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呼和浩特北行，沿著九曲回腸的盤山公路，穿過群峰迭起的大青山，在不到50公里的陰山北麓，便會出現一個清新典雅、風格別致的小鎮——武川縣可可以力更鎮（蒙古語意為“藍色的山彎”）。初到這個冬季寒冷、夏季涼爽，經濟仍以農業為主的縣城，大家多會覺得毫無神奇之感。但殊不知正是這個平淡且欠發達的地方，卻在歷史上鋪展開各民族交流交融、共生互構的濃墨重彩的壯闊畫卷。

說起武川的“王氣”，要從中國歷史上由鮮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開始。發祥于大興安嶺北段大鮮卑山的拓跋鮮卑歷經三次殊為驚人的大遷徙，完成了從狩獵經濟—游牧經濟—農耕經濟，從原始部落聯盟—雛形國家形態—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的蛻變，先后定都盛樂（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洛陽。這個從呼和浩特出發的王朝，締造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統一黃河流域的封建王朝——北魏。浩浩蕩蕩，對峙江南，兩種色彩把整個中國版圖一分為二。

北魏末年，以武川豪強為核心形成的軍事集團——關隴貴族集團，是指北朝的西魏、北周至隋、唐期間，籍貫為關中（今陜西省）、隴西郡（今甘肅省東南）的門閥士族。漢胡混血、文武合流是其特色，并占據了當時的統治階層。關隴集團不但以武川人為濫觴，數個朝代的肇造者亦出于武川，或武川人后代。534年西魏未建國時擁戴宇文泰者，十位中有七位出自武川；西魏建國后執掌朝中政治、軍事重權的八柱國與十二大將軍中，八柱國中武川人有其五；十二大將軍，武川人有其四，幾近一半。共創建了四個王朝——西魏、北周、隋、唐 （開創者宇文氏、楊氏、李氏共10 位皇帝、3位皇后均出自此）。清代史學家趙翼《二十二史札記》云：“周、隋、唐三代之祖，皆生武川， ……區一偏僻彈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員尚小，隋唐大統者三百余年，豈非王氣所聚，碩大繁滋也哉。”2019年正式考古發掘的位于武川縣蜈蚣壩頂上西南1公里處的北魏皇帝祭天的陰山祠天壇——壩頂遺址更是充分體現了對華夏禮制的吸收與認同，為中國古代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提供了生動的實物見證。

軍事重鎮

武川輝煌的歷史地位源于平城時代。隨著都城南遷，鮮卑人一步步離開草原，整體移向雁北一帶，原本占主導地位的內蒙古草原空虛了。424年，柔然大軍南下，圍云中，破盛樂。為拱衛首都、抵御柔然，北魏王朝在平城以北沿邊地區設置了六個軍事重鎮，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北魏六鎮”。并將降服的敕勒族（也稱高車）安置在漠南的廣闊地域內，此即“敕勒川”的由來。六鎮，沿東西方向一字排開，構成了北方的軍事防御體系，依次為：沃野鎮（今內蒙古五原縣）、懷朔鎮（今內蒙古固陽縣）、武川鎮（學界時有爭議，有學者認為在今內蒙古包頭市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希拉穆仁城圐圙古城）、撫冥鎮（今內蒙古四子王旗）、柔玄鎮（今內蒙古興和縣）、懷荒鎮（今河北省張北地區）。作為一線邊防前哨，六鎮一旦失守，柔然人就可跨過陰山直接進入都城。

北魏皇帝非常重視六鎮，據《魏書》記載：“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北魏朝廷將部分被編入軍戶的鮮卑貴族遷至六鎮，令之為鎮民兼軍士，并設有鎮將總攬當地軍政。彼時六鎮地位崇高，被譽為“國之肺腑”，身為六鎮之民是相當尊榮的，且擁有仕宦（升遷做官）、復除（免除賦役）等特權，“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六鎮之民多為鮮卑貴族，后來還有一部分漢人豪強。派往六鎮的將領都是最親近、最賢能的人，且高干子弟都要派往六鎮去接受歷練，之后才能回到中原為官，六鎮就成為“官二代”“富二代”的回翔之地、發跡之地，國家的軍事重鎮。千古佳作《木蘭詩》描述的“可汗”“燕山胡騎”“明駝”（是鮮卑民族文化傳說中一種神駿靈異的駱駝），行軍所過的“燕山”“黃河”字樣，確知源于北朝，戰爭的雙方被認為是北魏與柔然。富于傳奇色彩的故事，使得木蘭成為中華民族歷史上家喻戶曉的女英雄。

北魏六鎮分布圖

鮮卑人原本尚武，雖然都城南遷，但尚武的精髓仍然存在于民族的肌體之中，因此戍邊六鎮的軍人，或是鮮卑貴族子弟，或是軍中精英，也有來自中原的“強宗子弟”。他們帶著這個時代的風尚與草原民族的豪雄前往六鎮，既是國家的需要，也是個人實現抱負、贏得資歷的途徑。當一切本按著應有的軌跡前行，但隨著都城進一步南遷到洛陽，以往的所有都改變了。

禍亂之源

北魏洛陽時代，武川成為禍亂之源。439年，太武帝拓跋燾滅北涼而一統北方，結束了130余年十六國分裂局面。后經文成、獻文、孝文三代，馮太后兩次臨朝聽政，推行了一系列全面漢化的經濟、政治與文化改革，成為鮮卑拓跋部歷史上最輝煌的階段。極具遠見和天下雄心的北魏孝文帝，494年遷都洛陽，無疑是偉大的歷史壯舉，開辟出嶄新天地，為中華民族的融合和中華文明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從平城到洛陽，徹底改變了六鎮的命運，也改變了歷史的發展軌跡。

遷都洛陽的北魏孝文帝

孝文帝太和年間，柔然和高車對抗，北魏的北面國防壓力大減。孝文帝欲向南經營，遷都洛陽遠離邊境，政治、經濟與外交重心隨之南移，使六鎮的戰略地位大不如前。柔然只能侵襲北方地區，南下困難，北方少數民族對都城難以構成威脅，北方六鎮不再具備平城時代深遠的意義。

六鎮之民遠在邊境，漢化遲滯，逐漸與洛陽的鮮卑貴族在文化上形成差距，經濟上亦處于弱勢。隨著孝文帝講漢語、改漢姓、穿漢服、葬漢地、娶漢女等一系列漢化改革政策的深入，六鎮之民被轉為府戶，軍戶身份被免除，特權被取消，社會地位大幅下降，受內地人歧視，“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朝廷甚至將罪犯發配六鎮為兵，形同流放之地；當地對于改革的反感不斷累積，保留鮮卑舊俗的六鎮鮮卑與漢化的洛陽鮮卑之間的矛盾亦不斷激化。

北魏武川鎮遺址：柱礎石

與漢族女子通婚后的鮮卑人，服飾、飲食等各種主要生活習慣都隨漢族，越來越文質彬彬；子女們身著寬袍大褂，不再學習騎術，而是進入學堂去讀書，以后做官的也是這些被漢化了的子弟們。洛陽的鮮卑貴族逐漸漢化，接受內地生活方式的同時，放棄了尚武的傳統，更忽略了六鎮的存在。

而遠在北方邊陲六鎮的子弟們，就顯得格格不入，導致本是同源的族群隔閡愈深。草原上生活簡樸，流動生活中沒有奢華，沒有鋪張，更沒有恢宏的宮殿、錦衣玉食。仍駐守在寒荒之地的六鎮軍人，不僅沒有了往日的榮耀，也失去了前程。洛陽時代的高官都出自高門大族，像漢人一樣，六鎮人被排擠在中央的圈子之外了。《魏書》記載：“征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原來能到中央做官的北魏將領，已與中央政治無緣。鎮將及其子孫的地位身份下降，“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游宦”。年輕人在六鎮邊地已無法求名師、長學問，無仕進之路。前途無望、缺乏榮譽感的鎮將，貪污腐敗、克扣鎮兵錢糧、虐待毆打鎮兵時有發生，鎮將和鎮兵之間的矛盾激化。

河陰之變

中央和地方、鮮卑人和漢人以及鎮將和鎮兵的矛盾，使得武川及其他邊鎮不再是英才云集的地方，而成為北魏后期矛盾重重的火藥筒。宣武帝時，六鎮饑荒，終于引爆六鎮之亂，北魏全國陷入嚴重動蕩。523年，六鎮在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的率領下發動起義。后來起義被鎮壓，契胡將領爾朱榮趁機進入洛陽；利用孝明帝母子沖突，發動了“河陰之變”，將胡太后、大臣、王公等兩千余人沉入黃河，擁立孝莊帝登上帝位。此后，朝政為爾朱氏所把持，皇帝成了傀儡。

參考資料：

1、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3版；

2、蒙曼：《隋唐盛世與武川英雄》 《今日頭條》 2017年8月22日；

3、韓茂利:《大地中國》上海，文匯出版社，2023年；

4、張文平:《北魏武川鎮若干問題考辯》《邊疆時空》，

2022年7月29日；

5、趙菲 張文平:《歷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的“古都”地位》河南，《博物館探索》 2023年第1輯；

6、張文平 包桂紅：《內蒙古魏晉南北朝考古綜述》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和旅游廳微信公眾號，2019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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