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梁，是中國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給人們出行帶來了極大的便利，至晚在商代文獻中已有橋梁的身影。從結構簡單的獨木橋，到長虹臥波的石拱橋，再到雕梁畫棟的風雨橋，幾千年來中國的能工巧匠利用木料和石材，修建了數以萬計奇巧、壯麗的橋梁。這些橫跨于神州大地山水之間的飛虹，便利了交通，也裝點了河山，無論是建筑樣式，還是力學原理，亦或是美學理念，至今依然對世界橋梁建筑界產生著影響，當之無愧地屬于中華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

長沙風雨橋

時間是最強大記憶清除器。在歲月的侵蝕下，很多古橋被荒草淹沒，孤寂地回憶著往昔的喧囂，期盼著重現于世的那一刻，更多的則是湮滅在歷史的塵埃中無跡可尋。幸存下來的古橋，屬于文化瑰寶，向世人展現著華夏文明往昔的熠熠光輝。所以珍惜身邊的古橋吧，無論是只有幾塊青石板壘成的鄉間小橋，還是結構宏偉、名人題詞的國寶級橋梁，都是華夏文明傳承的活化石。

位于濟寧市兗州區城南橫跨泗河的老橋——泗河大橋，本名泗水橋，俗稱南大橋，始建于明萬歷時期，是一座15孔全部由石料砌成的古橋。長70余丈，廣3丈8尺，橋面兩邊設石質欄桿72柱，每個欄桿和欄板都雕刻有精致的花紋圖案。在現存古橋中并不算古老，卻因地處七省進京的必經之路上，地位尤為重要，被認為是明代二十四名橋之一。

泗水橋引人入勝的故事尤多，當地傳言從倡言到落成，由朱壽鏳（音zhēng）、朱壽鋐兩代魯王接力完成。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魯王朱壽鋐。

魯王朱壽鋐與泗水橋

朱壽鋐（音hóng），為魯恭王朱頤坦的庶七子，生年、生母不詳。萬歷九年（1581年）四月，受封常德王。萬歷十五年（1587年）四月成婚，王妃馬氏。

魯恭王朱頤坦共有十二子，以朱壽鋐的倫序，按理說魯王之位應當與他無關，可命運偏偏選中了他。嫡長子朱壽（金爵）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十月受封魯世子，不幸于隆慶三年（1569年）正月去世。二三四三子皆早夭，很多時候不被記入排行。老五朱壽鑨（音lóng）于萬歷八年（1580年）四月受封福安王，去世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七月。

故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七月二十七日，魯恭王朱頤坦薨逝后，魯王由庶六子富平王朱壽鏳承襲，他于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四月受封魯王。然而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便亡故了，在位僅僅4年，朝廷賜謚曰敬。

魯敬王朱壽鏳沒有留下子嗣，立國200年后魯藩大宗第一次絕嗣，倫序居長的常德王朱壽鋐成為魯王當然繼承人選。萬歷三十年（1602年）四月，朝廷正式冊封朱壽鋐為魯王，王妃馬氏為魯王妃。

趙州橋

魯恭王朱頤坦是一代賢王，關心地方民生、屢屢出資賑災，因此一輩子都在受表揚。在他的言傳身教下，朱壽鏳、朱壽鋐兄弟同樣以賢著稱，對地方頗有貢獻，為當地百姓所銘記。數百年來當地流傳著先建諸天寺，后建泗水橋的傳說。

兗州自古以“東魯之大郡，水路之要沖”而聞名。明代有“七省通衢”之稱，為往來南北兩京的孔道，各省官員及外國使節進京，皆途經兗州。發源于泰沂山系，流經兗州左近的泗水，是南來北往必經之地。然而它是一條季節性河流，四季水流變化極大，平日可通過船只擺渡，供來往人車過河。可一到夏秋時節雨季降臨，山洪襲來洪水滔天，舟楫難渡，南北交通頓時中斷。這種狀態也無形中加大了建橋難度，歷任兗州官員為此困擾不已。

泗水橋修建建成后，橋頭上有石碑兩座，北鐫“魯國石虹”四個大字，南面勒刻著由時任山東巡撫黃克纘親筆撰寫的《創修泗水橋記》。該文開頭就提到了兗州的區位優勢，及往來泗水兩岸之兇險：

“由兗郡而南數里，有泗水從曲阜西南流入漕河，其地橫絕兩京官道，為七省必經之津，縉紳冠蓋之所趨也，士民商賈之所涉也。當冬春時流澌清淺，一艇可渡，入夏秋則山洪暴漲，狂濤洶涌，刺舟者虜于覆沒，涉川者苦于難待，往來病之。”

泗水橋雄姿

魯藩在兗州立國260年，歷十世十一王（不包括追封二王），大都以賢著稱，他們關注社會公益事業，在兗州府境內修橋補路，創辦義學、書院，史籍及明清志書多有記載。

魯敬王朱壽鏳襲爵后，想在泗河官道渡口上建一座大橋，以讓兗州成為名副其實的南北通衢。此前多任魯王都有修橋想法，可苦于泗水連年爆發山洪，而無法實施。篤信佛教的朱壽鏳得高僧指點，稱想要在渡口建橋，先要在北岸建立寺廟，求佛祖保佑風調雨順，才能順利建成泗水橋。魯王依言而行，出資在官道北側選址建起坐北朝南、規模宏大的諸天寺。

只可惜魯敬王在位日短，沒能等到可以建橋的那一天。

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建橋的時機到來，時有識之士覲見魯王朱壽鋐，紛紛表示修建此等大型石橋非他莫屬。經過計算，修橋費用以魯王的歲祿記，需20年方可。當時魯王的歲祿為三千石，也就是說修建泗水橋需耗資少說也要數萬兩白銀，對魯王府而言也是一筆巨資。可朱壽鋐不作二想，表示這筆錢他投了。

自萬歷三十二年春開工，至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夏落成，泗水橋的建設整整歷時五載有余。碑文詳細描述了朱壽鋐為建造泗水橋所花的精力，及落成后遠近官民的幸喜之情。

“伐木于林，鑿石于山，地得樁而基固，石臥橛而柱成，銳于末而豐其中，以殺瀑湍，使水不能怒。兩柱之間虛而為洞者十有五，洞之上為石梁，去水三丈有奇，梁之左右為石欄，其堵七十有二。計橋之長七十余丈，其廣二丈八尺，琢鏤必精，砌筑無罅。望之隱然臥波長虹也。役使萬歷甲辰之春成于乙酉之夏。于是近者、遠者、輿者、馬者、擔者、負者、步而趨之，臨流而觀，莫不駭其創建之神，而美其明德之遠也……因名之曰‘泗水橋’，而額其橋之坊曰‘魯國石虹’。”（《創修泗水橋記》）

泗水橋位置

為成此偉業，錦衣玉食出身的朱壽鋐一改常態，過起了節衣縮食的生活。“王宅心淡泊，棲意深遠，居常食不兼味，臥不重裀。蕭然一室，屏去姬侍與白士無異。”一位天潢貴胄竟然克勤克儉至形如普通百姓，其克己奉公氣節之高尚，即便是今人也少有人能企及！也難怪黃克纘會發出“然橋之功大矣！有司者不能成，而王代成之，敢忘德乎？”的感慨。

魯王生平

前文說過歷代魯王多為賢王，關心地方事業，在整修城池、修橋鋪路、賑濟貧困、振興教育等地方公益事業上多有貢獻。

比如正德年間受劉六劉七起義影響，兗州府城墻多處被戰火摧毀。魯莊王朱陽鑄主動捐獻俸祿襄助重建工作，并派兗州護衛指揮僉事潘珍配合兗州知府曹大有，組織軍民修繕城樓、垛口、更鋪等城防設施。

清康熙、光緒版兩部《滋陽縣志》記載魯恭王朱頤坦“設義庠，惠困窮。”康熙版《鄒縣志》則提及魯恭王在萬歷六年（1578年），重修了位于鄒縣西北橫跨白馬河的雙橋。可見魯王的慈善事業已超越府城所在的滋陽縣，擴展到整個兗州府。

即便是在位僅僅4年的魯敬王朱壽鏳，兩部《滋陽縣志》也提及“王城南，舊有義學一所，魯敬王立。”

大宗如此，魯藩其余宗室同樣在踐行魯靖王朱肇煇的遺志，對明代兗州府地界多有貢獻，限于篇幅不進行展開。所以別看前幾篇屢屢提及魯藩惡宗、悍宗為惡之事，實則魯藩宗室可以稱賢的為數不少。

朱壽鋐同樣如此。在位期間修建的橋梁并非只有泗水橋一座。

兗州新驛鎮高吳橋村在修橋過程中出土了一方殘碑，上書“大明魯府重建，萬歷三十年仲冬之吉”。仲冬即十一月，也就是說此橋落成于萬歷三十年十一月，正是朱壽鋐受封當年，該橋應當是他營建的第一座橋。

康熙版《鄒縣志》還提及位于鄒縣西北二十五里處，橫跨白馬河的崇義橋，于萬歷四十一年（1612），由明魯藩出資興建。按照年款推算，朱壽鋐在泗水橋落成后不久，又捐款興建了鄒縣崇義橋。

鄒城市風光

乾隆年版《兗州府志》則記載，天啟元年（1621），滋陽縣民孫尚智之妻產下四胞胎男嬰，乳汁不足難以養活，魯王朱壽鋐聞訊出面覓得正在哺乳的乳母幫助哺育，終使四人俱長大成人。連這等事都會去管，足見他的確是個大善人。明實錄中有他多次捐祿賑災的記載。

明末處于小冰河期，天災不斷，百姓辛苦勞作一年往往顆粒無收，嗷嗷待哺，急需朝廷及地方官府、世家大族賑濟，朱壽鋐往往不會缺席。

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二月，朝廷突然派太常寺少卿丁啟浚前往兗州旌表魯王朱壽鋐捐祿，至于所為何事沒有說清楚。當年四月，明神宗再次表彰魯王，原由為捐祿救荒，估計前一次也是如此。

“甲辰，以德王常（邦清）、魯王壽鋐、衡王常?各捐祿救荒，敕賜旌獎。”（《明神宗實錄》）

這不是他第一次收到表彰。與乃父魯恭王一樣，他一生因賢孝多次受到過皇帝嘉獎。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十二月，也就是泗水橋動工之年，山東巡撫黃克纘上奏朝廷，稱魯王“孝友樂善”，請求給予獎勵。次年正月禮部主事熊尚文奉命攜嘉獎敕書，及羊、酒、彩幣等嘉獎禮品赴兗州旌表。

受老朱重視后代教育的影響，明代宗室不管人品如何，大多文化功底不錯，特別是宗王一級的高層宗室。朱壽鋐自然不會例外，他在書法上堪稱名家。民國九年版《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提及，在滋陽縣縣學內東齋中，留存有“明魯憲王書乾宮識言敘小方石二”。

作為文人雅士，天然會親近儒家。兗州為魯國故地，儒家文化的起源地，至圣孔子、復圣顏回、宗圣曾參等都生于明代兗州府境內，也葬于此，建有相應的祭祀性廟宇。

黃克纘在《創修泗水橋記》中，在重點記述魯王修建泗水橋的事跡之外，還提及他出資修繕泮宮（未知是曲阜孔廟泮宮還是府學泮宮）、曲阜顏廟和嘉祥曾廟，因此深受百姓稱頌愛戴。

“出數千金修泮宮及顏、曾廟，鄒魯之士誦義無窮。”（《創修泗水橋記》）

曲阜顏廟

《創修泗水橋記》所記，是他在萬歷四十年前，也即在位前十年的賢舉，此后二十余年于文化事業上的舉措并未在案。

在關心地方公益事業的同時，朱壽鋐也致力于同當朝皇帝搞好關系。

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十四日，皇長孫朱由校出生，這不僅是明神宗的第一個孫子，也是皇太子朱常洛的長子，雖然是庶出，可按文官集團在“國本之爭”中喊出的“我朝建儲家法，東宮不待嫡，元子不并封”口號，只要不夭亡必然是太孫。因此舉行了隆重的儀式，并致書各藩贈以皇長孫賀生禮物。

次年二月十一日，明神宗又因皇長孫誕生，給自己生母，經過多次加上尊號，頭銜正式稱號已是圣母慈圣宣大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的李氏，再次加尊“恭熹”二字，并昭告天下。

當年八月，朱壽鋐以慶賀元孫誕生及圣母加徽號為由，進獻兩份賀禮，禮物各五匣，彩叚各二十匹。

對皇帝的生辰也極為上心。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八月，“魯王壽鈜以萬壽節，進金鞍、鞦、轡，并各色馬六匹；以 皇太子千秋，進名馬一匹”；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八月，“魯王差典儀唐賓進貢馬十匹，金鞍一副，慶賀萬壽，上優詔答之”；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八月，“魯王壽鈜進馬六匹，金鞍一副賀壽”。

太和殿

紫禁城建成之后可謂是多災多難，單三大殿就多次被焚毀。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六月，紫禁城再次發生大火，前朝的核心三大殿第三次命犯祝融，被燒成白地。鑒于紫禁城的地位，明朝政府很快對其展開修繕復建和新建工作。受財政拖累，這次大修歷經萬歷、泰昌、天啟三朝，歷時長達20年，直至天啟七年（1627年）才完工。在此過程中，宗室多次捐獻助工銀。天啟五年八月，魯王朱壽鋐捐獻歲祿以助朝廷修繕三大殿。

抵擋白蓮教攻城和捐資助餉

明太祖分封諸子的初衷，是為讓他們藩屏帝室，所以制定了一系列相關制度，既給予一定的權柄，又加以約束。為了防止整個皇族被人一鍋端，老朱特地規定諸王需次第赴京朝覲，且不得參與大朝宴。

“凡親王來朝，若遇大宴會，諸王不入筵宴中。若欲筵宴，於便殿去處，精潔茶飯，敘家人禮以待之。群臣大會宴中，王并不入席。所以慎防也。”（《皇明祖訓》）

隨著后洪武時代的到來，不管誰上臺，都把削藩放在首要位置，經過四代皇帝的努力，藩王實權幾乎被剝削殆盡，后世藩王在藩禁之下，早已將洪武時代先輩們叱咤疆場的豪氣拋諸九霄云外，一有戰亂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遠離戰火。魯藩卻是其中的另類，始封君魯荒王朱檀沒經歷過血與火的考驗，反倒是生于深宮，長于婦人之手的后十代魯王，遇有戰亂敢冒著漫天箭雨，親上前線直面敵人，發揮藩王本被賦予的職責。

比如正德六年（1511年）十月，劉六劉七起義軍在焚毀濟寧的漕運糧船后，圍攻魯藩駐地兗州府。兵兇戰危，兗州隨時可能城破。關鍵時刻，年已64歲的魯莊王朱陽鑄不顧年邁體弱，親率魯藩全體宗室登城分守濟寧各城門，指揮守城官軍迎戰。花甲之年的魯王披掛上陣，對守城將士而言無疑是一種激勵，士氣為之一振。在宗室與官軍齊心協力之下，兗州府靠自己的力量擊退義軍，保住了城池。

朱壽鋐身處明末，生存環境比朱陽鑄這位先王還惡劣。先是統一女真，建立后金的努爾哈赤于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以七大恨為由起兵攻明。薩爾滸一戰，明軍傷亡慘重。為抵御后金，朝廷開始征兵征餉，明末三餉就此發端。藩王們也紛紛慷慨解囊，萬歷四十七年四月，魯王捐祿一千兩助餉。

薩爾滸之戰

若說后金發端于白山黑水之間，短時間內還影響不到兗州魯王府，那么天啟年間的一場起義讓朱壽鋐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什么是亂世。

肇始于宋朝的白蓮教，是中國古代最大的造反組織，自元朝起誰在臺上就反誰，可謂是專注造反六百年。有明一代北直隸、山東一帶是白蓮教的主要活動區域之一，在當地發起過多次起義，最著名的當屬永樂年間的唐賽兒起義。此外景泰、成化、嘉靖、萬歷等朝都有白蓮教舉旗。

天啟元年（1621年），山東大旱，“民相食，骨肉不相得聚，流之載道”。天啟二年（1622年），山東境內又接連發生地震，二月“癸酉，山東濟南、東昌州縣，并河南汝寧皆地震”；三月“山東歷城、長清、濟陰、臨邑、樂陵、東阿、茌平、肥城等州縣初七至初九地震，壞民居無數”。

小冰河期與加派遼餉相疊加形成的天災人禍，給山東、北直隸百姓造成了重大打擊，流傳于當地的白蓮教分支“聞香教”得以迅速壯大。天啟二年五月十一日，聞香教首領徐鴻儒在兗州府境內的鄆城舉旗，先后攻占鄆城﹑鉅野等地，自稱中興福烈帝，改年號為大成興勝元年。

五月二十五日，白蓮教徒圍攻兗州，其時兗州守備兵力不足，東門一度被攻破。緊急時刻，號稱“三生不幸”的兗州府附郭縣滋陽知縣楊炳勇挑守城重擔。魯王朱壽鋐則拿出家資用以招募青壯，發放獎賞等。在二人的配合下，成功擊退白蓮教的進攻，守住了兗州城。

攻擊兗州城不利的徐鴻儒調整戰略，揮師南下，攻占滕縣﹑鄒縣﹑嶧縣（今棗莊東南）等地。隨即以鄒縣為核心，四下攻城略地，周邊白蓮教支系也紛紛響應，一時間魯西南地區陷入白蓮教的汪洋之中。

鄒、滕之地北鄰濟寧，南接徐州，是運河漕運的重要地段，扼守著明朝經濟命脈。因白蓮教起義，運河漕運極度中斷，對朝廷造成了重大沖擊。可由于遼東戰事，一時間無暇南顧。

南四湖風光

白蓮教的核心鄒縣，緊鄰兗州府，且周邊城池多被攻克，兗州幾乎淪為孤島。故擊退白蓮教攻擊之后朱壽鋐與楊炳一直處于精神緊繃狀態。六月初四，朱壽鋐上疏朝廷，請求在當地增設兵備道一員坐鎮，以彈壓地方。明熹宗一面嘉獎他捐貲保城之功，同時告知援兵已經前來，兵備道之議也已在商討。

當年九月騰出手來的明軍攻克鄒縣，擒獲徐鴻儒，朱壽鋐才得以松一口氣。在此期間，朱壽鋐還捐資二千兩以助遼餉。

明熹宗對他這種陷于困境之時依然不忘國家之舉甚為感動。因財政困難，其余諸藩捐資助餉后，雖給予了嘉獎，但不專門派員前去宣敕，改由各藩派人赴京奏事時順帶領走。朱壽鋐卻受到了特殊待遇。當年十二月，明熹宗下旨賜予其白金百兩，文綺十端，并派人宣敕。

“乙酉……賜魯王壽鋐白金百兩，文綺十端，降敕獎勵。以其捐貲助餉，除亂安民，有光屏翰也。”（《明熹宗實錄》）

崇禎三年（1630年）三月，朱壽鋐再次“捐祿佐軍”，受到崇禎皇帝嘉獎。

阿越說

史籍中，關于朱壽鋐最后一次活動的記載出現于崇禎三年（1630年）十月。當時他上疏為本支宗室成員請名，禮部核查名單之后發現所有人都已過了朝廷規定的請名年齡，最長者達六年，為此彈劾魯藩長史、教授等相關官員玩忽職守之罪。

“癸丑……魯王壽鋐為其宗室請名。禮科以《宗藩要例》‘凡王府宗室請名限以五年’，今魯王所上諸將軍中尉之子皆踰限二年、三年，有至六年者，由長史、教授等官需索稽延，法尤難恕，特抄參行飭。”（《崇禎長編》）

《明史·諸王列表》記載，朱壽鋐薨逝于崇禎九年（1636年），在位35年，朝廷賜謚曰憲。因無子，魯王之位由其九弟泰興王朱壽鏞承襲，成為有明一代繼秦藩之后的又一組三兄弟相繼為藩王的案例。

兗州泗河風光

魯憲王一生關心地方，接濟百姓，修橋鋪路，對兗州府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堪稱明代賢王典范，因此與父王魯恭王一般一生都在受表彰。其所立下的功業中，最著名的當屬泗水橋。

自泗水橋建立后，給南來北往的交通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使兗州真正成為七省通衢的重要交通樞紐。同時因該橋設計靈巧，每當中秋之夜皓月當空，岸上楊柳依依，水中橋印雙影，隱然如長虹臥波，景色十分迷人，讓兗州多了一處盛景——滋陽八景之一的“泗水流芳”。

由于朱壽鋐不惜血本用料考究，大橋落成的百余年間，經受住了泗水洪峰的一次次沖擊。清康熙末年，這座百年老橋終于在與洪峰抗爭中落敗，被有三孔被沖毀。此后歷代屢毀屢建，數百年來一直發揮著它的作用。直到近年位于古橋西側的新橋興隆大橋落成，才完成了自己使命，化作老者靜靜地凝望不遠處的車水馬龍。

隨著朝代更迭，魯藩早已煙消云散，但魯王朱壽鋐的功業卻傳承至今，德澤后世至此，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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