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其實挺復雜，很難簡單地把責任歸咎在某個人身上，在1942年4月29日的聯合軍事會議上，杜聿明已經跟英軍總司令亞歷山大鬧翻，因為就在這一天，日軍第56師團秘密奔襲臘戌得手。

這就意味著，中國遠征軍撤退回國最近最安全的路線“滇緬公路”，已被敵人徹底切斷，遠征軍來的時候好好的，回不去了！

新38師師長孫立人

面對日軍整整一個師團的憑險據守，中、美、英三方的司令官們，都認為遠征軍主力幾乎沒有什么希望能夠殺開血路，再經滇緬公路退向云南了。

最佳的方案是就地折向西北，然后退入印度東部，從純軍事角度來說，這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因為日軍在該方向尚無重兵。

但是英國人的話說得很難聽：鑒于日軍攻占臘戌的嚴重局勢，英國政府允許遠征軍及其裝備到印度“避難”，按照所謂國際慣例，遠征軍官兵入境前要申報“難民身份”，由英軍予以收容，并在指定地點集中管理。

此時羅卓英已經到任，還沒等這位遠征軍司令長官開口，副司令長官兼第五軍軍長杜聿明首先就爆發了，娘的，我們是你們英國人邀請來“聯合作戰”的，怎么從戰場撤退還要成為“難民”？當然這都是心里想的，發言仍然是克制和客氣的：

亞歷山大將軍

“先生們，我的部隊不能接受亞歷山大將軍的好意，既然我們從中國來，就要回到中國去，我想我有自己的國家，不必上印度去做難民，我相信日本人擋不住我的道路，這就是今天我要說的話”。

根據史料記載，杜聿明發言完畢：“戴上軍帽，凜然退場”。

羅卓英傾向于撤往印度，可問題是他跟杜聿明不是一個派系的，而杜聿明掌握著實際兵權，并且也有直接“上奏”的權限，換句話說，他實際上指揮不動杜聿明。

無奈之下，羅卓英只能跟隨史迪威，帶著遠征軍司令部機關西行，于5月23日到達印度英帕爾，期間不斷發電勸說杜聿明西來，可是沒什么效果。

羅卓英

說明一下，遠征軍當時并非全部集中在一起，其中張軫的第66軍主力（軍部加兩個師）已經在滇緬公路上潰敗（臘戌就歸第66軍防守），被日軍攆著退往滇西方向；

而甘麗初的第六軍在遭受重創后，所部三個師沿中緬泰交界地帶，自“景棟路線”撤回云南。

因此杜聿明率領的部隊，是第五軍全部（軍直屬隊、新22師、新96師、第200師）加臨時指揮的第66軍之孫立人新編38師，共計四個師60000余人。

蓋因第五軍編有戰車、重炮、汽車等直屬部隊，無論人員裝備，都是第一期中國遠征軍的絕對主力所在。

這也是羅卓英帶不走杜聿明的原因之一，畢竟第五軍只聽后者的。

也是在4月30日當天，重慶直接電詢杜聿明：撤回國門有無把握？杜光亭仍然信心滿滿，表示已命令軍主力搶占緬北重鎮密支那，撤回國內“可望成功”。

注意兩個藍圈的位置

從這一天起，史迪威、羅卓英率領的司令部，跟杜聿明的軍部加四個師正式分道揚鑣，一個向西，一個向北。

其實杜聿明率部北上的途中，也有若干向西的岔路，均可撤往印度，然而第五軍官兵完全無視，堅決一路向北。

氣節固然可佳，筆者卻不認為杜聿明的選擇是個好主意，為什么這么說呢？在滇緬公路中斷的態勢下，第五軍即便順利到達密支那，也是要翻越中緬邊界海拔5000米的高黎貢山，才能返回云南境內，那將意味著，第五軍必須放棄全部的坦克和重炮，輕裝爬山回國。

直屬于軍事委員會的機械化第五軍，那是抗戰初中期中國軍隊的寶貝，裝備了從國外進口的大部分坦克、裝甲車，同時編有重炮團。

這樣一支部隊拋棄重裝備翻山回國，損失實在太大了。那些坦克、裝甲車和大炮，可都是勒緊褲腰帶買回來的。

第五軍軍長杜聿明

此間杜聿明也有所動搖，于5月7日再次致電重慶請示行止，得到的回電是：“我軍應即向密支那、片馬轉移，勿再猶豫停頓”。

校長的意思很明確，第五軍絕不能去印度，既然臘戌走不通，那也必須通過緬北再翻山回國，第五軍于是遵令繼續北上。

僅僅一天之后，杜聿明就接到了一個晴天霹靂般的消息，日軍第56師團主力，再次長途奔襲已經占領密支那！

杜聿明驚愕之余，命令余韶的新編第96師立即攻擊前進，企圖奪回密支那，然而日軍在飛機的助戰下，輕易擊退了余韶的進攻。

現在一道難題擺在了杜副司令長官面前：可以轉向西，執行羅卓英的命令退入印度，但是那么做既沒有面子，也違背了校長的意旨；

可以繼續強攻密支那，殺出一條血路來，然后翻越高黎貢山回云南；也可以繞過密支那，部隊穿過胡康河谷再靠向中緬邊境。

遠征軍士兵

第一方案，被杜聿明首先pass掉了，第二方案其實是可行的，戰后查明，日寇第56師團到達密支那的是大約兩個聯隊的兵力，算起來也就7、8000人。

而第五軍加新38師擁兵60000余，還有優勢的炮火和裝甲部隊，決死一戰應該能夠突圍成功。

可惜在這一瞬間，杜聿明缺乏強攻的勇氣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冒險精神，被新編第96師的進攻受挫所影響，也放棄了第二方案。

最終選擇了窩囊而又危險的第三方案：全軍繞過密支那，鉆入胡康河谷撤退，而胡康河谷原始森林密布，又被稱為“野人山”。

1942年5月9日的夜里，第五軍軍部在“卡薩”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杜聿明宣布了作戰計劃：軍部和直屬隊附新22師為一路、新96師和第200師各自為一路，繞過密支那翻越高黎貢山分頭回國，孫立人率新38師在卡薩以南，負責阻擊日軍的追兵，掩護全軍撤退。

副司令長官、代司令長官杜聿明

孫立人大為不滿，一是認為鉆進野人山是條死路，二是認為杜聿明偏心眼，生死關頭要拿新38師墊底。

加之他本就不是第五軍的將領，于是抬出司令長官部的命令，要求單獨率部撤往印度，一番爭吵下來，孫立人和新38師終于脫離第五軍的戰斗序列，兀自西去。

就這樣，第五軍軍部和所屬的三個師，踏上了艱難的歸國之路：戴安瀾的第200師，從密支那的東邊穿越山林，向高黎貢山前進。

部隊沿途遭遇日軍多次的截擊和伏擊，戴師長戰斗中重傷，在距離祖國幾十里的地方犧牲，全師最后僅余2600余人。

余韶的新96師擔任斷后任務，于5月16日退入野人山，先向北再向東，總算翻越高黎貢山，于8月17日陸續抵達滇西的劍川，全師僅剩2000余人。

而第五軍軍部和新22師，在進入胡康山谷之前，接到了杜聿明那道悔恨終生的命令：棄車上山。

孫立人

根據這道命令，所有戰車、重炮、汽車部隊卸下了重裝備的關鍵部件，比如瞄準鏡和內胎等等，然后將所有戰車、火炮和汽車炸毀，人員攜帶輕便武器，牽著一些騾馬，分頭鉆進了無邊無際的熱帶叢林，各種裝備扔得滿路都是，怎一個慘字了得？

更要命的是，這是一條充滿沼澤、瘴氣、無糧的死亡之路，不時還要遭到日軍的偷襲，所以第五軍軍部、新22師和新96師損失非常慘重。

僅廖耀湘的新22師就有2500余人倒在了野人山里，加上軍部和新96師的損失，遠征軍在野人山犧牲者應該在2萬余人左右。

因此也需要澄清一下，第一期中國遠征軍在敗退時，傷亡損失不都是在野人山造成的，司令長官部、第六軍和第66軍根本沒有踏入野人山，包括第五軍的200師也沒有進入胡康河谷，大部分的損失都是在分路撤退中，出現的病患和戰斗傷亡。

遠征軍士兵

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出動兵力共九個師103000人，傷亡56480人，損失率高達55%，其中戰斗傷亡僅20000余人，余皆因為撤退組織不力所造成的，確實令人唏噓。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杜聿明的軍部和新22師，最終也未能穿過胡康河谷前往高黎貢山，而是在羅卓英、孫立人的接應下，于7月25日撤到了印度。

隨后新22師留了下來，跟新38師一起組建了“駐印軍”，差點因病餓而死的杜聿明，是不久以后坐飛機回國的，身體也遭到巨大損害，弄得一身病。

孫立人、史迪威、廖耀湘

這就是第一期遠征軍的悲慘撤退史，一定要分清責任的話，戰略上的責任肯定應由英軍承擔，如果英國人認真履行盟軍的義務，與10萬遠征軍努力配合作戰，日本人根本不可能迅速取勝，又何來倉促撤退的一幕？

“領導責任”蔣校長則是沒跑的，不顧實際強令第五軍回國，政治上的考量多于軍事，讓數萬將士埋尸異域。

“直接責任人”當然是杜聿明，罔顧緬北的軍事形勢和復雜地形，一味執行校長的命令，讓遠征軍遭到了許多不應有的損失。

話說回來，損失多少官兵并不打緊，杜聿明表現出來的“忠誠”卻更為重要，所以從這時起，黃埔一期的杜聿明彎道超車，成為炙手可熱的嫡系將領，不久升任第五集團軍總司令兼昆明防衛總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