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羅蒂：

一位美國哲人的誕生

[美]尼爾·格羅斯著

胡艷紅譯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2023年12月出版

325頁，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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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 靖

在研讀著名哲學家傳記時，我們時常發現作者會探討如家族背景、父母教養、個性特質以及社會環境等諸多因素。這些因素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共同塑造了所謂的“命運”。然而，命運似水霧朦朧，飛絮游絲無定，泛泛入煙霧，我們難以闡釋某一特定的個體為何必然經歷如斯那般的人生。在《理查德·羅蒂：一位美國哲人的誕生》一書的《導言》中，格羅斯闡述了自己的雄心壯志。他的目標是，以美國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1931-2007）為實證案例，試圖構建一種“新的思想社會學”。這種社會學旨在發掘那些使得微觀、中觀或宏觀層面的互動事件更有可能產生特定結果的潛在社會機制和過程。從而，我們能夠更清晰地解釋諸如羅蒂這樣的個體為何必然會過上其獨特的人生。

邁向哲學之途

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格羅斯詳細闡述了羅蒂父母的背景及生活狀況。羅蒂的父親詹姆斯·羅蒂（James Rorty，1890-1973）和母親維妮弗雷德·勞申布赫（Winifred Raushenbush，1894-1979）均為典型的紐約知識分子。詹姆斯熱衷于關注社會狀況，甚至在經濟大蕭條時期，丟下年幼的羅蒂，踏遍美國各地，記錄大蕭條所導致的困苦，探討美國工人是否具備參與革命活動的能力。此外，詹姆斯還是一名詩人，他“對物理宇宙的感受與當今任何詩人一樣敏銳、鮮活”。維妮弗雷德同樣關注勞工福祉，力求洞悉產業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她還廣泛涉獵各類知識，創作小說，不時發表文論。然而，她并未立志成為如其子羅蒂后來成為的那般學者。可以看出，詹姆斯和維妮弗雷德兼有著對社會政治的關切和敏感的心靈，前一方面可能是羅蒂在1998年加入斯坦福大學比較文學系后，寫下《鑄就我們的國家》（1998）、《哲學與社會希望》（2000）、《作為反威權主義的實用主義》（2021）這些關注自由、人權、烏托邦社會的著作的誘因之一；而后一方面則可能促使羅蒂在《偶然、反諷與團結》（1989）等作品中，尤為強調個體想象力與文學教化作用。兩相結合在一起造就了羅蒂的典型立場：我們使用語言解釋世界的活動（包括文學的創作）根本來說是一項社會性的建構活動，因而在持續展開的人際活動中，共同體既拓展了人類實踐活動的可能范圍，也在制度層面同時拓展了文化或教化的范圍。令人略感遺憾的是，格羅斯對羅蒂父母影響的討論不太充足，這或許是因為《理查德·羅蒂：一位美國哲人的誕生》一書的討論止于羅蒂1982年加盟弗吉尼亞大學人文學院，而未能對羅蒂后二十五年的生涯做出進一步的分析。

但在第三章中，格羅斯的確詳細探討了羅蒂父母對其成長與踏上哲學道路的影響，以及他們在這一過程中的積極作用。羅蒂不僅在父母那里養成了寫作、批判分析和政治論述的能力，還繼承了他們的政治立場和知識分子身份。他曾表示：“我自幼就是托洛茨基分子，這與人們自幼信奉衛理公會或猶太教等信仰無異。這僅僅是家庭的信仰。”

羅蒂在不到十五歲時便進入芝加哥大學學習，在一年級后的那個暑假，他開始閱讀柏拉圖的著作，那年秋天，他的閱讀書單上出現了亞里士多德、阿奎那、培根、笛卡爾，以及斯圖亞特·密爾等人的著作。1948年5月，時年十七歲的羅蒂萌生了成為一名哲學家的愿望。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也在此時開始受困于嚴重的精神焦慮問題，以至到了1962年，三十一歲的羅蒂開始了為期六年的“強迫性神經癥”的治療。在1948年的哲學課程中，羅蒂僅獲得兩個C的成績，這使他對自己學習哲學的計劃產生了動搖。然而，羅蒂的父母積極支持他繼續攻讀哲學研究生課程，并致信知識界的朋友（如哈佛大學的莫頓·懷特、西尼·胡克），尋求關于羅蒂研究生階段學習安排的建議。最終，在1949年，羅蒂開啟了他在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階段，正式踏上了哲學學習和研究的道路。

理查德·羅蒂

哲學教育

除了家庭影響的因素，格羅斯實際上在每一章節中均會詳述當時的教育政策和狀態，尤其是哲學發展的具體情況，認為這些因素共同影響了羅蒂在職業、研究方法，乃至具體哲學立場方面作出的決策與選擇。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對羅蒂碩士和博士階段的討論中，有一個尤為需要注意的情況，即當時哲學系存在著一直延續至今的分歧：至少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大多數哲學系師生堅持認為，哲學的洞察是與哲學史有關的問題，而少數人則認為，哲學是一項更具現時性的事業，它可以不必回顧過去的“壞思想”便可衡量自己的進步。這種分歧后來演變為仍然強調在哲學史內從事哲學工作與僅關注于問題探討的分析哲學之間的矛盾。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逃離德國和奧地利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來到美國，開始發揮影響，逐漸成長為美國哲學界的主流力量。

美國哲學史家庫克里克（Bruce Kuklick）曾深入探討了政策、經濟、政治等因素對哲學教育模式的影響。他認為，分析哲學之所以具有持久的影響力，部分原因在于采用這種教育方式能夠高效地批量培養學子，從而獲得諸多優勢：有利于戰后日益增長的學生群體及時畢業（這些學生無須耗費大量時間學習拉丁語與希臘語，鉆研經典文獻，而僅需習得一些哲學黑話和專業技術），提高學生流動性；有助于提升專業影響力（已取得重要教職的前輩同樣傾向于近親繁殖，積累勢力），進而獲取更多的政府財政資助；在政治敏感時期能夠避免觸犯政府。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了專業化思維在美國大學的普及。哲學系在培養學生時，愈發注重抽象的哲學訓練，對現實世界中的事件漠然無視。庫克里克還對1893年至1930年間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的專業進行了詳盡分類和統計。他發現，專攻宗教和道德哲學的學生人數減少了近百分之五十，專攻形而上學的學生人數雖有所下降，但在1920至1930年期間仍保持在百分之三十一。與此同時，強調分析技術方向的學生人數增長了百分之一百以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對符號邏輯感興趣的技術型學生獲得了優越的工作機會，專攻形而上學的學生則幾乎不見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羅蒂在開始碩士階段的學習時，便注意到了自己對思想史問題懷有興趣。羅蒂的碩士論文導師哈特肖恩（Charles Hartshorne，1897-2000）兼具英美哲學與德國哲學的背景，他曾跟隨佩里（Ralph Barton Perry，1876-1957）、C. I. 劉易斯（C. I. Lewis，1883-1964）等人學習，與魏斯（Paul Weiss，1901-2002）合作編輯《皮爾士全集》中的第一至六卷。1923至1925年期間，哈特肖恩在歐洲從事博士后階段的研究期間，曾與海德格爾和胡塞爾一起學習。他于1925至1928年間任教于哈佛大學，職責包括為懷特海的形而上學課程批改作業。或許受哈特肖恩的影響，羅蒂的同窗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1932-2022）曾觀察到，羅蒂在他三十歲時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認為皮爾士是思想最為現代的思想家，雖然他在那之后不再認為皮爾士重要了。羅蒂的碩士論文《懷特海對潛存性概念的運用》討論了懷特海的形而上學，后來他繼續以“潛存性”為論題，撰寫博士論文，對這一概念進行了“歷史性”的考察。

1952年，羅蒂在申請博士生錄取資格的論文中這樣寫道，“通過獨立工作，我想擴展我的語言知識，并深入和廣泛地發展我的哲學史知識。在我的正式學習計劃中，我想更好地掌握關于邏輯的性質和內容的其他觀點，最重要的是，我想盡可能多地了解存在主義的前輩和支持者的方法和結果與懷特海及其后繼者的方法和結果之間的具體差異和相似之處……最終我想去歐洲學習，更全面、更直接地了解歐洲哲學的最新發展”。可以看出，羅蒂（1）同樣試圖掌握當時流行的分析哲學“技術”；（2）但仍然想要掌握哲學史知識，為此（3）他想要學習更為全面和前沿的知識。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均錄取了羅蒂，但或許鑒于當時哈佛大學的氛圍已經是分析哲學的天下，而耶魯大學仍然有著重視哲學傳統和形而上學的傾向，羅蒂選擇了更為歡迎他的耶魯大學，師從魏斯。

1954年6月，尚未獲得博士學位的羅蒂不顧父母反對，與他的碩士同學艾米莉（Amélie Oksenberg，1932-2020）成婚。1957年2月，羅蒂博士畢業，鑒于其已不符合緩征標準，故不得不投身軍隊，履行兵役義務。他被分配至新澤西州迪克斯堡，接受基礎訓練。1958年退伍后，羅蒂才正式開啟其哲學職業的生涯。

職業生涯

格羅斯在第六、七、八章中詳細討論了羅蒂職業生涯發展的三個階段：（一）初入職場的韋爾斯利學院（1958-1961）時期；（二）為獲得終身教職而努力的普林斯頓大學（1961-1965）時期；以及（三）叛離分析哲學，確定自身哲學立場的普林斯頓大學（1965-1982）時期。

羅蒂在退伍后入職韋爾斯利學院，任講師和助理教授職位。在羅蒂準備學習哲學時，胡克便給了他“早發表、勤發表”的建議。前文也提及羅蒂天生焦慮，或許也只有“早發表、勤發表”才能平息他作為一名“學者”的焦慮。羅蒂不僅很早就經常發表文章，他也很早確認了自己長期從事的研究方向。根據格羅斯的觀點，羅蒂在韋爾斯利學院時期確立了兩個主要研究方向，一是將自己視為分析方法與非分析方法的轉換者，嘗試透過語言的棱鏡重審康德式認識論及其背后的本體論立場，進而對哲學傳統進行更為廣泛的診斷和批判，簡言之，運用分析哲學來重審哲學傳統；二是將分析哲學建立在實用主義的基礎上，隨著后期維特根斯坦影響越來越大，羅蒂進而拓展了實用主義的范圍，他后來不僅將實用主義視為皮爾士、詹姆斯、杜威等人持有的立場，還將早期海德格爾（即《存在與時間》的作者時期）、后期維特根斯坦（即《哲學研究》的作者時期）、庫恩，以及一些分析哲學家，如塞拉斯（Wilfrid Sellars，1912-1989）和戴維森（Donald Davidson，1917-2003）納入實用主義陣營。

周靖著《劍橋實用主義研究》

韋爾斯利學院時期以及普林斯頓大學時期（1961-1965）的羅蒂尚未與他后來加以批判的狹隘的分析哲學分道揚鑣。格羅斯力圖指出，羅蒂認識到了分析哲學的統治位置，哲學系里最有權勢的人物都致力于分析的工作。如若想要獲得終身教職的職位，那么獲得晉升的唯一途徑是從事分析學界公認的重要工作。為此他寫作了許多分析風格的文章，并在1967年編輯出版了《語言的轉向》一書，該書收入了當時諸多重要分析哲學家的文章，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羅蒂在1965年時，成功獲得了終身教職。1978年，羅蒂當選美國心理學協會（APA）東部分會主席，而1960 年至 1979 年間，幾乎所有東部分會的主席都是分析哲學家。

然而，如若將羅蒂視為分析哲學的忠實擁躉，這便大錯特錯了。上文中提及，羅蒂學習哲學之初便對思想史產生興趣。羅蒂的父母對成為專業的學者不感興趣。羅蒂的父親詹姆斯甚至有些暗諷道，那些專業的哲學討論不過是在玩弄黑話。大抵在獲得終身教職后，羅蒂便與分析哲學漸行漸遠。格羅斯在第八章中梳理出了下述四個主要原因：

首先是認識上的原因，他對主流分析哲學越來越不屑一顧，在他看來，主流分析哲學對來自其他思想傳統的見解過于封閉。

其次是因此與他的分析學同儕關系不佳，羅蒂總有打破同事們的自滿情緒的沖動，不滿于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缺乏歷史和多元的取向。羅蒂后來回憶說，“我很討厭我的同事，他們也很討厭我，所以我們不怎么說話”。此時，羅蒂越來越認為自己是一個對教化性或象征性哲學家保留最大敬意的人。他閱讀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利科、胡塞爾，支持馬爾庫斯、泰勒，并與哈貝馬斯積極通信。

第三是在私人生活上與艾米莉離婚。艾米莉同樣是一名學者，她不太滿足于僅僅陪伴在一位“理想遠大、嚴謹、刻板、矜持”的“杰出哲學家”身邊，她在家里無精打采，努力寫書或完成論文，同時責怪自己進展太小，以至于悶悶不樂，認為自己是個失敗者。于是，艾米莉決定在1971年遠赴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從事為期兩年的研究工作。但羅蒂不同意，這在艾米莉看來意味著離婚，于是他們最終在1978年離婚了。這段婚姻結束得并不愉快，羅蒂和艾米莉甚至為了爭奪房屋所有權而打起官司。此外，艾米莉在普林斯頓有著更好的人際關系，這使得羅蒂更為人疏遠。

最后是1979年的APA事件，即所謂的“多元化反抗”。上文提及，1960 年至 1979 年間，幾乎所有東部分會的主席都是分析哲學家。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非分析哲學家們對分析學派控制APA的不滿情緒高漲。“多元化反抗”的核心是前者要求后者放棄對美國心理學會的控制，允許持有其他知識取向的哲學家有機會擔任領導職務，并在該組織的年會上發表論文，打破學術壟斷。這些要求并非毫無道理。事件的直接誘因是，1979年，紐約州政府想要對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進行評估，以決定是否關停該院。該院與歐陸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漢娜·阿倫特和漢斯·約納斯均長期執教于此。非分析人士迅速組成聯盟為新學院辯護，并開始開會制定拯救該院的戰略。這個聯盟被稱為“星期六小組”，該小組同時決定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當年美國心理學會東部分會大會上召開一次會議，看看是否有可能引起全國性的集體行動，挑戰分析哲學在哲學界的主導地位。據說當年有一百多人參加了會議，會上成立了一個“哲學多元化委員會”，其目標是“為一個更能代表美國哲學活動的多樣性的APA而努力”。小組要求“主席”職位進行直接選舉，剛剛上任的主席羅蒂實際上支持多元化，但其他人并不這么想。不過，多元主義者進行了強勢選舉“奪權”。這場鬧劇甚至引起了《紐約時報》的報道。

羅蒂并不討厭分析哲學本身，他更多是討厭分析哲學家的狹隘和自負。他特別推崇那些以分析風格寫作，但盡可能將分析哲學與其他方法聯系起來的哲學家，他自己也越來越這樣做，1979年出版的《哲學與自然之鏡》一書便是典型成果。該書引起了廣泛且深遠的關注，為羅蒂贏得了更大的聲譽。聲名鵲起的羅蒂或許不必再“焦慮”了，他能相對自由地考慮搬到更溫暖的學術環境。羅蒂收到了來自西北大學、圣克魯斯加州大學、弗吉尼亞大學的諸多邀請，最終在1982年離開普林斯頓大學，入職弗吉尼亞大學人文學院。

羅蒂著《哲學與自然之鏡》

哲人的誕生

格羅斯對羅蒂的生平闡述僅限于普林斯頓大學階段，未能涵蓋他接下來的二十五年職業生涯。在第九章中，格羅斯開始為自己的羅蒂闡釋構建理論依據。他以布迪厄與柯林斯的理論為兩軸，并補充上了自己所謂的“學者自我概念”，以最終構建出一幅更為完備的理論圖景。在布迪厄的理論中，一個人之所以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行事，是因為他擁有適合其所處特定場域、多重場域間或更廣泛的社會空間的慣習。在柯林斯的理論框架中，自我存在的材料只包括一個人在各種網絡中的定位所獲得的符號化模式，柯林斯是從個體的微觀層面來解釋人類社會的宏觀層面具有的特征的。布迪厄與柯林斯分別凸顯了“社會”和“個體”的兩極。

格羅斯認為兩人均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即知識分子的身份可能影響他們所持的觀點。他提出，思想家會向自己和他人講述他們作為知識分子的故事，由此產生強烈的動機去從事知識分子工作，而這些工作將有助于表達和整合故事中的不同元素。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們會傾向于那些使這種綜合成為可能的思想，達成某種言行一致。人們總是試圖協調承載身份的社會內行動與個體所持有的觀點，格羅斯的這種理論進而也可以協調布迪厄與柯林斯的理論。

實際上，作為研究對象的羅蒂，其本人的哲學立場能夠容納布迪厄、柯林斯，以及格羅斯的立場。羅蒂認為，真正自由的個體乃是共同體內的一個主體，我們須用主體間實現的社會團結來取代傳統形而上學對先驗客觀性的尋求，這要求每一個體都積極參與到鍛造和修改表述世界的語匯的活動中，成為一名自由的反諷主義者。在個體與共同體的協奏中，人性（human nature）最大的特征是沒有固定不變的“人性”（HumanNature），我們總是在行動中塑造、修改和完善自身。

格羅斯在最后第十章以及結論中，嘗試運用自己構建的理論來理解羅蒂，嘗試為羅蒂的主動行動、抉擇，以及立場提供合理的理由。緣著格羅斯的分析，我們的確更能理解羅蒂的一生：開明的知識分子父母使他更可能走上哲學之途；哲學史的問題傾向讓他始終不太愿意在分析哲學氛圍過于濃烈的地方學習；但分析哲學的統治地位又推動他展開相關研究工作；由于生活上的一些問題，羅蒂最終決意離開普林斯頓大學，同時與分析哲學漸行漸遠……然而，格羅斯的理論并未讓筆者感到驚艷，他似乎只不過是在簡述一個貧瘠的事實：作為個體的人類，我們受著社會的影響，我們的每一次選擇都在塑造我們的思想和生活。用皮爾士的一句話說，Chance begets Order——我們在“偶然”中打撈“法則”，然后根據“法則”來試圖理解“命運”。作為社會學家的格羅斯，在多大程度上理清了“命運”的線索？我們不妨帶著這一問題來閱讀他的《理查德·羅蒂：一位美國哲人的誕生》。

周靖

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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