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克格勃起源于“契卡”，全稱為“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看此名稱，不難猜想這個機構從事的是哪方面的工作。

“契卡”首任領導人為捷爾任斯基，隨著其業務量不斷增長，契卡經歷了多次擴容升級，并于1954年改組升級為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克格勃。

克格勃下設“對外諜報局、國內反間諜局、軍隊管理局、邊防軍管理局、總務局、人事局、軍事建設局、醫療保障局、捷爾任斯基高等學校、偵查技術局、16個行動總局（或行動局）、數量不明的大量駐海外工作站（組）等多個機構。

克格勃系統工作人員的總數量在高峰時期曾達到50萬人之巨，其中總部機關員工約1萬人，間諜、反間諜及技術保障等部門約20萬人，邊防軍30萬人。此外，克格勃在全國各地還擁有至少150萬名“線人”，在國外有25萬諜報人員。

克格勃年度計劃預算約100億美元，其經費開支不受政府任何部門的約束與監督。在人員數量、活動范圍、權力和財力方面，絕對讓世界另外三大情報機構的美國中情局、英國軍情六處及以色列摩薩德等望塵莫及。

克格勃歷史悠久，規模龐大，今天我想介紹的，是克格勃麾下最臭名昭著的第五局。

克格勃第五局，又被稱為意識形態保衛局，或者反思想破壞局。是在安德羅波夫出任克格勃主席后，于1967年提議成立的。

安德羅波夫在當年5月呈交的報告中警告說，“由于受到與我們格格不入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在一部分政治上不成熟的蘇聯公民中，尤其是知識分子和青年中，出現了不問政治和虛無主義的傾向，不僅有顯而易見的反蘇分子，還有愛說政治大話和推崇民主的人都有可能利用這一點，唆使這些人去從事政治上有害的活動。”

因此，他建議在中央和地方成立重點打擊意識形態顛覆活動的機構。

為什么蘇共領導人同意克格勃此時成立一個專司意識形態反間諜、反顛覆工作的第五局呢？

這要說到赫魯曉夫同志的秘密報告，這份報告不僅在蘇聯國內，而且在整個國際社會引發了劇烈震蕩，其影響遠遠超出事先估計，導致相當多的蘇聯公民對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產生了質疑。

此后，去斯大林化進程雖被中止，再想禁錮思想卻不那么容易。為此，1960年，蘇共政治局先后通過了幾個決議，對刑法第190條做了幾項增補：如果以口頭形式詆毀蘇聯國家和社會制度的明顯謊言，或者書面形式創作同樣內容等作品，處以三年以下徒刑，勞動改造一年或者100盧布的罰款。如果組織參與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集體行動要進行嚴懲。

那么到底什么算是明顯謊言？這件事情，本人說了不算；律師說了不算；甚至連法官說了也不算，蘇共中央把解釋權交給了克格勃。

赫魯曉夫被廢后，為了全面遏制和消除赫魯曉夫執政十年期間所形成的嚴重“自由主義思潮與反蘇情緒”，蘇共領導人同意克格勃專門成立第五局，由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維貢分管。從此，對這個刑法第190條增補內容的判定權，就歸屬于第五局。

克格勃第五局的機構組成及其職能情況是怎樣的？根據俄羅斯學者А.С.斯梅卡林的研究，第五局的構成主要是：

一處，負責文化交流渠道的反間諜工作，對外國人進行分析研究，負責創作協會、科研院所、文化和醫療衛生機構的反間諜工作；

二處，負責跟克格勃第一總局合作，擬定并實施針對帝國主義國家意識形態顛覆破壞活動中心的各項反間諜活動措施，遏制人民勞動聯盟、民族主義者以及沙文主義分子的活動；

三處，負責大學生交流渠道的反間諜工作，遏制青年大學生、高校教授和教師的敵對活動；

四處，負責宗教界、猶太復國主義者以及教徒系統的反間諜工作，同時負責防范境外宗教勢力和宗教中心的破壞活動；

五處，負責在預防大規模群眾性危害社會的活動發生方面，給克格勃的地方機關提供切實幫助，偵查匿名反蘇作品和傳單的作者，檢查恐怖活動的預兆和信號；

六處，負責總結和分析敵人在實施意識形態顛覆破壞活動方面的情況資料，在擬定可行性計劃以及情報工作方面拿出具體措施。

1969年8月成立了七處，其職能是“揪出并檢查出于反蘇目的企圖使用炸藥和爆炸裝置的人”。對國家領導人的任何口頭恐嚇和書面威脅都可以視作恐怖活動。針對地方領導人的恐嚇和威脅，則由克格勃的地方機關查處。

一開始，第五局只有6個處， 但是克格勃很快發現，6個處根本不夠用。于是第五局迅速擴充，最后達到了15個處的規模。其中知名者如宗教處、文藝界及知識分子問題處、國際關系處、學生和無組織青年處、偵察匿名反蘇文件作者處、民族工作處和反猶太復國處，等等。編制也一再膨脹，從成立時的201人，到1989年已擴充為25000人，20多年膨脹了125倍。

第五局的工作對象主要是蘇聯國內公民，聚焦于知識分子、青年大學生以及宗教界人士等階層和群體。但這絕不意味著第五局的工作人員就只能在蘇聯國內開展工作，實際上，為了更有效地監視對象，第五局的工作人員必須時常出國。

奇怪的是，由于有這個便利，導致許多人開后門拼命想進入第五局。危不危險不重要，跟誰出國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出國機會，能獲得一些物質上的享受。

當然，第五局絕不是善茬，他們的工作效率極其高效。僅僅在1967年到1970年三年以內，就有2456人被第五局追究刑事責任，而這些人有可能僅僅是收聽了外國電臺，或者在公開場合講了一下國外的奇人異事。

這些人中有著名人物，如索爾仁尼琴，在他剛剛榮獲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后一個月，第五局就建議“剝奪索爾仁尼琴的蘇聯國籍并將其驅逐出境”，此后又多次向蘇共中央提出同樣建議。1974年2月13日，索爾仁尼琴被押上飛機驅逐出境。

還有被譽為“蘇聯氫彈之父”、三次榮獲“蘇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的核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由于站到了“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前列，1980年1月22日，他在上班的路上遭克格勃逮捕，被從莫斯科驅逐到高爾基市并長期監禁。

因此，第五局也被克格勃內部稱為“知識分子和青年局”，也有人稱其為“思想五局”。

但是如果你以為第5局僅僅就這么點本事，那你就大錯特錯了。第5局最厲害的地方不是把人驅逐、流放，或是送去勞改，而是把這些思想不對的人誣陷為精神病人關進精神病院，直到這個人說他是因為精神不正常才說出反蘇聯的話。

如此一來他的精神病嫌疑就會被證實。而第5局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讓他們住在精神病院。甚至第5局還讓精神病院的負責人用保護病人的隱私，對外不說出病人的數量和名字。

這些內容后來得到了戈爾巴喬夫的證實，戈氏在回憶錄中對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進行評價時曾明確指出：

“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民主的話講了不少，還大轟大嗡地通過了新憲法。與此同時卻開展了史無前例的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斗爭：一些人被關進監獄，一些人被送進瘋人院，還有一些人被驅逐出國境。”

這里所說的“瘋人院”，就是精神病院。

至于具體人數，根據蘇聯著名記者、作家、兩屆TEFI獎得主姆列欽的專著《被解密的歷屆克格勃主席命運》一書中披露：

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總檢察長魯堅科等人“1967年給中央的一份報告令政治局委員們大為震驚報告的起草者們在報告中列舉了一些‘聞所未聞’的向蘇維埃政權挑釁的例子：克雷先科夫企圖在紅場上用自制炸藥炸死自己……總之，精神病院不夠用，因此沒過多久，勞改營管理總局又增加了5所精神病院……直到1988年，政治精神病學才走到盡頭。內務部把16所監獄精神病院移交給衛生部，有5所被取締。約有80萬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

第五局的分工精細而明確，工作覆蓋面非常廣泛，主要職責和任務是“對政治局勢進行深刻分析，并作出盡可能準確的預測”，“遏制源自國外的意識形態擴張，形成一張強有力的盾牌”。

第五局給勃列日涅夫的統治立下汗馬功勞，更為安德羅波夫積攢下可觀的政治資本，這也是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羅波夫得以接任總書記的重要原因。

諷刺的是，如此強大的第五局業績不俗，效果卻越來越差。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和關鍵時刻，第五局包括整個克格勃都一反常態的低調。哪怕是當時任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聯合緊委會其他成員發動8.19之時，也僅有第九局局長普列漢諾夫一位克格勃高官參與其中。且不說人數高達50萬的克格勃，哪怕是本該以重點打擊意識形態顛覆活動為目的的第五局，都壓根就沒有存在感。

毫無疑問，到了末期，蘇共的統治已經失效，它更像是個垂死的巨人。而導致它病入膏肓的原因之一，就是蘇共的特務政治。

葉利欽在當選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后拒絕接受克格勃機構提供的警衛服務，并且說：

“在大多數規模龐大的組織中工作的不是‘助手’（線人與告密者的代稱），而是相關的國家機關的間諜網。這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了巨大的道德傷害……這對我們來說是不能容忍的。”

葉利欽當然不會為克格勃說好話，不過就連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瓦季姆?巴卡京也對自己的組織沒有好感，就不能不說明一些問題了。

巴卡京總結道：

“克格勃及其前身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國家政治保安局（格普烏）、國家政治保安總部（奧格普烏）、內務人民委員會（恩克格勃）、國家保安部（姆勃格），構成極權制度的基礎，沒有這一基礎，這個制度簡直就不可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