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立本

金庸一百歲了。這位武俠小說大師生于一九二四年，二〇一八年逝世。在他的百年冥誕之際，各方都回憶他的文學感染力，功在文學武林，是俠之大者。

但其實金庸在香港政治光譜中更有潛藏的力量，在民間埋下文化中華的種子，于關(guān)鍵時刻力抗“港獨”的分裂主義逆流，才使得2019年的“黑暴”事件面對民間的制裁，局勢最后化險為夷，在于民眾都有一顆中國心，不甘香港被“港獨”的暴力吞噬，很多老百姓都挺身而出，在不同的陣線上加以反擊。

這也因為中國從嬰兒潮一代到80后，幾代人都受到金庸文化中華論述的影響，尤其很多受英文教育的精英，對于中國歷史和文化了解不多，但讀多了金庸小說之后，就會被那些江湖傳奇所迷倒，一招一式都暗藏中華文化的底蘊，降龍十八掌，見龍在田，飛龍在天，都是易經(jīng)的精髓，而華山論劍、襄陽血戰(zhàn)、大漠風光，都讓讀者進入了神州大地的歷史場景，讓那些長期只接受西方教育的“番書仔”，可以一窺華夏堂奧，被那些恩怨情仇背后的文化魅力勾住魂魄，如杜甫詩句所說的，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培養(yǎng)了強大的文化中華的認同。

這也是全球華人的文化認同，喜愛金庸的武俠小說，被書中的中華文化堅忍不拔的精神所吸引。對于東南亞華人來說，更是感同身受，不僅因為金庸的一些作品是在他于六七十年代新加坡創(chuàng)辦《新明日報》時所寫，也因為東南亞華人歷經(jīng)排華風暴，對于文化中華更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情懷，對于2019年香港黑暴事件，更是深惡痛絕。對于那些崇洋立場的人，只是唯英美是從，但最后還是被殖民者歧視，這在星馬等前英國殖民地一度司空見慣，但后來李光耀就對此深刻反思，敢于向英美說不，力爭權(quán)益。大馬的華文教育斗士林連玉、沈慕羽等更是身體力行，不惜得罪權(quán)力當局，推動華教，甚至鋃鐺入獄，也不墮其志，在大馬保住文化中華的命脈。

追根溯源，金庸的小說，是文化中華無形的精神堡壘，那些刀光劍影的江湖，意外地變成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護城河，讓花果飄零的全球華人，在郭靖、黃蓉、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世界里，重新發(fā)現(xiàn)歷史文化的傳承，也煥發(fā)繼往開來、為萬世開太平的愿景，在2019年的“港獨”動亂期間，力抗黑暴逆流，發(fā)揮定海神針的效應(yīng)。

其實金庸的世界觀，不是一個狹窄的大漢人主義，不是被“慕洋犬”攻擊的“大中華膠”。恰恰相反，金庸的論述都是倡導(dǎo)多元與包容，字里行間，都對種族歧視和霸權(quán)加以無情的撻伐。《天龍八部》主角喬峰最后發(fā)現(xiàn)自己是契丹人，在漢人世界被質(zhì)疑，雖然最后改名為蕭峰，也深陷忠義難兩全之痛，最后于雁門關(guān)自盡，成為悲劇角色，金庸借此痛批種族主義之害，高舉法國作家雨果的旗幟：在一切的價值原則之上，人道的原則才是至高無上的。金庸了解中華文化本來就是兼容并蓄，漢滿蒙回藏都是一家，佛教本來就是源于印度，他借武俠小說言志，要剔除傳統(tǒng)文化的糟粕，建構(gòu)一個理想世界的未來。

對很多香港的精英來說，金庸小說恰好彌補了英文中小學欠缺中國地理和歷史教育之弊，云南大理、姑蘇、燕趙、塞外茫茫、江南旖旎、嘉興、寧波等地名的事與人，讓讀者神游故國，大江南北，看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shù)英雄競折腰。讀金庸，等于是一場中華文化和歷史之旅，在曾是殖民地的香港、新加坡和大馬，都有醍醐灌頂?shù)男?yīng)。

這也是金庸效應(yīng)，從武俠小說的武林，讀出文化中華的豪氣與底氣，不再在西方強勢文化前低聲下氣，而是敢于從頭，收拾舊山河，迎頭趕上，超越前進，既要承接瀕于斷層的傳統(tǒng)文化精髓，但又拒絕自閉和狂妄自大，擁抱多元化，重視吸納全球的優(yōu)秀文化。金庸的小說技法其實頗有西方戲劇的特色，擅用“隔墻有耳”的敘事，也有主角內(nèi)心世界的獨白，展現(xiàn)戲中戲的張力。

在金庸一百年之際，驀然回首，發(fā)現(xiàn)國際江湖遽變，但人心的江湖不變，都在尋求一個多元的、安和樂利、和諧、但也人間有正義的世界。紀念金庸，文化中華的金庸效應(yīng)是不能忘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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