到各地。同時，看到名勝中有“破四舊不徹底”的地方，便揮起皮帶，噼里啪啦地再破一遍。

其中自然也少不了經不起誘惑的“紅衛兵戰士”，他們行囊空空時，便以“破四舊”為名，隨抄隨用，鬧得所到之處一片混亂。各地政府不敢管，反而怕招待不周會引火燒身，因為得罪了紅衛兵就是“破壞革命”，其結果自然就是吃不了兜著走。

紅衛兵到了哪里，哪里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就火熱起來

乘車串聯是“文化大革命”中進行大串聯的主要形式，徒步串聯則是伴隨串聯而出現的另一種形式。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旬，天津市的一部分師生開創了步行串聯的先例。八月二十五日，又有大連海運學院的十五名學生，舉著“大連-北京長征紅衛隊”的紅旗，經歷近一個月的艱辛，行程二千余里到達北京。

此時，國內的交通因為串聯已擁擠不堪，為了減輕運輸壓力，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紅衛兵不怕遠征難》的社論，贊揚道：

“大串聯，是群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偉大創造。”
“不坐火車汽車，徒步行軍進行大串聯，這又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創舉。”
“希望各地的革命學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條件下，也這樣做。”

紅衛兵小將高唱語錄歌，進入韶山

陳伯達還代表中央文革在人民日報社編輯部對北京的紅衛兵代表說：“你們步行就是準備大斗、大批、大改；更有力量地斗，更有力量地批、更有力量地改。”

在中央文革的鼓動下，全國各地都出現了積極響應步行或是騎車串聯的紅衛兵，一支支被命名為“長征隊”的紅衛兵串聯隊伍開始在中國土地上蠢動，用他們引用語錄的話說，這叫“與天斗其樂無窮”。有些學生還決定，按照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路線，做一次行軍演習。

太原工學院十三名革命小將徒步進京串聯，他們從太原出發，經過十四天的行軍，于11月8日到達天安門廣場

盡管徒步串聯的規模有所擴大，但是，乘車串聯造成的火車、汽車、輪船等交通工具的運輸緊張狀態，仍然毫無緩和的趨勢。同時，由于外出串聯造成的學校空空曠曠，冷冷清清的局面，又使以斗“黑幫”，批“走資派”為手段的“文化大革命”流于形式。為了集中力量把矛頭轉向劉少奇，為了恢復各學校表面上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形勢，中央文革認為，動員各處串聯師生回校搞運動，已成為燃眉之急。

為此，北京紅衛兵和大連海運學院“長征紅衛隊”等組織，于十一月十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全國在京革命師生步行串聯回本單位誓師大會”，通過了《全國在京革命師生步行串聯回本單位倡議書》。

十一月底，中央發出結束串聯的號召。全國各大、中、小城市、車站、碼頭都貼出公告，催促在外串聯的人員趕快回本單位參加“文化大革命”。然而，遠遠沒有逛夠的學生們，無法收住玩野了的心，他們想方設法，用互換車票等辦法，繼續按各自選定的串聯目標行進。

接著，各地開始了越來越強力的回本單位的動員。在宣布這只是第一次串聯，待來年春暖后還要進行第二次串聯之后，全國各地遍布的接待站逐漸采取了強硬措施，限制繼續串聯。散布全國各地的串聯學生，開始逐漸向各自的學校匯集。

1966年，北京農業大學、北京輕工業學院的兩支長征隊行進在山谷中奔向延安

一九六六年底，除部分繼續完成其宏大步行串聯計劃的學生，以及流散的乘車串聯的學生外，大部分串聯師生都返回到原校。不過，北京、韶山、井岡山、瑞金、遵義、滬定橋，延安等地以及大寨卻仍是擁擠不堪。加之天氣寒冷，食宿、交通的安排都極其困難，給當地的接待帶來嚴重困難，社會生產陷入到停頓的地步，極大影響了當地群眾的生活。

為此，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長途步行串聯，在全國都停止。各地也開始堅決拒絕接待串聯人員。

“毛主席故鄉全無敵長征隊”的娘子軍們步行去韶山，經遵義循紅軍長征路去延安串聯。

來自新疆的串聯隊伍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等接見了北京紅衛兵“三司”駐外地聯絡站的代表。陳伯達說：紅衛兵運動初期搞串聯起了煽風點火的作用，有功績，但后來各地造反派起來了，繼續留在那里可能起不好的作用，外地聯絡站要一律撤回。表明中央文革小組所推崇的串聯所起的作用已經完成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央決定：繼續停止全國大串聯，取消原定的當年春曉后進行大串聯的計劃。希望各級領導向學生和群眾妥為解釋。并作為通知在全國張貼。

然而，串聯并未就此終止，只是范圍越來越縮小，人員越來越減少。至于什么時候串聯完全停止，什么時候算是串狀真正結束，很難說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