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們還在靠堆砌“文山會海”來提振民營經濟的信心時，其實大家都知道“下個專項文件、開個專題會議”根本不能解決問題。

“皮鞭蘸碘伏，邊打邊消毒”的傳統做法，換來的結果就是“假如給民營企業三天的光明，他們將全部用來閉目養神”。

先猜一猜，樹上有十只鳥，開槍打死了一只，還剩幾只？

再猜一猜，近乎嚴苛的懲戒了一個企業，愿意冒險進取的企業家還剩幾個？

民營經濟

其實破局的智慧，早在四十年前就給出過答案。

1981年9月，年廣久從雇4個幫手開始，兩年內發展成一個年營業額720萬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業。

傻子瓜子又成資本家了，輿論的爭議沸沸揚揚，喊打喊殺的聲音絲毫不亞于當下。

怎么定義這個賣炒貨的作坊，從地方到中央，沒有人敢給出定論，農村政策研究研究所組織了關于“傻子瓜子”來龍去脈的調查，并把有關材料報到了總設計師的案頭。

上面傳回來的是斬釘截鐵的四個大字指示#不要動他#。

這個“動”字，包含了“運用國家機器的強制手段給予取締和打擊”的全部意思。

把政策方向，轉向了對促進生產力的自發合約提供合法承認與保護，再也不準用專政手段對待像年廣久這樣的民營企業家，不準動用國家機器魯莽地扼殺民營企業家。

振聾發聵又醍醐灌頂。

這看起來上面是為一個勇敢的先行者拍板做主，背后卻是明明白白的為民營企業定下了基調，宏大敘事開始與普通人息息相關，深遠意義絲毫不亞于商鞅城門立柱，徙木建信。

多年以后年廣久去世，民營企業集體緬懷那個時代，那個背了一輩子黑鍋的企業家走了。

年廣久

南巡講話時，總設計師當作典型案例，意味深長地講了這件事：“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

短短幾句話，清晰的闡述了三層意思：「保護企業家及財產、保護公平競爭、政策不能變」

從此之后，精英階層不再觀望，紛紛下海參與經濟建設，勇敢的普通人打破桎梏，在個體經營中尋找創富的機會，國運的齒輪開始轉動。

要不怎么說，信心大于黃金、承諾重于泰山呢。

受南方講話的鼓舞，湖南一個30歲的小伙子李途純辭去國企職務，帶著一腔熱血毅然踏上南下深圳的列車，做過苦力、賣過掛歷、看過錄像廳、開過書店、做過花花公子的代理，最終錨定了剛剛興起的乳制品行業。

1996年，回到株洲，創辦了與伊利、蒙牛、光明四分天下的乳品飲料太子奶，巔峰時曾在央視黃金廣告時段豪擲8888萬，引進英聯、摩根士丹利、高盛等風險投資7300萬美元。奪得日用消費品標王。

2010年，有關部門羅列了包括職務侵占罪、抽逃資金罪、挪用資金罪等罪名，進行了為期一年多時間的反復搜集證據。

雖然最后以李途純無罪釋放結束，但代價極為慘烈，李途純的舅舅高博文在長沙瀏陽河大堤上割腕自殺，太子奶總工程師李立軍不久后醉酒身亡，李途純的弟妹均在羈押期間身體落下殘疾。

直到2017年7月30原太子奶破產重整小組的負責人文迪波因受賄罪、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被判刑，涉及太子奶的細節才被披露。2023年，時任株洲荷塘區公安局政委凌婭自首，太子奶和李途純，才被外界重新關注。

李途純

太子奶從創業到破產的過程，就像一本關于民營企業創新創業的鮮活教科書，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值得商學院、法學院、以及有關利益方細品。

正如牟其中所說：「當一些人按照法律標準找不到民營企業家的罪行時，‘原罪’理論就有可能化成一種凌駕于法律之上的東西，于是民營企業家們就隨時有被依據神學世界的理論而在現實世界里被定罪的危險」

結束語

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目睹了商業帶來的騰飛奇跡，也見證了破壞商業環境帶來的惡果。

盡管我們都知道，企業家精神不應湮滅于“令”與“行”的溝壑，但觀念不一定僅僅是社會環境的征兆與產物，它自身在歷史上也是一種力量，過時的觀念和既得利益纏住了相當多的人群，任何“激進和徹底的改革”都寸步難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企業家從來不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雖偶感微冷，卻山頭斜照卻相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