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夏末的一天，胡適一反常態地讓秘書王志維到里屋打開一個保險箱看自己的遺囑。

那時候，胡適對王志維說：“我在中年的時候所耗去的精力比一般人多，所以我的寫作比一般人發表的多。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的精力都透支啦。人終歸要死的，像傅孟真先生那樣一倒下就完了，最痛快。像梅先生住在臺大醫院那么久，實在太苦。我很羨慕傅孟真先生那樣的死。如果我將來病到像梅先生那種情形就自殺，你們千萬不要救我。”

胡適說到的傅孟真指的是傅斯年，梅先生指的是梅貽琦。

傅斯年的死，充滿了凄然與悲涼的味道。

傅斯年去世后，他的太太俞大綵曾有一段深情的回憶：“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去世的前夕，是一個寒冷的冬夜，我為他在小書室中生炭盆取暖。他穿著一件厚棉袍伏案寫作。我坐在對面，縫補他的衣襪。因為他次日要參加兩個會議，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擱下筆抬頭對我說，他正在為董作賓先生刊行的《大陸雜志》趕寫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費，做一條棉褲。他又說，你不對我哭窮，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費到手后，你快去買幾尺粗布，一捆棉花，為我縫一條棉褲，我的腿怕冷，西裝褲太薄，不足以御寒。”

說這番話時，傅斯年并非落魄，而是坐在臺灣大學校長交椅上，世人譽他是“傅大炮”，但這門大炮卻沒有做過哪怕一點弱肉強食，為自家謀利的事，那條沒有來得及縫制的粗布棉褲，便是他留存在歷史中的風骨。

當命運被悲劇籠罩時，舉手就能觸碰到象征，抬頭就能感受到不祥之兆。

就在這個讓人心酸淚目的不祥冬夜，正當俞大綵為家中的貧苦而黯然神傷時，傅斯年在忙完手頭的工作后，忽然又做了一件讓人“心驚”的事。只見他突然指著壁上的書架說：“這些書，還有存于史語所一房間的書，我死后留給兒子。我要請董作賓先生制一顆圖章，上刻‘孟真遺子之書’。”說完，他又長嘆一聲，一反常態地對俞大綵說：“你嫁給我這個窮書生，十余年來，沒有過幾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無半文錢留給你們母子，我對不起你們。”

誰都沒有想到，這幾句寒夜里的愧疚家常，竟然成了傅斯年最后的遺言。

傅斯年的死，來的非常的猛。

1950年12月20日，在臺灣省議會大廳，面對臺籍人士郭國基關于臺大招生火藥味甚濃的質疑，傅斯年上臺解釋。不料，演講完畢，還未落座，傅斯年臉色煞白，說了一句“不好！”便昏厥了過去。

坊間有傳言，說傅斯年是被“氣死”的。

此種說法不管是不是真相，但有一點卻是殘酷的現實，傅斯年這一代的大師，當他們選擇南渡之時，他們就處在了風雨飄搖之中，那里盡是舊夢的纏繞，俗世的裹挾，還有頹敗景象下波濤洶涌的質疑與非議。

其實他們也被困在隱形的風暴之中，并最終都死在了里面。

胡適之死，與傅斯年有著相同的意味。

那一個時期，罵胡適的人很多，有的罵語非常的難聽。

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的大廳里，當胡適表示挨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之后，他便突然間仰身向后倒下，后腦先碰到了桌沿，而后又摔倒在磨石子的硬地上。

半年前，他曾“羨慕”傅斯年的死法，現如今，一語成讖，他也“痛快”地被氣死了。

這是一種巧合，也是一種宿命。

傅斯年之死，那一條未來得及縫制的粗布棉褲是最后的悲涼；胡適之死，最后的悲涼則是那一所未來得及找到的房子。

胡適臨死之前的四個月，14歲就嫁給他的小腳太太江冬秀，這才攜帶一張笨重且有些破爛的舊床，從美國趕到臺灣來陪伴病弱的丈夫。

胡適臨終前曾囑咐秘書王志維替自己物色一所房子。胡適說：“我太太打麻將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給中央研究院留下來的好傳統之一，就是不準在宿舍打牌。我也不應該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規矩。”

王志維聽了，很傷感，遺憾的是，房子還未找到，胡適便駕鶴西去。

起初，王志維并沒有哭泣，但在清點胡適的遺物，發現胡適生前留下的錢財只有135美元時，他終于繃不住，痛哭起來。

胡適生前，對原“清華”校長梅貽琦是心痛的，他覺得梅先生遭了太久的罪，他不愿成為第二個梅先生。

比起傅斯年、胡適的死，梅貽琦的死，是另一種典型，他是被累死的。

自來到臺灣，他懷揣著那一筆被周遭覬覦的清華基金，一直有重建“清華”的舊夢，可是就在新竹“清華”漸漸建起時，他卻積勞成疾，1960年6月10日被確診為攝護腺患癌。

這一病癥對梅貽琦造成了致命的創傷，為了續命看到舊夢實現，他甚至施行手術，切除了睪丸。

梅貽琦的死，同樣是悲情的。

生前，他貴為新竹“清華”的校長，太太韓詠華卻在美國做各種零工，原因很簡單，那時他只領取微薄的薪水，遠不能支持太太穿衣吃飯。

后來，身邊人實在看不下去，加之梅貽琦病重，需要有人照顧，韓詠華這才匆匆趕來。

比起胡適生前只留下135美元，梅貽琦更加的讓人肅然起敬。

他沒有留下任何遺囑，也沒有留下任何錢財，只有清華基金清晰的賬目。

胡適生前曾不理解梅先生為何不留遺囑，但韓太太是懂丈夫的。

他要說的已經在病床上說了，再沒有什么要交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