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國農業科學研究工作受到破壞。中國農業科學院在北京的研究所大部分被下放到河南、山東等地，農業科研工作基本處于停頓狀態。

1970年，國務院決定撤銷中國農業科學院和中國林業科學院的建制，兩院合并，成立中國農林科學院。原農林口各部門所屬科研單位68個，職工13963人，下放后合并成立中國農林科學院，暫編620人(其中干部603人，工人17人)，組成35個科技服務隊，分別到全國學大寨先進社隊(紅旗點)蹲點，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當時中國農林科學院只設一個行政機構，負責管理在全國各地“紅旗點”蹲點的科技干部，其他的研究所都下放到地方。1971年6月，董玉琛隨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育種栽培研究所下放到北京市。

堅持收錄資料 關注小麥品種資源工作

1971年6月-1978年4月，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育種栽培研究所、蔬菜研究所和氣象研究室下放北京市。其中作物育種栽培研究所整建制下放到北京市以后，與北京市農業科學研究所合并，改為北京市農業科學研究所的作物研究室。這樣，中國農業科學院的品種資源研究機構被取消，人員下放，許多作物品種資源丟失，是我國作物種質資源事業的一大損失。

雖然這一時期農業科學研究被迫中斷，但董玉琛依然堅持學習業務知識，做讀書筆記，將當時能收集到的有關作物品種資源和農業生產資料都記錄下來。現存的董玉琛手稿中便有兩本讀書筆記是在這一時期寫成，其中摘抄記錄有“有關作物起源中心問題的摘錄”“有關'新疆小麥’的資料”、“有關作物進化問題的摘錄”“小麥屬間雜交的新資料”“小麥群中的進化模式”“小麥的起源”等·，這些讀書筆記，表明當時董玉琛已經開始關注小麥起源問題、小麥屬間雜交和新疆小麥的研究，這為她以后在小麥起源問題和小麥屬間雜交方面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董玉琛還非常關注農業生產的情況，在她的讀書筆記中摘錄有“1970年農業形勢(報章摘要 )”、“北京市農業生產情況(1969年)”、“1970 年北京市農業生產情況”等 。1970年12月10日-12月21日，董玉琛先后參加了北京市革委會農業組會議、北京市農業科學研究所座談會、北京市農業服務站座談會、密云縣糧食生產情況會議、繁殖銹病菌種技術介紹會議，并對這些會議的內容都做了非常詳細的記錄。1971年4月28日，董玉琛參加了北京市密云縣李義才給第二批下點人員介紹情況的會議。4月29日，又參加了北京市密云縣河南寨大隊(今密云縣河南寨村)介紹農業生產情況會議。6月，董玉琛隨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育種栽培所下放到北京市農業科學研究所。

▲ 董玉琛的手稿(1970年)

▲ 董玉琛的手稿(1976年)

始終不忘小麥品種資源的繁種與保存

1971年6月，董玉琛隨作物育種栽培研究所下放到北京市農業科學研究所，但是她依然堅持開展小麥品種資源的科研工作。據當時在北京市農業科學研究所與董玉琛一起工作的方成梁回憶“董玉琛同志工作很認真當時‘文化大革命’都很亂，沒有什么人做業務和科研。但她很認真，叫我們認真的做，抓我們研究所的業務工作。她很關心科研，她也堅持做自己的項目。她對待同志也很熱情的，有些什么事情找她，她總是給你耐心說，所以我們大家對他很尊重的，她待人處世非常好”。董玉琛帶領原品種資源室的成員，對存放在中國農業科學院內的麥類資源庫中的小麥種質資源進行繁種、更新、保存和編目，有效地保持小麥種質資源的活力。麥類資源庫的種子也成為中國農業科學院歷經“文化大革命”唯一保存下來的作物種子。從現存的手稿資料(1971年作物所春麥原始材料保種圃無葉銹留種)可以看出，董玉琛詳細記載了這些春麥品種的生長數據及農藝性狀。據錢曼懋介紹，原麥類資源庫建于1943年，位于今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生院所在地。資源庫全部由磚、水泥和木板等材料建成，沒有鋼筋。進入麥類資源庫，需要先上一個很高的臺階，存放種子的房間中，左右各擺放有一排木制種子柜。這些裝種子用的木柜，是在1953年蘇聯專家伊萬諾夫來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講課后加入的。種子柜一共有21層，需要用梯子上下來取放種子。他們一開始用布制種子袋裝種子，一個抽屜裝10袋。每個布袋和抽屜都有編號。后來改用鋁盒裝種子。該麥類資源庫一共可存放1萬多份種子。正常的成熟種子在該庫中保存5年，發芽率仍保持在60%以上為了保持種子的活力，麥類資源庫中的小麥種子，一般保存5年就要進行繁殖更新。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董玉琛帶領小麥組的成員，一起下地，將保存5年的小麥品種播種到中國農業科學院的試驗地里，用收獲的新種子替換到期的陳種子，使小麥種質資源得到更新，從而將這些寶貴的小麥種質資源保存下來。據錢曼懋回憶,“我們后來就到了北京市農業科學研究所，住在北京林學院，但是我們的實驗地和小麥品種的種子還在這里(中國農業科學院)，所以我們基本上每天都在這里種地。當時還保留了陶錕同志的工作小屋，叫“陶老小屋”。我們就在那個地方辦公。早上有班車過來”。“'文化大革命’期間主要是搞運動。我們的小麥種子沒有丟失，不管怎么樣，我們該種的就種，該繁種的就繁種，所以我們的小麥種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個都沒有丟失。”在我們的訪談中，錢曼懋還回憶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她和董玉琛相互剪頭發的趣事。“還有一個小事就是她(董玉琛)對人的寬宏大量吧!我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工間操休息時，我們大家就互相幫著理發。你給我理，我給你理，因為那個時候搞運動，不下地。有一次，我給她理發，把她脖子后面理破了一點，我就很緊張。她說:沒關系沒關系我一點都沒感覺疼，不要緊，我這脖子的肉太多。沒關系，你接著理吧! 哎喲!我就覺得挺過意不去的。她這個態度，雖然是生活里的事情，我覺得她寬宏大量、氣度非凡，給我的印象特別深”。

▲ 作物所春麥原始材料保種圃無葉銹留種手稿(1971年)

1975 年，董玉琛和孫雨珍一起被派往北京市延慶縣蹲點，為當地的農業生產服務。她們在幫助當地做雜交玉米和高粱的同時，還帶去了一些小麥品種做田間實驗。據孫雨珍回憶，“1975-1976年，我和董老師一起到延慶縣蹲點，在延慶縣的城關公社。當時我們蹲點的任務就是為'兩當服務，即為當時的任務和當地的任務去服務。當時延慶在北京是一個比較落后的縣，他們做雜交玉米和雜交高粱比較多。所以我們就幫助他們做這個工作。除此以外，我們還做一些小麥的田間實驗。我們帶去了一些小麥品種，種在那里做了一些實驗。所以在 1975-1976 那兩年我就一直跟董老師在一起。我們住在一個屋子里。另外我們還有跑面(即試驗基點)的任務，因為有些材料還種在別的縣，看看在那種植的情況怎么樣。所以有時候跟陶錕、岳大華、董老師我們都還去跑，近處的我們騎自行車去跑，遠處的坐長途汽車去。其他時間就回到中國農業科學院，參加麥類資源的保種、整理、鑒定工作。這樣抓得比較緊。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唯獨小麥資源沒有丟失，保存的很完好。”可見，即使董玉琛被派到了北京市延慶縣蹲點，她也念念不忘回中國農業科學院開展麥類品種資源的保種工作，正是她這種不懈的努力，才保存了一批珍貴的麥類品種資源，為后來我國小麥育種工作提供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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