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六年（1626年）九月初一，遼東沈陽，后金天命汗努爾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極焚香告天，繼承汗位，宣布次年改元天聰。皇太極比老奴更難纏，他將大明比作參天大樹，以光頭強自居。為伐倒大明這棵大樹，他對內實施新政，推進封建化進程，對外南攻朝鮮，北征漠南蒙古，先修剪枝丫。

初步收服朝鮮及遼東沿邊蒙古諸部后，后金的后方得到穩固，同時打通了繞過難啃的關寧防線，突入關內的草原路線。崇禎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極親率大軍借道蒙古，避開關寧防線，分兵三路從龍井關、洪山口、大安口突入關內，攻占遵化，兵臨北京城下，史稱“己巳之變”。

清太宗皇太極劇照

“己巳之變”為后金軍（清軍）第一次突入關內。此后十余年間，清軍又多次借道蒙古地界多次攻入關內，深入范圍一次比一次遠，連北直隸以南的山東都數次遭受兵燹（音xiǎn）。緊鄰大運河的兗州府也在其攻擊范圍之內，朱壽鏞、朱以派兩代魯王先后與清軍有過面對面的交集。

本次，我們來聊聊陷入風雨飄搖下的魯王朱壽鏞、朱以派父子。

魯肅王朱壽鏞

朱壽鏞，字安宇，生年不詳，為魯恭王朱頤坦庶九子，生母魯恭王次妃張氏。萬歷十一年（1583年）四月，受封泰興王。萬歷十七年（1589年）四月，以王氏為泰興王妃。據此推算當生于萬歷元年（1573年）前后。

魯恭王朱頤坦是一代賢王，他關心地方民生、屢屢出資賑災，歷代皇帝“前后七賜璽書嘉勞”，可謂是一輩子都在受表揚。在他的言傳身教下，諸子皆以賢著稱。

朱壽鏞在繪畫藝術上頗有建樹，善畫花鳥，畫法精妙，生機盎然，頗有情趣。萬歷年間的兗州知府張銓在《畫法大成》“敘”中盛贊朱壽鏞：

“恭惟魯藩泰興王安宇殿下，德媲金聲，才攄玉藻。譚經東閣，夜燃太乙之藜；飛蓋西園，時授相如之簡。”

《畫法大成》為朱壽鏞與魯藩巨野王府輔國中尉、山水畫名家朱頤厓等合著的書畫著作，共八卷，分畫論、翎毛、人物、山水、畫目等，收入了魯藩“觀頤壽以”四代人的畫作，內載朱壽鏞作品38幅。它名為畫譜，卻已超出教授初學者繪畫的范疇，是一部集畫譜與畫作于一身的繪畫合集專著卷帙從容，篇幅廣大，取材廣泛，集中展現了繁華歲月中一地宗室子弟的藝術活動，是研究明代繪畫史的珍貴史料。

《畫法大成》內頁

朱壽鏞不僅繪畫技藝高超，在文學、佛學上修養也很高，與海州（今江蘇連云港）云臺山僧侶多有交流、唱和。此外還是一位酷愛旅行的背包客，兗州府境內的山山水水多有踏足，興建修繕過不少名勝古跡，留有諸多墨寶，比如臨沂蒙山蒙頂的“蒙頂奇觀”、“萬古風云”摩崖石刻。

魯藩大宗曾兩次命懸一線，可最終都順利度過，不曾想在第七代之后竟開啟了連續絕嗣的魔咒。魯恭王朱頤坦子嗣頗豐，然而成活率不高，包括嫡長子在內的前五子紛紛早逝，最終由庶六子富平王朱壽鏳（音zhēng）。沒成想這位第八代魯王在位僅僅4年便去世，身后沒留下子嗣，遂由其七弟常德王朱壽鋐（音hóng）入主大宗。

魯憲王朱壽鋐在位時間長達30余年，《明史·諸王列表》稱其薨逝于崇禎九年（1636年）。與父兄一樣，關心地方，接濟百姓，修橋鋪路，對兗州府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堪稱明代賢王典范。唯一的缺點便是沒有子嗣，因此再次開啟兄終弟及模式。因老八寧德王朱壽鋮早已故去，寧德郡國因無嗣而除封，是以倫序第九的泰興王朱壽鏞成為第一順位繼承人。

《明史》稱朱壽鏞襲封于崇禎九年，也即魯憲王朱壽鋐去世的當年。時當明末亂世，關于這位第九代魯王的記載鮮少，只在“戊寅之變”中有過出場。

崇禎十一年（1638年，戊寅年）八月，皇太極再次發動入口之戰，以睿親王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貝勒岳讬為揚武大將軍，借道蒙古草原分左右兩翼進兵。九月底，兩軍由墻子嶺、青山關毀邊墻而入，合兵一處之后饒過北京在涿州再次分兵，沿太行山、運河南下，所向披靡。

墻子嶺長城

十二月初十，一力主戰的宣大總督盧象升進駐鉅鹿縣南15里處的賈莊構筑防線，聯絡高起潛所率的關寧鐵騎等部明軍，準備與清軍決一死戰，結果無人響應。次日，清軍將賈莊團團圍住。十二日，慘烈的“巨鹿賈莊之戰”爆發，盧象升所部天雄軍僅有五千余人，面對數倍于己的敵人毫不畏懼。奈何寡不敵眾，盧象升殉國。

巨鹿一失，山東頓時門洞大開，清軍右翼直撲過去，在德州進入山東地界，由此渡過運河后，沿河南下直抵臨清州，再次一分為二，一支向東攻打高唐州，一支繼續南下進攻濟寧，隨即又合兵圍攻濟南。

崇禎十二年正月，濟南陷落，巡按御使宋學朱、左布政使張秉文、知府茍好善及督糧道、鹽運使等官員殉難，德王朱由樞被執。濟南淪陷后，清軍在城中大肆殺戮，事后統計全城內外積尸至十三萬之多，史稱“濟南之屠”。

清軍將濟南焚掠一空后，又折而西南，連下平、莘縣、館陶等十數縣，焚毀汶上康莊驛，兵鋒直指魯藩所在的兗州。十七年前抗擊白蓮教徐鴻儒起義的那一幕再現。

當年滋陽知縣楊炳勇挑守城重擔，魯王朱壽鋐出資助餉，親自登城鼓舞士氣，二人通力合作下保住了兗州城。

此次同樣是滋陽知縣尼澄主動站出來主持大局，在發現山東成為清軍的攻擊范圍后，親率百姓加固城墻，疏浚城壕，整治兵甲，儲備糧草，組織兵士及百姓輪流守城。而魯王朱壽鏞則提供資金支持，協助招募守城勇士，助官兵拒守府城。

清軍一出現，兗州方面就以箭雨、火器向迎接，給了他們一個驚喜，守城過程中還不時組織士卒出城發動奇襲，對清軍造成了不小的殺傷。清軍圍攻五日，卻討不到好，只得悻悻撤走，轉攻周邊的魚臺、城武、金鄉、單縣等縣，四處燒殺掠奪。

兗州博物館

當年三月，清軍再次從青山關出塞，“戊寅之變”正式告終。在這場事變之中，共有一府、三州、五十七縣被清軍攻陷，北直隸、山東、山西慘遭兵燹荼毒。清軍所到之處多有屠殺，魯王朱壽鏞與知縣尼澄聯手守護兗州府城，善莫大焉！

魯安王朱以派

《明史》稱魯王朱壽鏞薨于崇禎十二年（1639年），也即“戊寅之變”結束的當年，朝廷賜謚曰肅，如此在位4年，享年約67歲。謚法“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可見朝廷對他的評價不低。

《諸王表》記載，魯肅王朱壽鏞去世后，其嫡長子朱以派于次年襲爵。

“肅王壽鏞，恭庶九子，初封泰興王。崇禎九年進封。十二年薨。以派，肅嫡一子，崇禎十三年襲封。”（《明史·諸王列表》）

這段內容存在不小問題，朱壽鏞共有六子：嫡長子朱以潢，次子未名早夭，三子朱以派，四子朱以洐，五子朱以江，六子朱以海。朱以派既非嫡子也非長子，而是庶三子，生母王氏，因大哥朱以潢早逝，才成為第一順位繼承人。

朱以派同樣善繪畫，以山水見長，為《畫法大成》的共同創作者之一，為此書撰寫《山水序》。《畫法大成》卷八為其與族曾叔祖、巨野王府鎮國中尉朱觀熰的合集，收錄其山水畫12幅。

崇禎十五年（1642年），歲逢壬午，當年十月，為持續消耗明朝國力，兼且奪取財物，以戰養戰，剛取得松錦之戰勝利的清帝皇太極命多羅饒余貝勒阿巴泰為奉命大將軍，內大臣圖爾格為副，率眾十余萬，再次發動入關之戰。

“（十月）辛亥，以阿巴泰為奉命大將軍，與圖爾格率師伐明……（十一月）丙申，阿巴泰奏自墻子嶺入克長城，敗明兵於薊州。”（《清史稿·本紀三》）

魯藩世系圖

清軍大舉入寇的消息傳來，大明朝廷大為震動，立即發布戒嚴令，命勛貴分守京師九門，同時征召諸師勤王。

有鑒于此，清軍在奪取薊州之后，并沒有去硬嗑北京，而是饒過重兵把守的京師，徑自南下分襲真定、河間等地，畿南諸邑多有淪陷，隨即攻入山東地界，于臨清分兵，其中一路南下攻打濟寧。因濟寧防守嚴密，乃于十二月初轉攻兗州。

“（十一月）壬申，大清兵分道入塞，京師戒嚴。命勛臣分守九門，太監王承恩督察城守。詔舉堪督師大將者。戊寅，征諸鎮入援。庚辰，大清兵克薊州。丁亥，薊鎮總督趙光抃提調援兵……己丑，遼東督師侍郎范志完入援。閏月癸卯，下詔罪己，求直言。壬寅，大清兵南下，畿南郡邑多不守。丁巳，起廢將……十二月，大清兵趨曹、濮，山東州縣相繼下，魯王以派自殺。”（《明史·本紀第二十四》）

十二月初八，臘八節當日，兗州沒能迎來平安祥和的佳節，而是清軍的鐵蹄與屠刀。兗州守備力量不足，面對來勢洶洶的清軍，有不堅定者心性動搖，為求活命主動投敵。當日凌晨，在內奸的指引下，清軍自兗州西門破城而入。發現清軍涌入的值班軍士敲鑼示警，兗州軍民聞訊披掛上陣，卻發現已無力阻止敵人入城。盡管如此，兗州軍民依然展現了自己的骨氣，一場慘烈的巷戰就此在這座千年古城展開。奈何局勢如此，非人力所能力抗，兗州最終陷落。

面對來勢洶洶的清軍，魯王朱以派比濟南的德王朱由樞表現的更有骨氣，為不讓自己落入清軍之手，先一步自縊殉國，王府之中多有殉難者。比如魯藩長史俞起蛟，率全家人二十三口一起自盡。

而在抗擊清軍過程中，奮勇殺敵又身殉城者舉不勝舉。兗州知府鄧藩錫是此次守城的主持者，城破之后他沖殺在一線，最終力竭被俘。面對清軍的勸降，堅決不肯低下高傲的頭顱，因此慘遭肢解而亡。監軍參議王維新身負二十多處創傷，力戰而亡。已調任兵部主事的前滋陽知縣樊吉人，圍城之時尚在城內，喊出“守土，吾職也！”積極參與守城，城破之后自刎殉國。其余諸如推官李昌期、副將丁文明、滋陽知縣郝芳聲等文武官員，在鄉的左給事中范淑泰等士人，及眾多不知名的士兵、百姓，或倒在了抗敵第一線，或自盡殉國。

正因為遭到了激烈的抗擊，清兵進城后兇殘無比，燒殺淫掠無惡不作，闔城百姓幾乎被屠戮殆盡，又縱火焚城，將城內民房棼燒一空，兗州四座城門被燒毀三座。聳立于城中核心位置的魯王府更是遭到重點關照，遭受劫掠破壞嚴重。

清軍這次屠城，史稱“兗州之屠”，其酷烈程度不下于駭人聽聞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兗州不堪回首的一大劫難。至于那名出賣兗州軍民的內奸，當地望族范氏的族譜中有“有副將劉某為內應，城遂陷”的記載，而兗州民間至今流傳著“花馬牛賣城”的故事，《范氏族譜》所載當確有其事，只是因“牛”、“劉”二字讀音相近，流傳中發生了偏差。

方志中的朱以派

魯王在兗州之屠中具體有何表現，清代編撰的《兗州府志》、《滋陽縣志》等多有記載，且形象很不光彩。

清軍入關消息傳來時，兗州守城戰中主持大局的兗州知府鄧藩錫才到任不久。鑒于此前有過清軍攻打兗州的記錄，故他對此極為上心，早早組織人手加強守備。

正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想要加強城防，錢糧是個繞不過去的坎。然而這些年來，小冰河期發威，天災不斷，兗州也遭受重創。《滋陽縣志》記載：“崇禎十三年，蝗旱奇荒，斗麥二兩，瘟疫盛行，盜賊竊發，父子相食，人死過半；十四年，斗米萬錢，土寇蜂起，路斷人行，男女不生育”；“蝗飛蔽日，集于樹則枝為之折”。上一次“戊寅之變”，兗州城雖然得以幸免，可周遭卻慘遭清軍洗劫，對兗州官府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魯肅王蒙山摩崖石刻

有困難遭大戶，為錢糧頭痛的鄧藩錫得一個想到的便是魯王府，畢竟魯藩再次立國數百年，家資豐厚，且歷代魯王樂善好捐，認為朱以派這個魯王必然會出手相助。

為此他過府朝見魯王朱以派，動之以理曉之以情：“臣聞城之不守，皆由城內貴家自惜金錢，自愛安樂，而令窶人餓夫傭子登陴擊柝捍御，遂多敗事。夫城郭者，我之命也；財賄者，人之命也。我不能畀彼以命，而望彼畀我以命乎？王能散積儲以鼓士氣，城猶可存，命猶可保；不然，大勢一去，玉石皆燼，悔無及矣！”

鄧藩錫的這一番話可謂句句在理，若說兗州城是皮，那么魯王府是附著在其上的毛，最多粗壯些罷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未成想，朱以派竟然是個吝嗇到一毛不拔的守財奴，無論鄧藩錫怎么規勸，都不為所動，以哭窮告苦，作啞裝聾相對。待鄧知府一走，為防止別人覬覦，立即派出人手挖地窖埋藏金銀。

最后兗州城破，朱以派落得個自掛東南枝的下場，而魯王府也被劫掠一空。

阿越說

這是阿越撰寫明朝宗室系列文章以來最難寫的一篇，不僅是因為史料稀少，關鍵還混亂不堪，難以厘清。關于魯肅王朱壽鏞、魯安王朱以派父子之間的傳承，多數史料持《明史》相同的觀點，但收集資料時，無意中發現的一張畫作，讓阿越不禁對這一結論有所懷疑。

以《畫法大成》觀之，朱以派當猶善山水畫，不過于人物畫一道亦不遜色。其所作的《布袋和尚圖》一卷，畫中所繪布袋和尚持杖袒胸而立，形象生動有趣，實屬難得的精品，畫作先由胡氏家族收藏，傳承數代后由胡實轉贈給好友徐焯澣。徐焯澣愛不釋手，特意為之題跋。

《布袋和尚圖》

當然并非是要夸贊朱以派的繪畫功底，重點是《布袋和尚圖》中的另一內容。此畫鈐“魯端王印”，但其款識為“崇禎九年八月敬沐，魯王以派”。

《明史》稱魯肅王襲封于崇禎九年，而朱以派直至崇禎十三年才得以襲封。可《布袋和尚圖》的款識表明，至晚崇禎九年八月，朱以派已襲封魯王，否則以“魯王以派” 自識，屬于無父無君的大逆不道行為。而朱壽鏞親筆題于蒙山蒙頂的“蒙頂奇觀”、“萬古風云”款識表明，崇禎九年時，他的身份依然是泰興王。

有鑒于此，阿越認為朱以派七伯魯憲王朱壽鋐當薨逝于崇禎六年前后，因其無嗣，魯王之位轉移到泰興王一系手中，朱壽鏞的魯王身份很可能已經得到朝廷認定，只是沒能等到正式襲封的那一天，故此由庶三子朱以派承襲。也即朱以派成為魯王并非在崇禎十三年，而是在崇禎九年。

如此，“戊寅之變”中出人出資，與滋陽知縣楊炳共同抵御清軍攻城的魯王當為朱以派，清代方志對壬午之變中朱以派的描寫存在故意抹黑的嫌疑。

當然這只是一家之言，具體如何有待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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