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雪貝財經第341篇原創文章

作者：昔檐

策劃：老胡

上市公司與公眾公司常被混為一談。實際上，只要公開募資均可被視為公眾公司。上市公司發行股票募資，當然是公眾公司；公開發行債券的公司，即便沒有股票上市，也屬于公眾公司。

中國的地產公司只要公開發行債券便成為公眾公司。而公眾公司的財報需要外部審計，它們日常的信披受到交易所及證監會的監督，這是公眾公司的外部監督機構，名副其實的典守者；而公眾公司的內部典守者在于監事會、內部審計與內部控制。

中國恒大是中國當下知名度可以排在第一位的公眾公司。3月18日晚間，恒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對外發布公告《關于收到中國證監會行政處罰及市場禁入事先告知書》。公告的主要內容可以分為3點：

第一點，舞弊規模：恒大地產披露的2019年、2020年年度報告存在虛假記載，兩年共計虛增營業收入5641.46億元，虛增營業成本4721.35億元，虛增利潤920.11億元。2019年度虛增的利潤占當期利潤的63.31%，2020年度虛增的利潤占當期利潤的86.88%。

這是怎樣的概念？僅虛增利潤一項，就已經超過了馬興田的康美藥業全部會計科目的造假規模，馬興田最終被判刑12年，一度是公眾公司財務舞弊第一大案。但是，與恒大地產相比，當初的“財務舞弊第一大案”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

2001年導致全球第一大審計機構安達信破產的美國安然事件，其在當年對外承認的虛增利潤也只有近6億美元。以當時的匯率計算，安然公司財務舞弊金額也只在50億人民幣規模，僅占到恒大地產虛增利潤的5%左右。

同時，在這兩個會計年度，恒大地產共計發行4筆債券，共計募資208億元，由于在發行過程中信披文件引用了這兩個年度的報表，因此構成無可爭議的涉嫌欺詐發行。最后一點就是信披不及時，存在未披露重大事項。

第二點，處罰情況：對恒大地產處以41.75億元的罰款，對許家印處以4700萬元罰款并終身證券市場禁入，對夏海鈞處以1500萬元罰款并終身證券市場禁入，另外其他幾名高管也被處以幾十萬到幾百萬元的罰款及證券市場禁入。

以許家印、夏海鈞目前的處境來看，終身證券市場禁入的措施對于其二人來說并無任何意義。

第三點，舞弊責任人的措辭：恒大地產時任董事長許家印全面管理恒大地產各項業務，授意其他人員虛增恒大地產業績，手段特別惡劣，情節特別嚴重，是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同時作為實際控制人組織、指使實施上述違法行為；恒大集團時任董事局副主席兼總裁夏海鈞，實際統籌管理恒大地產日常經營事務，組織安排編制虛假財務報告，是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

根據財務舞弊的三角理論“機會、壓力、合理化的借口”分析，恒大地產虛增營業收入5641.46億元，這一造假金額，目之所及已經創造了世界第一。相比之下，馬興田的康美藥業、鐘玉的康得新、袁亞非的宏圖高科，包括美國的安然公司等案件涉資規模都不值一提。

恒大地產之所以敢于財務舞弊，是因為中國的公眾公司具有財務舞弊的絕佳環境，也就是機會。比如，如此規模的財務舞弊，許家印被處罰也僅僅只有4700萬元，這還要拜新近修訂的證券法所賜。處罰金額占造假金額的比值完全可以忽略不計，在2019年之前，處罰金額動輒僅僅只有60萬元。

似乎有進步，但遠遠不夠。我不認為在2019年度以前，恒大地產就不存在舞弊的行為，可能這正是舊證券法的尷尬之處，即便發現累計金額更大規模的舞弊，處罰起來并不會有所增益。于是，監管部門索性拿2019、2020這兩個年度抓個典型。沒有將財務舞弊區間擴大到2021、2022年度，是因為未按期披露。

審計，在西方被賦予“Watch dog”的角色，即看門狗。在公眾審計期許與審計失敗之間，是巨大的鴻溝。在資本市場，投資者希望審計機構勤勉盡責，能夠出具符合實際情況的審計報告，以此作為投資者決策的依據之一。

而現實卻相反，往往只有公眾公司財務舞弊大白于天下之時，審計機構才會在事后追溯調整更正報告。在財務舞弊被揭露之前，審計機構鮮有鳴笛預警。

《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1141號——財務報表審計中與舞弊相關的責任》中，對于舞弊的責任認定，要求注冊會計師有責任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錯誤導致的重大錯報獲取合理保證。這個合理保證，屬于高水平的保證。現實中，一旦公眾公司舞弊暴露，審計機構立即祭出審計存在固有限制的借口，來為自己的審計失敗辯護。

中國恒大在2019、2020年度的審計機構為國際四大審計機構之首的普華永道。但是，就這兩個年度如此大規模的財務舞弊，它不僅沒有發現，均出具了標準審計意見，而且在審計報告的關鍵審計事項中，它也沒有將收入與成本的確認當做關鍵審計事項，而恰恰正是這兩個占比最高的損益科目出了驚天舞弊。

如在2020年度審計報告中，普華永道將“評估開發中物業及持作出售竣工物業的可變現凈值、投資物業的公平值、新能源汽車業務的商譽及無形資產減值評估”作為關鍵審計事項。根據《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1504號——在審計報告中溝通關鍵審計事項》規定，關鍵審計事項旨在提高已執行審計工作的透明度增加審計報告的溝通價值，為財務報表使用者提供額外的信息，是本期財務報表審計中最為重要的事項。

普華永道在審計報告中未將收入作為關鍵審計事項，選擇那三個事項作為關鍵審計事項，有避重就輕的嫌疑。

舞弊的發生。審計機構往往將舞弊歸咎于管理層精心策劃，自己在執行了審計程序后沒有發現，在有限的時間、人力、成本下指望審計是萬能的有點強人所難。

這其實要看舞弊的行業、金額規模，這也是內地審計機構瑞華被監管勒令解散的原因。恒大地產兩個會計年度營收舞弊金額達5641.46億元之巨，這其中，由于地產行業的特殊銷售政策，地產公司的收入造假是需要大量的自然人身份證，自然人流向監管賬戶的資金等等，要繞過這一系列程序幾無可能。

所以，恒大地產的收入舞弊，普華永道絕沒有任何合理的理由來辯解。如果舞弊的金額只有幾億，甚至幾十億，或許還可以理解。但是，兩年5641.46億，2019年度虛增營收占總營收50.14%，2020年度虛增營收占總營收78.54%。審計機構即便是對購房群體隨意抽樣也能發現端倪，因為舞弊的比例太高。

比較滑稽的是，每當恒大地產被外界質疑之時，恒大地產就在澄清公告中說明自己的年度審計報告經過普華永道審計，并以此讓外界嘈雜的聲音閉嘴。

當然，沒有當好“看門狗”角色的并非只有普華永道，它的審計失敗，違背勤勉盡責的職業道德。

不要忘了，直到2021年5月，國內的三大評級機構之一中誠信還給予恒大地產信用等級AAA。另外兩家聯合評級及大公國際也曾在國際評級機構標普、惠譽下調恒大地產評級之時，反而調高了恒大地產評級。

評級應基于公允事實，而不是爭奪評級定價權。

這些罔顧事實，只有立場沒有事實精神的中介機構，對恒大地產的舞弊案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最后要談到地方金融監管機構，在期房銷售資金存在托管監控機制的情況下，出現50—80%銷售造假的情況，這比中介機構還令人感到匪夷所思。毫不客氣地說，這些金融監管機構似乎成了恒大地產自己的財務部。

當然，一些列觸目驚心的舞弊背后，關乎大眾的是地方政府GDP的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