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6日的深夜，第四野戰軍第十三兵團所屬的兩支王牌部隊：第38軍和第39軍，奉命自湘西南的武岡地區出動，以隱密行程開始對桂西北實施戰役穿插。

人民解放軍消滅桂系軍事集團的“廣西戰役”，也因此奏響了序曲，就在10萬精兵即將入桂之際，兵團政委莫文驊卻犯了難。

莫文驊中將

原來，就在第十三兵團大舉進軍廣西的前夕，兵團司令員程子華、副司令員彭明治相繼調離，前往北京報到后奔赴新的工作崗位：

程子華司令員調任山西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而彭明治副司令員則調任新中國的駐波蘭大使，雙雙離開前線的兵團司令部。

兵團政委莫文驊后來回憶說：“兵團所到之處要出安民告示，發布公告，兵團沒有司令員，是個缺憾”。

于是莫政委給武漢的野司發報，請求解決這一實際問題，不久野司回電：任命兵團副司令員黃永勝為第十三兵團代司令員，全權指揮該兵團在廣西戰役期間的作戰行動。

這是四野殲滅大陸殘敵的最后一戰，也肯定是開國將軍們建功立業的大好機會，在如此關鍵時刻，程子華司令員為何突然被調離呢？

程子華司令員

一、中央蘇區來的紅25軍軍長。

1905年6月20日，程子華將軍出生在山西省運城市的解州鎮，父親姓蘇，他是蘇家的第四個兒子。

只因蘇家非常貧寒，且兄弟姊妹又太多，于是將第四子自幼過繼給姨母家，因此才改姓程，最初的名字叫程世杰。

1922年程世杰考入閻錫山所辦的“太原國民師范”，在校期間開始接觸到革命思想，1926年秘密入黨，隨后南下投考黃埔軍校武漢分校。

1927年汪精衛也叛變革命時，武漢分校整體上被張發奎改編為第二方面軍教導團。

這個教導團是我黨基本掌握的，曾經坐船東下準備參加南昌起義，不幸在九江被張發奎扣留繳械。

紅軍時期的程子華

程世杰和幾位同志秘密逃出，輾轉到上海尋找黨組織，好容易取得聯系后，又被告知南昌起義部隊已經南下，于是再一路趕往廣東，最終成功地參加了廣州起義。

起義失敗后，程世杰跟隨起義軍余部在海陸豐地區打游擊，作戰勇敢，作風頑強，期間在戰斗中左手重傷，留下終身殘疾。

在養傷期間，由于屢遭反動軍警搜捕，且又與組織失去聯系的情況下，程世杰決定撤離廣東只身北上，先回到家鄉，后潛入軍閥岳維峻的部隊棲身。

岳維峻部原屬馮玉祥的國民軍系統，后來投蔣，也不咋受待見，可謂雜牌中的雜牌。

程世杰隱蔽在岳維峻新編第1師的孟宗魯營，當了一名副官，而該營副營長周凱、政治教官張維琛、書記趙品山等人都是地下黨員，程世杰在這里意外地接上了組織關系，期間改名程子華。

1929年12月，程子華等同志組織五個連的部隊在湖北大冶舉行起義，史稱“大冶兵暴”，被黨中央譽為“模范式的兵變”，起義部隊被改編為紅五縱隊第二支隊，由程子華任支隊長。

這個紅五縱隊后來擴編為紅八軍，再與紅五軍共同組建為紅三軍團，因此就歷史脈絡來說，程子華其實是彭總的老部下。

1930年夏，在江西瑞昌的攻城作戰中，程子華身負重傷，被迫離隊赴上海治療，遺憾地離開了老部隊。

直到1931年初才返回中央蘇區，被分配到紅35軍當團長，后歷任師長、師政委等職務，所以程子華的革命資歷是非常深厚的，參加了第二次到第五次的“反圍剿”作戰。

而就在長征前夕的1934年6月，他突然接到了新的任務，一個改變程子華將軍革命軌跡的任務。

當時紅四方面軍主力已經撤出鄂豫皖蘇區，留下來的紅25軍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圍攻下，形勢非常嚴峻，部隊只剩下4000余人，根據地也在不斷縮小。

鄂豫皖省委為此兩次打報告，請中央派遣有力軍事干部，周恩來經過認真考慮和挑選，決定派程子華前往鄂豫皖，并親自找他談了話。

就這樣，程子華離開中央紅軍的部隊，一路跋涉到達鄂豫皖蘇區。

在鄂豫皖省委的會議上，紅25軍軍長徐海東主動提出，請江西蘇區來的程子華當軍長，而他自己甘當副軍長，程子華忙說不行：“周副主席讓我來做參謀長，我就做參謀長，不當軍長”。

省委經過認真研究后認為，程子華是黃埔分校的畢業生，在中央蘇區就當過師長、師政委，軍政素質雙優，最終還是決定由他來當紅25軍的軍長，吳煥先任政委，徐海東任副軍長。

徐海東

二、第一次調動：錯失八路軍旅政委職務。

1934年冬，紅25軍單獨長征開始北上，一路血戰挺進陜南和陜北，軍長程子華、政委吳煥先和副軍長徐海東全都身先士卒，隊伍堅不可摧。

需要說明的是，此時紅25軍的靈魂人物和最高領導，其實是吳煥先烈士。

因為紅軍時期政委是擁有“最后決定權”的，況且程子華初來乍到，對紅25軍的內部其實并不熟悉。

令人扼腕的是，吳煥先政委不幸在戰斗中英勇犧牲，紅25軍是由程子華和徐海東率領到達陜北的，之后與陜北地方紅軍紅26軍、紅27軍合編，組建了紅十五軍團。

期間程子華接替了吳煥先的位置，出任軍團政委，而徐海東則轉任軍團長、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

這次合編，也造成了一個歷史事實：紅25軍和陜北地方紅軍，構成了新的“陜北系統”。

吳煥先烈士

要特別注意一個知識點，陜北紅軍當時的軍委成員包括程子華、徐海東和戴季英，卻沒有劉志丹的名字。

而在中央紅軍到來之前，陜北地區也受錯誤路線的影響進行了“肅反”，劉志丹、高崗等人差點被錯殺。

作為軍團政委和軍委委員，程子華對此肯定是要負一些領導責任的，在回憶錄中他也沒有回避錯誤。

中央紅軍“陜甘支隊”到達陜北后，恢復紅一軍團的番號，與紅十五軍團合編后再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

重建的紅一方面軍，當然也就是1937年紅軍改編為第八路軍時，精銳主力第115師的基本盤。

當時紅一軍團整編為第343旅，由于軍團長林彪已經出任115師師長，所以旅長為陳光、蕭華不久出任政委。

紅十五軍團則整編為115師第344旅，軍團長徐海東理所當然出任旅長，但是軍團政委程子華卻沒有依例擔任旅政委，而是換成了黃克誠。

徐海東

軍史中給出的理由，是程子華由于“健康原因”正在延安休養，因此未能在八路軍初編時任職。

這個理由其實不太成立，因為程子華1937年9月即履任新職：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簡稱“戰動總會”）人民武裝部長和高級黨團書記。

說白了就是負責搞閻錫山的統戰工作，而這次工作調動，其中可能有程子華是山西人的因素，但是筆者認為，最關鍵的因素，還是彼時進行了對陜北“肅反”的第一次審查，在沒有作出結論之前，程子華的軍職肯定受到影響。

這一次工作變動，對程子華的軍旅生涯影響是很大的，如果他正常出任344旅的旅政委，后來徐海東因病療養時，程子華很有可能接手旅長職務，因為他本就是軍事干部，那么就將成為我軍一個“山頭”的領軍人物。

右二是程子華

三、成為東北野戰軍的兵團首長。

抗日戰爭勝利后，程子華于1945年10月調任冀察熱遼分局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該軍區原屬晉察冀軍區領導，是連接關內外的重要戰略區，位置極為關鍵，程子華也終于成為一個戰略區的一號首長。

然而1947年4月20日，中央根據戰爭形勢的變化，又指示冀熱遼軍區及所屬部隊共8萬余人，整體上劃歸東北軍區、東北民主聯軍建制。

從此，程子華將軍成為林彪的直接下級，同時也成為高崗的下級，前者問題不大，后者就有些尷尬了。

需要說明的是，程子華任司令員兼政委的冀察熱遼軍區，為東北野戰軍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大貢獻。

該軍區曾經走出了東野三個主力縱隊：第8縱隊、第9縱隊和第11縱隊，也就是未來第四野戰軍的第45軍、第46軍、48軍，幾占野戰軍四分之一的力量。

程子華

冀察熱遼部隊整體上轉隸東北軍區的1947年10月，東北民主聯軍正式組建兩個前方指揮所，即原遼東軍區司令部改制的第一前方指揮所（蕭勁光任司令員）、原冀察熱遼軍區改制的第二前方指揮所（程子華任司令員）。

這兩個前方指揮所也就是東野第一、第二兵團的前身，因此程子華是東北野戰軍最早的兵團級首長之一。

1948年遼沈戰役期間，第二兵團部統一指揮第4縱隊、第11縱隊和兩個熱河獨立師，實施了塔山阻擊戰，所以我軍整個塔山戰役的最高指揮員，當然是兵團司令員程子華將軍。

在他的率領下，阻擊部隊死死守住了塔山防線，為東野主力順利攻克錦州立下汗馬功勞。

大決戰里面最經典的臺詞，當然就是那句：“告訴程子華，我不要傷亡數字，我只要塔山”！

遼沈戰役勝利結束后，為揪住和消滅華北的傅作義集團，中央命令東北野戰軍必須提前入關，而屯兵于熱河與遼西地區的原塔山阻擊部隊，當然是距離關內最近的兵團，于是再以第二兵團部、4縱、11縱組成東野南下的“先遣兵團”，以程子華為司令員。

東野先遣兵團自冷口、南口等地越過長城，秘密插向平（北平）張（張家口）公路線，戰役目標是配合華北軍區野戰部隊，截殲傅作義的王牌第35軍，同時截斷北平之敵的任何增援企圖。

這一作戰行動是必須秘密進行的，以免驚動傅作義和35軍，畢竟東野主力入關尚需一些時間。

四、不必過度解讀密云之戰。

東野先遣兵團路過密云縣城時，考慮到守敵數量很少，也為了方便輜重渡河，11縱請示兵團部以后，決定以后衛師攻取密云，來一個順手牽羊。

結果打了一天沒有攻下來，原來是敵精銳第13軍的一部剛剛收縮進密云，使守敵達到了8000人以上，且城高壕深易守難攻。

第11縱隊只好再抽兵一個師回頭參戰，再經一日猛攻，終于拿下密云，但是也帶來了兩個嚴重后果：一是打草驚蛇，暴露了東野秘密入關的行動；二是耽誤了先遣兵團主力切斷平張線的規定時間。

密云失守消息傳來，傅作義判斷確實是東野大軍已經入關后，火速命令郭景云第35軍逃回北平，第35軍是完全摩托化，而奉命前往平張線截殲的華北第二兵團主力又尚未趕到，若非12旅拼死阻擊，差點就讓35軍溜回北平。

主席因此大怒，迭電批評東野司令部、先遣兵團司令部和第11縱隊的擅自行動，暴露了戰役企圖，差點讓誘殲35軍的計劃功虧一簣。

程子華

程子華司令員當然肯定也受到了軍委和野司首長的批評，許多軍史文章也將密云之戰，解讀為程子華從此不受重用和錯失大將軍銜的主因。

這顯然是非常錯誤的理解，既缺乏軍事常識，也完全低估了偉人的胸懷。

須知戰場情況瞬息萬變，各級指揮員出錯的事件難免發生，因一次戰役或者戰斗的失利（何況密云戰役還是全勝）就否定一名高級指揮員的能力，顯然是不客觀的，在我軍著名的高級指揮員群體中，又有哪一位沒有走過麥城？

比如同在截殲第35軍的戰役中，華北第二兵團因為動作不夠迅猛，主席也曾經相當嚴厲的電責楊、羅、耿三位兵團首長，口吻非常罕見，這在軍史上是有記錄的，老電影《大決戰》中，還特別插入了主席不穿大衣站在雪地里生悶氣的橋段。

中為莫文驊

但是在新保安戰役全殲35軍取得勝利后，這些不快也就都煙消云散了，可有影響后來華北二兵團司令員的上將、政委的大將軍銜？

況且在平津戰役結束后，程子華還出任了北平警備司令部司令員，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1949年3月，東北野戰軍正式改編為第四野戰軍之時，程子華仍舊被任命為第十三兵團司令員，莫文驊任政委，而李天佑、彭明治分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員。

論資歷論軍功，程子華出任司令員當仁不讓，也沒有受到密云之戰的什么影響。

至四野南下到河南的1949年5月間，該兵團下轄第38軍、第39軍和第49軍等三個王牌軍，一路從江北殺向江南。

所以說，網傳所謂程子華因密云戰役而被貶的觀點，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從平津戰役結束到衡寶戰役結束，期間整整有近九個月的時間，歷史事實完全可以推翻這種不靠譜的論斷。

程子華等

五、第二次調動：也是非常合適的。

1949年夏秋之際，第四野戰軍主力奉命進軍中南，程子華率第十三兵團一路橫掃當面之敵，并且參加了10月初的衡寶戰役，白崇禧率桂系殘部逃回廣西。

就在十三兵團厲兵秣馬，準備參加廣西戰役的時候，四野總部突然接到了北京的命令：調程子華同志趕赴山西工作。

電影《大進軍南線大追殲》曾經有這個橋段，程子華接到調令后，首先趕回武漢的野戰軍司令部，當面向林彪請求，等打完廣西戰役再北上赴任，畢竟廣西戰役可能是四野最后一場大戰了，不參加確實遺憾。

林彪不無遺憾地說：我也舍不得放你走，可是中央的命令必須要執行啊，新中國剛剛成立，到處都缺干部。

轉入地方工作

許多讀者將這次工作調動，視為程子華離開軍隊和不被重用的節點，其實仍不正確。

須知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出于維護社會治安和清剿匪特的考慮，以及能夠熟悉當地情況的需要，不少省份的黨政軍一把手，都是選擇由該省出身的軍隊干部來擔任的，也基本都是兵團級。

比如福建省委書記和軍區司令員由第十兵團司令員葉飛（福建南安人）兼任、江西軍區司令員由陳奇涵（江西興國人）擔任、湖南軍區司令員由第十二兵團司令蕭勁光（湖南長沙人）擔任、廣西軍區司令員張云逸（曾領導百色起義）、廣東軍區司令員葉劍英（廣東梅縣人）等等。

這份名單中不僅有開國上將、開國大將，甚至還有開國元帥級的人物，所以程子華擔任建國初期的省軍區司令員（同時兼省委書記和省政府主席），無論如何也不是降級使用或者是不被重用，反而是非常合適的干部選用，因為兵團級主要首長當中，山西籍的僅此一名。

而就職務級別來說，在第四野戰軍經略中南的進程中，所屬兵團也曾經分兼若干省軍區，比如第12兵團司令部兼湖南省軍區、第15兵團司令部兼廣東省軍區、第13兵團司令部兼廣西省軍區等等。

這些都充分說明，第13兵團司令員程子華調任山西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完全是同級別的正常調動。

并且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的職務（跟如今的省軍區有所不同），在建國初期仍然是重要的軍職，并不存在“離開軍隊系統”一說。

實際上，程子華將軍徹底離開部隊，并且直接影響到1955年授銜問題的轉折點，源于1950年的第三次調動。

程子華

六、第三次調動：有些莫名其妙。

1950年10月，剛剛主政山西一年時間的程子華，突然調任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在薄主任兼任財政部長和華北局書記的情況下，程子華等于主持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的工作。

但問題在于，這是個跟軍隊系統徹底脫鉤的職務，且明顯是降級使用。

這樣一個既是地方單位，又是財政和經營系統的工作，意味著程子華將軍的工作性質發生了重大變化。

并且一干就是六年多，直到1956年調任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副主任，始終再沒有回到軍隊系統，如此也就與1955年的大授銜擦肩而過。

關于第三次工作調動的具體原因，大概有三點，其一應該是薄主任的提名，畢竟同為山西籍干部且之前有工作交集，互相比較熟悉。

其二是1943年夏天，在聶帥赴延安參加七大期間，程子華曾代理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職務，為打破日軍的經濟封鎖，程子華主持搞起了合作社，親自兼任邊區工商局長，為邊區經濟的發展作出很大的貢獻。

換言之，他對供銷工作有一定的經驗，而當時非常缺乏這方面的高級干部。

不過還有其三，那就是因何調離軍職且明顯降級使用的問題，有一種說法是，高崗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這里面既有陜北時期的舊怨，也有東北時期的不愉快，比如1947年高崗到冀察熱遼視察土改工作時，曾批評當地的工作路線和方式，為此跟程子華有過激烈的爭論，雙方不歡而散。

而就在1951年初，又啟動了對陜北“肅反”的第二次調查（總共三次），高崗當時職權很大，既是東北區的一把手，還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六位副主席之一，方方面面的因素疊加在一起，程子華被降級使用并不意外。

結合歷史事件和時間點來看，筆者個人比較認同這一說法，既符合歷史也符合常理。

從離開中央蘇區到任紅25軍，程子華將軍便遺憾地離開了一方面軍系統，失去了老首長們的照顧，有些話不需要說得太明白，懂黨史的自然都懂。

而陜北的經歷，又使他在政治上背上了一定包袱，再加上觸怒了高崗，那么在建國前后遭到不公正待遇，也就再所難免了。

所以程子華將軍調離山西后，不僅屬于降級任用，也失去了在軍隊中更進一步發展的機會，更與1955年的大授銜擦肩而過。

由此他成為四大野戰軍、華北軍區野戰部隊16個兵團中（不計起義部隊），唯一一個沒有授銜的司令員，那可是妥妥的正兵團級干部。

在紅25軍系統中，1955年授予大將軍銜的是徐海東，當然還有韓先楚和劉震等上將，假以資歷和職務論，其實程子華將軍真的不輸于徐海東。

話說回來，革命先輩們當年浴血沙場，從來不是為了什么軍銜和高官厚祿。

先輩們常說，跟那些千千萬萬為革命犧牲的烈士相比，個人的軍銜和職務真的不算什么，而我輩后人的討論，更主要是回顧歷史和緬懷他們的功績！

程子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