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慶后驟然去世，引發了線上線下的吊唁熱潮。

其中，有深受其恩的老部下，有平時采訪接觸過他的媒體人，也有宗總獨創的“聯銷體”的成員，而更多的，則是許許多多未曾謀面的普通人。

如果說，那些平時與宗總有過交集的人，是出于對他人格魅力所打動的話，那么更多老百姓的紀念，則創造了一個中國歷史上的奇跡。

那就是，上下五千年，縱橫幾萬里，從來沒有一個企業家獲得老百姓這么高的評價。這相當于直接打破了中國歷史的千年規則。

士農工商，自從儒家立國以來，商是最為卑賤的一個階層，大概念的商人從來沒有被視為對國家有益的職業。這是因為，傳統農耕文明下，土地和耕種才是財富的來源，而工商業者被視為不事生產的壞人，“無商不奸”的說法，就是最好的注腳。

陶朱公范蠡為了撇清嫌疑，以經商自污；呂不韋成天下富商，投資秦始皇，雖助秦一統，成就《呂氏春秋》，亦被滿門滅族。后世的沈萬三，站錯隊扶持張士誠，后來幡然覺悟，卻被明太祖視為仇寇，不免落得抄家之禍。近世的胡雪巖，于政爭中擺得一塌糊涂，雖富可敵國，卻未得善終。即便是洋務先驅盛宣懷，也被國民政府抄家……悠悠數千年，商人得善終者寥寥。

宗慶后不是憑空出現的，他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他自己也不止一次說過，是時代成就了他。

他有著足以令人自豪的家世，比如，他的先祖，就是那個大喊“過河！過河！”憂憤去世的抗金名將宗澤。他的爺爺宗繼先，當過張作霖的財政總管，在南京政府做到中將。媽媽是晚清格格的女兒，父親早早去世。在紛亂的歲月，母親拉扯大了宗慶后兄弟姐妹五個孩子。

1945年出生的宗慶后，聽著長輩的故事成長于貧苦之中，中學就輟學勞動，補貼家用。曬過鹽，種過茶，燒過窯，割過稻，等到回城頂替母親進入校辦工廠的時候，已經人到中年，把能吃的苦都吃了一遍。他與魯冠球、馮根生并稱為浙商三大宗師，都具有相同的特點。

如果不是改革開放，他也許就在校辦工廠消沉下去，以退休工人的身份終老一生。一夜春風來，他借款14萬承包了銷售部，這是他最后的賭博，結果成功了。他騎著三輪車到處推銷本子、尺子等文具，當年就超額兩倍完成承包任務。浙商的“走遍千山萬水、想盡千方百計、說盡千言萬語、吃盡千辛萬苦”的四千萬精神體現得淋漓盡致。

有一位前來吊唁宗慶后的杭州老者，面對鏡頭說出了一番道理，“生前的評價不重要，去世之后的口碑才是真的重要。”作為改革開放之后成長起來的新浙商，宗慶后完全不同于他的前輩，擁有歷經磨難之后的成熟、低調與情懷。

說他成熟，是因為他很早就入黨，在政治上始終與黨保持一致，從來沒有在政治上出過問題，在達娃之爭中，與達能在全球打了26場官司，沒有一場敗訴，扛起了民族飲料品牌的大旗，符合這個時代關于民族資本的政治正確。當獲得黨的表揚的時候，他激動得熱淚盈眶，老淚縱橫，比他當首富還要高興無數倍。

說他低調，是因為他生活簡樸，拒絕奢靡鋪張，在哇哈哈六層樓高的老破小總部一呆就是三十年。成為首富之后，個人年消費不到5萬元，經常穿一雙布鞋，在小區理發店理發，經常被人拍到一個人獨自坐高鐵、經濟艙出行，如果不是被一個瘋子捅傷，他居住在城西一處普通的小區里的事實才為人所知。

說他有情懷，是因為他始終把周圍的人照顧得很好。有個大學老師，90年代初跳槽到剛成立不久的哇哈哈，宗慶后當即送給他一套房。帶著民營小廠兼并杭州國營罐頭廠，他沒有開除一個員工，至今他們還在廠里領1萬多的退休工資。一個小姑娘面對鏡頭哽咽說到，哇哈哈一直在給下城區教育系統的員工發福利。除此之外，每年哇哈哈都拿出大筆資金用于公益事業，幾乎沒有任何宣揚，直到獲得哇哈哈獎學金的大學生在朋友圈悼念宗慶后，人們才知道，哇哈哈春風助學行動，已經資助了幾萬名大學生。

更不用說，宗慶后獨創的“聯銷體”，把承包商、經銷商和街頭巷尾普通的小店全部串聯起來，為數以百萬計的人的提供了一份營生，解決了生計問題，這更是了不起的成就。

網上對所謂資本的討伐之聲不絕于耳，然而從宗慶后身上，我們卻能夠看到資本所發揮的重要的積極作用。歸根到底，資本只是一種生產要素，通過與技術、人才相結合，能夠創造出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所以說，資本是中性的，發揮怎樣的作用，能否造福社會，完全取決于如何運用資本。

人們對宗慶后的紀念，就回答了這個問題。我們的老百姓已經能夠意識到商業是有助于社會進步，意識到民營企業對社會的巨大貢獻，不再把民營企業家視為洪水猛獸，是一場了不起的思想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