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慶后先生去世了,對中國的企業界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兩年前我寫這篇文章時,沒有奢望我的人生能和宗慶后先生有什么交集,但去年三月,承蒙宗先生厚愛,我得以帶隊到娃哈哈參觀,并和宗先生交流。
當時我們共同的感受是,宗總精神狀態還非常好。沒有想到,不到一年,就聽到這個噩耗。
在向宗總贈送我寫的《持續進化》一書的扉頁上,我寫道:您曾說,您的天命是為年輕人的生命尋找亮光,我們這些年輕人正是尋著您發出的亮光而來,感謝您給我們指引的道路。
今天,僅以這篇接近兩萬字的長文,紀念尊敬的宗慶后先生。
以下是原文:
專門研究牛人
何加鹽第 194 次為你加鹽
圖:娃哈哈創始人宗慶后
1
1945年的10月,對宗啟騄來說,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月份。
在此之前不久,他剛剛結束了牢獄之災。
之所以被投入牢房,是因為他曾在汪偽政權宿遷縣政府任職。日本投降后,汪偽政權垮臺,重慶國民政府派員前來接收,縣主官都逃走了,宗啟騄被留下,負責交接工作。
由于官位不大,油水不多,宗啟騄被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們敲了半天竹杠,什么也沒敲出來,投入牢房了事。
這種情況可大可小。因為在汪偽政權任過職的人,有很多后來被當做漢奸判刑或槍斃了。
雖然宗啟騄只是一介小官,自問也沒干過什么壞事,但是此刻身陷囹圄,又無力打點,豈能知道重慶國民政府將會如何處置他呢?
從宗啟騄上溯二十七代,其祖先為宋朝抗金名將宗澤,就是去世前在病床上嘆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彌留之際還高呼“渡河、渡河、渡河”的那位民族英雄。
到清末民初,這個家族已經繁衍為江浙大族。宗啟騄的爺爺當過清政府的二品大員,父親當到過民國政府代省長的職位。
如果宗啟騄被戴上漢奸的帽子,那他有何面目去見九泉之下的先人。
好在,救星很快就來了。宗啟騄在牢里沒待多久,共產黨的新四軍攻破了國民黨占領的宿遷城。
國民黨的大牢里關押的,很多都是受壓迫的勞苦大眾,新四軍把他們就地釋放,讓其回家。宗啟騄是其中少有的知識分子,新四軍便建議其去延安,并發放了路費。
可是,宗啟騄并沒有去延安,而是選擇了去往徐州。若干年后,他的兒子將深深為父親這個決定而遺憾和失望。如果去了延安,他們家也許就不會經歷那些磨難。
但宗啟騄當時去徐州的理由也非常充分:他老婆在此寄居,而且即將臨盆。
他回到徐州沒幾天,妻子就生下一個9斤重的大胖小子,這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
由于出生的日期是中華民國國慶之后的第2天,而且按照輩分排序,他這一輩為“后”字輩,所以就起名為:宗慶后。
當時的宗啟騄一家正處于時代劇烈變動的汪洋之中,連明天在哪里甚至能不能活過明天,都不知道。
誰會想到,這個名叫宗慶后的孩子,日后將成為中國知名的企業家,并且登頂中國首富的位置呢。
2
宗慶后的母親名叫王樹珍,出身于清朝末落的貴族,父母不幸早逝,她跟著哥哥生活。
哥哥在北平的中國大學(民國時的一所學校,名字就叫“中國大學”)讀書時,認識了同校化學系的宗啟騄。一方面出于對宗啟騄的欣賞,另一方面也為了給妹妹找一個好的歸宿,便把妹妹許配給了他。
從日后王樹珍的回憶來看,她對這門婚事是不滿意的。畢竟她從小是一位集萬千寵愛于一身的貴族小姐,但是卻要進入一個封建大家庭做小媳婦。
那時的她還不知道,日后她將要經歷的磨難,會遠遠超過她當時的想象。
宗啟騄陪伴妻兒在徐州待了一段時間之后,又到南京國民政府之下覓得了一個郵政局職員的崗位,雖然薪資不高,倒也足以養活家人。
但時代的戰車很快再次碾過了這一家人。在宗慶后5歲時,隨著百萬雄師過大江,紅旗插上總統府,宗啟騄的身份,再次變成了“前朝余孽”。
南京待不下去,生活沒有著落,宗啟騄便帶著家人,到杭州去投奔自己的弟弟。
當時他手里還有一點點錢,就買了一輛破舊的二手汽車,和會開車的弟弟一起搞運輸生意。但生意很快失敗,后來又陸陸續續做了一點別的事業。
眾所周知,在那個時代的政治環境下,做生意并不是一條好的出路,所以宗啟騄基本上沒能起到養家的責任,反而由于過往的歷史,以及一些莫須有的嫌疑,而受盡了審查和批斗。
這時候,王樹珍站出來,承擔起了養家的職責。
作為那個年代少有的知識女性,她報考了杭州市工商聯系統招收女教師的考試,并且成功錄取,成為了杭州柳翠巷小學一名光榮的人民教師。
此后,在宗慶后回憶過往生活的所有敘述中都會提到:小時候,全家人就靠媽媽一個人的工資養活,吃了上頓沒下頓。
宗慶后記憶很深的一點,是有一次弟弟看到別人在吃零食,饞得眼睛直勾勾地盯著。媽媽知道后,大為生氣,告誡他們要有骨氣,以后看到別人吃東西,必須要趕緊走開,不能盯著看。
從這些點滴的小事當中,宗慶后懂得了一個道理:人哪怕再窮,都要自尊自愛,不能讓人瞧不起。
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幾年,宗家的日子日漸艱難,無力養活5個孩子,最小的妹妹宗蕊,被父母含淚送給了親戚撫養。
這成了宗慶后心中,也是他父母心中永遠的痛。
若干年后,在與娃哈哈有關的某投資集團工商信息中,法定代表人的名字是宗蕊,還引起了外界的很多遐想。
大眾并不知道宗蕊是宗慶后的親妹妹,只能稱之為“神秘女子”。或許,讓妹妹也能參與家族事業,是宗慶后(以及他代替父母)對妹妹的愧疚和照拂吧。
這一點,倒是和四川的希望兄弟家庭略為相似。劉家也是家里五個孩子,四兄弟一妹妹,其中一個弟弟因家貧而被送到別人家撫養,但后來還是兄弟姐妹們在一起互相扶持和照應。
王樹珍的教師身份,讓宗慶后有了比普通孩子更好的便利條件去看書,培養了很好的閱讀習慣。如同海爾的張瑞敏一樣,宗慶后也是愛書如命,這一習慣使他受益終身。
雖然日子過得比較清苦,但是宗慶后在杭師附小和新華小學的小學生涯,以及在杭州五中的初中生涯,還是頗為快樂的。
他學習成績好,普通話標準,做事有著和年齡不相稱的踏實穩重,在學校里很受老師的歡迎和同學的擁戴,長期擔任班長、中隊長、大隊長等職位。
這些職位給了他很多鍛煉的機會。例如12歲時,他就可以拿著學校的介紹信,走進解放軍叔叔的軍營,請解放軍里面的領導干部到學校作報告,并且還擔任主持人的角色。
初中時,老師交給他一個“講衛生,除四害”的宣傳任務,他可以聯系到杭州最熱鬧的食品商店,說服管理人員同意他使用店里的廣播系統,進行全店廣播。
這份想象力、執行力和溝通能力,不是一般的小孩能具有的。日后的商業天才,其實很早就顯示出了他的天分。
更何況,在家里,他還得到父親的很多商業指導。
雖然這位倒霉的父親由于政治問題,沒能給宗慶后帶來更多的榮耀,也沒能負擔起養家的責任,但是他總會在飯桌上對小小的宗慶后講述他的商業故事,這就讓這個小孩從小有了遠超普通人的商業素養培訓。
很快,宗慶后又有了實際的商業訓練。60年代初期,他們家湊了一點錢,買了一個爆米花機,宗慶后和弟弟抬著爆米花機,穿街小巷炸爆米,賺了一點錢。
后來,他又跑到杭州火車站去賣紅薯。由于他的烤紅薯價錢便宜味道好,生意也是做得很不錯,給家庭經濟帶來了很好的補充。
不過,對于那個年代的中國人來說,這些都不算是正道。作為一個城里人,如果沒有一個正式的單位,人家就會說這個人是社會閑散青年,不好聽一點是二流子。
宗慶后從小到大都是優等生,本是想去報考師范學校。但是由于家庭成分的原因,他不具備報考的資格。
恰好那時候有一個農場來城里招工,該農場的書記是一位非常善于做宣傳工作的人,在他的一番鼓動之下,宗慶后熱血澎湃,當即報名。
1963年,宗慶后告別了父母,告別了城市,來到了舟山群島的馬目農場,開始了全新的生活。
那一年,他18歲。
3
馬目農場位于舟山島的海邊,原是一座關押勞改犯的勞改農場,外號“舟山西伯利亞”,意思是流放犯人的地方。
宗慶后他們到達這里的第一天,由于宿舍還沒安頓好,就被安排在原來關押犯人的牢房住下,一起下鄉的同伴,有的直接就被嚇哭了。
當時,上面的規劃是要把馬目農場建成一個棉花生產基地,所以宗慶后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開荒種棉花。于是他們每天的日子就是在海邊的灘涂上開荒、平整土地、抬石頭、挖溝、修壩。
18歲的宗慶后年輕力壯,又有勞動熱情,又有領導才能,很快就成為農場工人中的領軍人物。
那時候的他勞動起來有多瘋狂呢?他組織工人們開展勞動競賽,深更半夜隔壁組的人還在睡覺時,宗慶后會偷偷帶著自己的隊伍出去搬石頭,連夜干活,把對方遠遠地甩在后邊。
能把隊伍帶成這樣,這位小伙顯然不是一般人。
農場的書記很快注意到這位不一樣的年輕人,為了表示對他的贊賞和籠絡,便找他談話,讓他好好干,承諾以后一定會推薦他去上大學。
那時候,上大學都是推薦制,書記擁有予取予奪的絕對權力,也由此產生了無數或喜或悲的故事。
宗慶后得到這個承諾,可以想象他有多么的欣喜,對書記有多么感激,以及干活有多么賣力。
但很快,他的夢想就破滅了。
馬目農場搞了一年之后,實踐證明,這個海邊的灘涂地根本就不適合種棉花。所以原本的龐大規劃就泡湯了,招來的人也都用不上了。
好在當時還有別的單位愿意接收他們,于是宗慶后就來到了一個名叫“紹興茶場”的新單位。他的推薦上大學之夢,自然也跟著破滅了。
紹興茶場同樣也是由勞改農場改建而成,一年四季活安排得滿滿的。勞改農場嘛,哪能讓犯人閑著呢。宗慶后他們雖然是農場工人,有自由,有一個月28塊錢工資,但活還是要一樣干。
宗慶后也就在農場里打土坯、抬石頭、割稻子、種茶采茶,有段時間還擔任茶場的大廚,在食堂給2000多名農場工人掌勺。
由于學習能力強,他不僅學了廚師,甚至連殺豬這樣的技術活,他都會,該從哪里捅刀,怎樣放血放得干凈,從哪兒割口子,怎樣把豬皮吹脹,他都學得很好。茶場的殺豬師傅不在的時候,宗慶后就是當仁不讓的殺豬匠。
作為一個祖輩幾代都是當大官的,從小學習成績優異的,小時候出盡了風頭的,對未來有無限憧憬的知識青年,你覺得,這樣的日子,宗慶后能夠過多少年呢?
答案是,從1964到1978,他整整在這里呆了14年,把人生最美的青春年華,全都揮灑在紹興茶場。
和別的工人不同的是,當別人打撲克、聊閑天、談戀愛的時候,宗慶后在自己宿舍里,默默地看書。
由于那個年代能看到的書不多,所以宗慶后看得最多的,就是一套《毛澤東選集》。在14年中,他翻來覆去不知道看了多少遍。
那位教員的理論、思想、感情、工作方法和話語體系,永遠留在了宗慶后的心中,刻印在他的靈魂里。
4
1978年,后來的人們會說那是一個春天。
對于宗慶后而言,那也確實是一個春天。
那一年,國家出臺了一個政策,上山下鄉的知青,如果其城里的父母退休,他們可以回城去頂班。
當時王樹珍還沒有到退休的年齡,但是作為母親,心里總是不免牽掛著自己在外面勞作的兒子。宗慶后已經在茶場待了十幾年,年紀三十多,連媳婦都娶不上,早就成了母親心中的一塊心頭大病。
為了能讓長子回城,王樹珍提前辦理了退休的手續,讓宗慶后頂班。
于是,1978年,在馬目農場和紹興茶場度過共計15年之后,宗慶后終于回城了。
但頂班不能頂職,由于宗慶后只是一個初中畢業的農場勞力,即便是進了教育系統,也當不了老師,只能去區文教局下屬一所小學辦的紙箱廠,當一位糊紙箱的工人。
不久,宗慶后就和一位同樣是因為上山下鄉而耽誤了婚期的姑娘結了婚,過上了平凡的小日子。
如果日子就是這樣過下去,世上會多一位平凡的紙箱廠工人,但是會少一位不甘平凡的創業者。
宗慶后在工廠里糊了一段時間紙箱后,覺得這樣沒有意思,就主動申請去當供銷員。
領導或許是不喜歡他在工作中老是提意見,或許是覺得他的長處可能在跑業務,而不是當工人,就痛快地答應了。
于是,宗慶后就成了杭州市上城區校辦企業的一位供銷員,開始了走南闖北跑供銷。
80年代,隨著政策的放開和人們思想的解放,搞活經濟逐漸成為主流思想,宗慶后所在的校辦企業,也是想方設法來利用政策做各種生意。宗慶后先后在廠里面辦過兩個“廠中廠”,先是組裝電度表,然后又賣電風扇。
這些生意都沒有能夠做大,但是宗慶后跑業務的過程中,對商業有了直接的觸摸和深刻的理解。
他敏感地發現,其實當時中國的市場上遍地都是錢,關鍵是你有沒有政策,有沒有眼光,有沒有合適的平臺,去把這些錢賺回來。
而憑著忠厚老實,踏實肯干,宗慶后已經知道,如果給他一個好的機會,好的平臺,讓他能夠好好做生意,他一定能干成。
但他沒想到,這個機會,一等就是9年。
1987年,杭州上城區文教局決定搞一個改革,就是把校辦企業的經銷部由私人來承包。為了創收,局里提出了一個很高的指標要求:承包者必須承諾完成年產值40萬元,上繳利潤4萬元。
4萬元不是一個小數,要知道,在此之前,區里的其他校辦企業每年也就賺個幾千塊錢而已。
在上城區文教局一位副局長的支持下,宗慶后的名字被報了上去。
已經蟄伏了“15年+9年”的宗慶后,對這個機會勢在必得。在公開選拔會上,面對上級提出的4萬元指標要求,宗慶后直接站起來發言說:我來承包,我承諾每年上交利潤10萬元!
全場愕然又嘩然。顯然,不可能再有人能和他競爭,宗慶后毫無懸念地拿下了這個寶貴的機會。
有人說,宗慶后真傻,局里明明只需要4萬元就行了,為什么你卻要主動提出10萬?
但未來的人們會發現,宗慶后這一招,體現出多么非凡的政治智慧和魄力,他承諾的10萬元,將給他帶來多少的回報。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等待這個機會已經等得太久了,絕不能失去。
因為,他已經42歲了。
5
一所小學的校辦企業經銷部,一聽就不是什么厲害的單位。事實上,當初和宗慶后同在一個大院的,就有6家校辦企業,他這個是其中最不起眼的。
開業之初,他們想在辦公室燒煤球爐子煮飯,到隔壁企業去借引火柴,被對方傲慢地拒絕,原因很簡單:瞧不起他們。
宗慶后不動聲色地忍受著這樣的屈辱,心中暗暗發誓,我一定要把這事干成。
經銷部最初的業務,是向上城區的中小學提供校簿、文具、拖把、掃帚等。宗慶后每天的工作,就是等著學校訂貨,然后騎著三輪車給各學校送貨。
那時候是2分錢一個的橡皮、6分錢一個的作業簿,除去成本,一個只賺幾厘錢。
什么時候才能賺到10萬塊錢上交啊!
宗慶后自己也很焦慮。就跑到浙江湖州的一個冷飲廠,拉來了冰棍和汽水,搞冷飲批發。
那時候的商店,冰柜都很小,一次進貨都只能進個一箱或者兩箱冰棍。宗慶后每次接到進貨電話后,就從經銷部的冷庫里去裝冰棍,然后騎著三輪車送到商店。
冷庫很冷,熱天很熱,宗慶后每天要進進出出無數趟。剛剛滿頭大汗在30多度的烈日下奔波回來,又一頭扎進零下十幾度的冷庫,去裝下一趟的冰棍兒了。
每根冰棍能賺4分錢。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計算,如果要賺到10萬塊錢,意味著他需要賣250萬根冰棍。假設一個箱子可以裝50根,他一天需要送50箱,那么完成10萬的利潤業績,需要1000天。
也就是說,他和兩位員工要不吃不喝干將近3年,才能交得出當初承諾的10萬元。
很顯然,賣冰棍不是一個好的出路。但是一時之間,又上哪去找更好的出路呢?
好在很快,機會就來了。
當時宗慶后的弟弟在一家名叫“中國保靈”的公司工作,這家公司生產一種花粉口服液,據說有保健功能。在宗慶后弟弟的牽線下,他和保靈公司達成了合作,由上城區校辦企業經銷部代銷“中國花粉口服液”。
做這個生意,宗慶后有一個得天獨厚的優勢,他的背后是上城區文教局。文教局幫他向全區的中小學校和幼兒園去推銷。
有了文教局的推動,哪個學校敢不好好地去推廣這種口服液,又有哪個學生敢說我們家不買呢?
于是,這種花粉口服液,很快就灌進了全區無數中小學生和幼兒的肚子里,而鈔票也就裝進了杭州市上城區校辦企業經銷部的賬戶里。
在上城區學生們的消費拉動之下,宗慶后的經銷部3個月就賣掉了120萬盒花粉口服液,成為了保靈公司最大的經銷商,產品已經供不應求。
宗慶后就提出,由經銷部來建立生產線,幫助保靈公司代加工。由于保靈自己的產能根本就跟不上市場的需求,所以就答應了。于是,經銷部除了銷售之外,還能多賺一份加工費。
到了經銷部承包滿一年的時候,宗慶后和他的同事們完成了436萬元的經營業績,上交了22.2萬的利潤,十倍完成了營業目標,兩倍完成了利潤目標。
教育部門有了政績,學校有了經費,教師們有了額外補貼,宗慶后有了“能人”的稱號。短短一年,宗慶后就造就了一個多贏的局面。
但是,當花粉口服液暢銷的時候,市場上悄然出現了一種新的聲音:有傳言說花粉口服液含有激素,可能會導致小孩性早熟。
雖然不知道這種說法有沒有科學依據,但是只要它傳播起來,教育部門和學校就不能不有所顧慮,就沒有辦法去公開大力推銷這個東西了,對于市場銷量以及經銷部的名聲,也一定會有重大打擊。
宗慶后和保靈公司商量要做轉型,放棄有爭議的花粉口服液,生產其他類型的口服液。保靈公司的負責人也許是堅信自己的口服液沒有問題,也許是還有其他考慮,拒絕了宗慶后的提議。
保靈不同意,宗慶后就決心由經銷部自己搞。但保靈也說得很明確,要么你老老實實給我們代銷和代加工;如果你要自己搞,那我們就別合作了。
宗慶后走到了他人生的又一個關鍵點:是繼續代銷和代加工至少從目前看來仍是一棵搖錢樹的花粉口服液,還是放棄現在的利潤,自己再從頭開始開發一款新的口服液?
如果選擇后者的話,他就面臨著一段時間沒有花粉口服液可賣、沒有錢可賺的境地。而且誰知道新開發出來的口服液能不能賣出去呢?剛剛才有點起色的事業,可能馬上會夭折。
但是如果一旦成功,那么他不僅可以避免激素傳言的負面影響,還能把整個事業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最終,宗慶后選擇了后者。
敢不敢為將來更長遠的發展,放棄眼前唾手可得的巨大利益,決定了一個人能不能成為牛人。
毫無疑問,宗慶后是牛人。
他在浙江醫科大學找了一位營養學的專家朱壽民教授,利用中醫里面認為能健胃消食的山楂、桂圓、紅棗等食物,搭配了一個健胃消食的配方;然后又請胡慶余堂的技術能手張宏輝,將配置成口服液;再邀請了著名的機械工程專家顧馥恩,優化生產流程和改良生產線,開發出了口服液的生產線。
值得濃墨重彩記一筆的是:宗慶后在人才方面極其舍得投入,他找的都是最頂級的專家,而且舍得花錢,不計成本,不計任何代價。
這正是干大事的人必備的一個素質。
在挖胡慶余堂的張宏輝到公司的時候,宗慶后把文教局剛剛獎勵他的一套3室1廳房子讓給了這位專家。要知道,當時他們自己家還是在學校借住,在教室里面搭鋪睡覺的。
那套房子,本來是宗慶后以及老婆孩子渴盼已久的,而宗慶后大筆一揮就送人了。
有這樣的魄力,有這樣的真誠,何愁找不到專家,又何愁專家不賣力呢?
在一眾牛人的幫助之下,宗慶后的新口服液很快就開發和生產出來了。他在杭州的媒體上開始有獎征名,想為這個口服液起一個響亮的名字。
征名廣告引起了轟動,也吊足了杭州市民的胃口,最終收集到幾百個應征,宗慶后選擇了“娃哈哈”這個名字。
選擇這個名字,在當時是極富爭議的。評審委員會的專家,以及公司內部人員,幾乎都不同意,只有宗慶后一個人堅持。
大家不同意的原因,是認為這個名字似乎不夠嚴肅、大氣,而且這樣一來,就把產品限定在兒童產品了。
但宗慶后認為,就是娃哈哈這個名字最好。
這背后,還牽涉到宗慶后對產品的一個重要定位。
當時,他們生產出來的是健胃消食的口服液,按理說,所有年齡段的人都可以食用,并不僅限于兒童。
也就是說,理論上,全中國的10億人都是他們的潛在消費者。但如果就把它定位為兒童專用的口服液,起了“娃哈哈”的名字,那就等于放棄其他8億用戶,只有2億兒童,才是它的潛在用戶。
這對于宗慶后而言,是一個重大的決策。10億人的市場肯定比2億人的市場要廣闊得多,這似乎并不難抉擇。但是宗慶后以敏銳的眼光,看到了背后的另一個信息:
當時市面上幾乎所有的保健品都是盯10億人,而沒有一個產品是專盯2億人的。如果娃哈哈口服液放棄其他的潛在用戶,專盯兒童的話,也就意味著他是這個領域的開創者。
最終,宗慶后選擇了兒童作為他的唯一目標用戶,也力排眾議選擇了娃哈哈作為這種新飲料的名字。
日后看來,這是極其關鍵的一步。“專做兒童生意”這個定位,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宗慶后的成功已經有了一半的基礎。當然,后來做大了又拓展到純凈水、可樂等成人生意,那是后話了。
起好名字后,宗慶后開始了大力營銷,顯示出他高超的商業意識和魄力。
當時中國的媒體行業并不發達,每個城市幾乎都只有兩三個主流媒體,而這兩三個主流媒體幾乎可以覆蓋到城市里所有人。至于中央電視臺,那就更不用說了,基本上可以覆蓋到全中國所有的電視觀眾。
宗慶后把全副身家全部都用來投廣告,甚至借錢投廣告。他身邊的幾乎所有人都反對他這樣做,因為風險太大了。萬一投了廣告沒有效果怎么辦呢?
但宗慶后認準的事情,十頭牛也拉不回來。
其結果是,宗慶后又看準了,做對了。
那個時候,媒體的商業化才剛開始,廣告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宗慶后又組織營養學和醫學界的專家,從各個角度來撰寫軟文,宣揚中國兒童有多么營養不良,而這種口服液有多好、多營養。
那個時候,國家對這種廣告還沒有什么限制,人民群眾根本沒有經歷過這種軟文的洗禮,對報紙和書籍上的東西深信不疑,完全沒有抵抗力,甚至很多正規的大報,都把這些文章當成科技報道來轉載。
用現在的話來說,宗慶后采用了“降維打擊”。用這種促銷方式,無異于轟炸精神原子彈,第一代獨生子女的家長們,很少能抵擋得住這種誘惑力,在擔心孩子營養不良的焦慮之下,紛紛買入娃哈哈兒童營養液。
當時的銷售渠道很少,基本上就是國營糖酒商店和供銷社。宗慶后開拓市場的方式非常簡單,拿著他們的廣告文案,以及和電視臺、報紙的廣告合同,到這些地方去。
對方一看,不需要說什么,就知道這種產品一定會暢銷,于是就毫不猶豫的簽訂經銷協議。甚至有很多經銷商,不需要宗慶后他們上門,就主動找到娃哈哈總部,要求合作,有些直接用麻袋拎著現金到工廠,要求現場提貨。
隨著各地電視臺、報紙的輪番轟炸,尤其是中央電視臺“喝了娃哈哈,吃飯就是香”的廣告響徹大江南北,“娃哈哈兒童營養液”這種飲料,也就開始在大江南北暢銷起來。
日后無比龐大的娃哈哈商業帝國,第一步就是這么走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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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這么熱銷的局面,按理說宗慶后應該非常高興才對,但是現實情況讓他高興不起來。
原因很簡單:市場是做起來了,產能卻跟不上。
此時,娃哈哈已經把周圍的其他幾間小廠(包括曾經看不起他的隔壁小廠)的地盤全都收了過來,甚至把他們原來所在的整個校舍都已經納入囊中,建成生產線,但是生產出來的產品,仍然不夠賣。
宗慶后給有關部門打了無數的報告,希望擴建廠房,但是當時“姓社姓資”的爭論正酣,娃哈哈作為一個被私人承包的校辦企業經銷部起家的公司,要在寸土寸金的杭州城弄到一塊地蓋廠房,又豈是容易的事。所以他的報告,送上去以后基本上都沒有回音。
宗慶后面對眼前無比廣闊的藍海,回頭看看自己狹小的廠房,只能望洋興嘆,徒喚奈何。
當時,正好新華社記者過來采訪“娃哈哈現象”,宗慶后借記者之口,宣揚了娃哈哈從無到有創造的奇跡,同時又恰到好處地渲染了自己的困境。
采訪之后的文章《發生在小學校里的經濟奇跡》,作為新華社內參,被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批示,并送到國務院各領導和中央各部門、地方各省市參閱。
在這篇報道的推動下,地方政府主動找宗慶后接洽,來幫助解決娃哈哈的發展問題。
正好當時有個杭州罐頭廠,是一個擁有兩千多人的國營大廠,原本是生產外貿罐頭的。那兩年由于國際制裁,外貿訂單沒有了,生產線停工,員工無事可干,廠里虧損嚴重,工資都發不出來。
地方政府提議,是否可以由娃哈哈來合并或兼并杭州罐頭廠。
宗慶后到杭州罐頭廠轉了一圈,那寬闊的廠區,雄偉的廠房,讓他怦然心動。這正是他夢寐以求的東西啊!如果能把杭州罐頭廠收過來,娃哈哈面臨的產能問題立馬能得到解決。
政府部門還擔心宗慶后嫌棄這個瀕危國企6千多萬的負債和7百多名退休員工,提出了代管、合并、聯營等多種方案供選擇,條件都非常優厚。
例如,如果是選擇政府主導的兩廠合并,那么娃哈哈只要解決500名工人的就業就行,可以不用承擔原有債務和退休工人的工資。
但宗慶后沒有猶豫,就選擇了代價最大的兼并:出資8千多萬整體收購;接收所有工人,包括全部退休人員;負擔所有債務。
原因很簡單,這樣產權最清晰,牽絆最少。
但消息傳開后,宗慶后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阻力首先來自于內部。
娃哈哈原來的工廠只有一百多人,而存款有七千多萬,光是銀行存款的利息,就足夠發工資了。所以大家對于為什么要花八千多萬去兼并一個負債累累、瀕臨倒閉的廠,感到萬分不解。
不過,宗慶后在娃哈哈從來都是獨斷專行,內部人再有意見,也無法阻擋他的決心。宗慶后也從來不忌諱這一點,他認為企業家可以聽別人說,但是最終決定只能由自己一個人說了算,這就叫“民主集中制”。
而且當時娃哈哈的管理層結構,就決定了他可以自己一個人做決定:宗慶后剛任職時,上城區文教局是要往公司派任副總經理的,宗慶后很硬氣地說,如果要派副總經理,那我就不干了,你直接讓他來當總經理得了。
所以長期以來,公司都是他一人說了算。
其次的阻力來自于杭州罐頭廠。
這家老字號國營大廠,曾經有過無比輝煌的歲月,有著自己的尊嚴與驕傲,現在卻要被一家才成立幾年,只有一百來人的小學校辦企業所兼并,情何以堪?
所以,當時廠里面的工人甚至成立了護廠隊,誓與工廠共存亡。
宗慶后毫無畏懼地參加了職工代表大會。
他上去講話時,迎接他的沒有掌聲,只有罵聲和噓聲。
但宗慶后第一句話就把職工們鎮住了:我今天來,不是來救你們的。
就這一句話,讓職工們猛然明白過來:他們是一個即將倒閉的廠,是一群需要被拯救的工人啊。而且人家愿不愿意救你,都還不一定呢。
接下來,宗慶后告訴職工們,能救你們的只有你們自己。
等宗慶后介紹完娃哈哈的發展歷史、市場受歡迎程度,現有資金實力,以及對接收后罐頭廠干部與工人的安置辦法時,聽眾徹底被征服了,現場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
但宗慶后的磨難還沒有結束。
如果說娃哈哈內部和罐頭廠那邊的思想問題好解決,那么政治與輿論層面的問題,就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圍了。
那時候,鄧公尚未南巡,關于姓社姓資的問題還在爭吵不休。娃哈哈收購杭州罐頭廠,被一些人認為是瓦解國有經濟,屬于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行為。
如果要按照這樣定性的話,不僅兼并無法完成,甚至宗慶后還將承擔嚴重的政治后果,有可能遭受滅頂之災。對于從小就見到父親遭遇的宗慶后來說,想到可能的結局,他就不寒而栗。
好在當時的浙江主政者比較開明,旗幟鮮明地支持這一兼并。時任省長親自到娃哈哈去視察,當地報紙和電視臺也大力宣傳兼并后,生產迅速改善的奇跡。
這些都代表著官方非常明確的表態,宗慶后吃下了定心丸。尤其是很快就“東方風來滿眼春”,宗慶后徹底放下了心。
就這樣,娃哈哈這條沙丁魚,一口吞下了杭州罐頭廠這條大鯊魚,獲得了一百多畝的土地,六萬平米的廠房,和兩千多名技術熟練員工,一舉成為浙江省乃至全國食品行業的巨頭。
7
在每一次最需要的時候,總能得到政府關鍵人物的幫忙,這是宗慶后的一個致勝法寶。
但這并不是他的運氣,更不是他的鉆營,而是他以高超的政治意識換來的。這一點,非常值得企業家們學習。
1994年,宗慶后又遇到一個大麻煩,或者說,大機會。
當時國家在建設三峽工程。移民安置問題,以及庫區的經濟發展問題,成為從中央到地方頭號關心的問題。
根據國家統一部署,浙江省負責對口支援重慶涪陵,派出了考察團到當地考察。
宗慶后是考察團的一員,政府部門希望娃哈哈能兼并涪陵三家特困國有企業。對一般的企業來說,這是上頭攤派任務,會認為是負擔。但宗慶后沒有絲毫猶豫,當場就答應了,并且當即連夜做好了對口支援的計劃書。
宗慶后提出的對口支援方案,連當時帶隊考察的浙江省副省長看了,都覺得娃哈哈太吃虧了,勸他再考慮考慮。而隨后從娃哈哈總部趕來進一步做可行性研究的22人,更是無一贊成。他們列舉了無數困難條件,證明這在商業上不是一個好的項目。
但宗慶后依然一意孤行,堅定地推進了西部投資計劃。他提交的“不平等條約”,令當地政府喜出望外,感激不已:娃哈哈不僅投資一個多億,還幫助當地安置1200名移民,同時全盤接收三家特困企業的1300多名員工(含離退休員工)。
宗慶后從杭州派出精兵強將駐扎在涪陵,支援項目以極快的速度推進。三家特困企業被娃哈哈收購后,很快就盤活,不僅扭虧為盈,而且實現了超額的營收和盈利,成為當地重要的工業企業。
而宗慶后以如此高的姿態為地方解難,為國家分憂的回報是什么呢?
一是經濟上,娃哈哈把先進理念、設備和現成的銷售渠道引進來后,援建的工廠不僅從第一年就開始盈利,而且此后幾年每年都保持翻番式的增長,先后進入重慶工業五十強和十五強。一個原來被認為是商業上不可行的項目,最終被證明是娃哈哈的一棵搖錢樹。
二是在事業發展上,娃哈哈從此邁出了全國擴張的關鍵一步。有了涪陵項目的成功,全國各地政府都紛紛來找宗慶后招商引資,為日后娃哈哈在全國范圍建立基地,把工廠和物流擴張到全國,起到了極好的示范和帶動作用。
但更重要的收獲是在政治上:經過此舉,宗慶后和娃哈哈在國家主要領導面前大大地露了臉。時任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江澤民聽到娃哈哈援建庫區的匯報后,連聲稱好。江澤民、李鵬、吳邦國、溫家寶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先后到娃哈哈涪陵工廠視察。
試想一下,這樣的一位企業家,這樣的一個企業,哪個領導不喜歡?哪個領導不希望他成功?在企業遇到困難時,哪個領導不會熱心提供盡可能的幫助?
我曾經在中順潔柔公司和“紙巾之王”鄧穎忠先生聊到過政企關系的話題,鄧穎忠說:
企業家和政府官員打交道,不能是私利相交,而要想到怎樣能幫他造福一方,幫他做出政績。你真心幫助他解決當地面臨的實際困難,讓他有好的政績,有好的名聲,有好的前途,他就會真心幫助你企業的發展。
宗慶后盡管沒有如此公開對外表述過,但是他所做的,正是這種理念的最好體現。
宗慶后的第二個致勝法寶,是超強的營銷和銷售能力。
娃哈哈是最早在央視打廣告的快消品企業之一,而且此后在央視砸錢無數。70、80后的很多人,都是聽著“喝了娃哈哈,吃飯就是香”、“甜甜的,酸酸的,有營養,味道好”、“媽媽我要喝, 娃哈哈果奶”、“我說我的眼里只有你”、“非常可樂,中國人自己的可樂”等廣告語長大的。
在這一點上,宗慶后與步步高的段永平、農夫山泉的鐘睒睒、腦白金的史玉柱等“營銷大師”相比,毫不遜色。
而宗慶后在銷售上更厲害的一招,是創建了經典的“聯銷體”模式。
起初,娃哈哈的產品是由國有的糖煙酒公司、供銷社、展銷會等渠道賣出去的,娃哈哈的銷售人員只要去把這些渠道做下來,同時利用鋪天蓋地的廣告把產品知名度打出來,讓它們能賣得掉,然后就等著收錢就行。
這種合作簡單,靠譜,是宗慶后特別喜歡的一種模式,一直到很多年之后,宗慶后講起來,還是非常懷念。
但是到90年代后,隨著國營渠道的逐漸瓦解,市場化的農貿市場、批發市場等的建立,原來那一套打法就不再適用了,娃哈哈就發展了一批個體經銷商。
后來隨著經銷商違規串貨,胡亂調價,拖欠貨款等問題越來越嚴重,已經危及到了娃哈哈發展的根基,宗慶后以極大的決心,做了經銷商體系改革。
主要的措施是四條:
第一,經銷商每年年初要先給娃哈哈打一筆“保證金”,打款金額是當年預計銷售金額的11.7%。這筆錢可以年底返還,并按照等于或高于銀行存款的利率給利息。
第二,經銷商每次進貨前,先交清貨款,娃哈哈再發貨。
第三,按照三級批發,嚴格定價,并且每個經銷商劃定區域,嚴禁串貨,一經違反,取消經銷商資格,扣除保證金。
第四,每個經銷商都需要背負銷售指標,完成不了指標的,動態清理淘汰。
公平地說,這些條款都是十分霸道的。一般的企業如果這樣做,經銷商根本就不和你玩,企業也早就死了。
宗慶后推行這一模式,也是兵行險著。要知道,當時全行業沒有這樣做的,而娃哈哈當時每年十幾個億的銷售額,還需要原來的經銷商幫忙賣出去。
如果經銷商對新的政策不認賬,離開娃哈哈而去,娃哈哈馬上就會面臨貨賣不出去的嚴重局面。
但宗慶后對娃哈哈的產品和自己的營銷有絕對信心,他不顧內部員工和經銷商的強烈反對,把“聯銷體”模式堅決推行下去。
有部分經銷商確實被嚇跑了,但是大多數還是無奈地簽下了合約,然后回家去湊錢、借錢或者去銀行貸款,來給娃哈哈交保證金和貨款。
這些經銷商之所以情愿背負如此大的資金壓力和銷售壓力,也要跟著宗慶后和娃哈哈干,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賣娃哈哈能賺錢。
娃哈哈的產品,從兒童營養液,到果奶,到礦泉水,到可樂,到營養快線,生產成本占零售價格的比例,本身都是非常低的,因此就有足夠的利潤空間,來分給一級又一級的經銷商們。經銷商們很清楚,跟著宗慶后干,一定能發財。
采用“聯銷體”的模式后,除了第一年的銷售增速比往年有所放緩以外,此后就以更快的速度迅猛發展。娃哈哈的經銷商與娃哈哈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結合體,發揮了更大的威力,為娃哈哈成長為全國第一的飲料帝國立下了奇功。
對于熟讀《毛澤東選集》的宗慶后而言,聯銷體模式,等于是統一戰線和群眾路線的一次活學活用,使得娃哈哈在全國建立了深入每一個基層的“執政”體系。我們在任何一個偏僻鄉村的小賣部,如果找不到任何別的飲料,也一定會看到娃哈哈的身影。
正因為有了這個體系,娃哈哈想要推廣任何其他產品,都有了最便利的銷售網絡。這也是宗慶后日后敢于推出“娃哈哈純凈水”、“非常可樂”、“營養快線”等新產品,以及不懼怕世界巨頭達能威脅的根本底氣所在。
8
任何一個成功的企業,發展的過程,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娃哈哈也不例外。
在35年的發展歷程里,娃哈哈至少有三次,幾乎遭受滅頂之災。
第一次是1992年在南京。
當時,娃哈哈的主打產品還是娃哈哈果奶。這款深受小孩歡迎的飲料,已經在全國很多城市熱銷,為娃哈哈帶來極其豐厚的利潤。
但這年6月,南京某部門突然通過《南京日報》和南京電視臺,宣布娃哈哈果奶為不合格產品,禁止其在南京銷售。
如果僅僅是放棄南京市場,倒也罷了,只不過是損失一些利潤。但問題是,這個消息爆炸性一般地傳遍全國,讓家長們對娃哈哈果奶產生懷疑,從而影響全國的銷量,整個品牌可能都會因此而死掉。
宗慶后當時正在國外考察,聽到消息后,立刻中斷考察回國,同時指示娃哈哈高管陪同杭州上城區領導當天就趕赴南京去交涉。
但南京那邊的態度非常強硬。后來,事情鬧到國家技術監督局和衛生部,兩個部門都書面批示說娃哈哈果奶并無問題,應許可其繼續生產銷售。
但不知為何,南京有關部門依然不為所動。宗慶后只好請杭州市委書記和市長幫忙,派出由杭州市副市長帶隊的“學習考察團”,到南京協商。南京方面這才松口,并承諾由涉事部門公開登報,為娃哈哈果奶正名。
但后來,登報的形式、措辭和落款單位,都和兩地政府協調好的不同,以至于娃哈哈在當地協調的高管認為受到了嚴重欺騙,悲憤到以自殺來抗爭(后被搶救回來)。
宗慶后為此又悲又怒,一度想調集50輛大貨車,全車罩黑紗,貼上大字報,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喊冤。但此舉被員工勸阻,改為召開新聞發布會控訴。
最后,是《人民日報》頭版刊出對此事的報道和評論,為娃哈哈說話,對南京提出了嚴厲批評,那個部門才終于低頭服軟。娃哈哈的銷售也終于恢復了正常。
第二次是1996年在北京。
還是6月,當時如日中天的《北京青年報》頭版刊發由三位記者共同署名的一篇文章,報道安徽宿州三位小女孩,因喝了含毒飲料致死。
文章如此寫道:
“經衛生、防疫、公安、工商部門初步偵查認定,三名女孩均因飲喝杭州產娃哈哈果奶而中毒死亡。”
用該文記者的表述,這個事件被稱為“娃哈哈果奶中毒事件”。
報道引起了全國轟動,多家報紙轉載,娃哈哈產品銷量應聲下跌。有些省份的工商部門要求全省禁售娃哈哈果奶。
對于娃哈哈而言,這又是一次生死攸關的危機時刻。如果娃哈哈飲料能喝死人,那么這家公司馬上就會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事實上,兩年之后的“三株口服液”,就是這樣在最頂峰的時期,轟然倒塌,然后完全垮掉的。
1996年6月,雖然還沒有發生“三株事件”,但是敏感的宗慶后對于“娃哈哈果奶中毒事件”可能會造成的毀滅性后果,是有清醒認識的。
宗慶后緊急到北京,找到中宣部、公安部等部門反應情況,并寫信給中央領導,在獲得領導批示后,又派人拿著領導批示,到新華社去溝通。
新華社寫了一份措辭嚴厲的內參,標題是《<?北青報>失實報道 娃哈哈無辜受牽連》,將事件定性為:“一張小報毀了一個國有大企業”。
中宣部召集所有報道過此事的媒體在北京開會,要求刊文澄清娃哈哈的清白,國務院有關領導對《北京青年報》提出了嚴肅批評,并要求予以整頓。時任北京青年報社的社長被調離,主編和副主編也都受到處分。
后來查明,所謂“娃哈哈果奶毒死三個小孩”的真實情況是:這是一起惡意投毒的刑事案件,娃哈哈果奶本身沒有任何問題。如果要說有問題,那只能說娃哈哈果奶太受小孩喜歡,以至于犯罪分子選擇了把致命的毒藥下在其中,方便引誘小孩喝下。
我們回看當時的事件,僅從《北京青年報》的文字來看,報道并沒有“失實”,里面寫的所有的事情,在事實層面上都沒有錯誤。因此,若干年后,“被離職”的那位社長依然認為“報道屬實,稿件來源與渠道都無可挑”,自己被迫離職,“似有撕心裂肺之感。”
但實際上,任何一個看過文章的人,都會讀出一種明顯的感覺:娃哈哈果奶很可能有問題,但娃哈哈及有關部門在為其遮掩。
精心選用部分的客觀事實,但是又刻意隱去另一些客觀事實,引導讀者得出作者并未明言但是又強烈暗示的結論。其造成的結果是,文章沒有一句說謊,但最后引導讀者得到的感覺,卻又是完全與事實不相符的。其實這就叫“春秋筆法”。
如果是一般的企業,遇到這樣的事情,直接就被搞死了。而宗慶后的厲害在于,他能夠把自己想要表達的信息直接反映到中央級別的部門和高層的領導,而后者也愿意相信他,幫助他渡過難關。
事件發生后不久,三位作者中的一位,因在報道之前曾對娃哈哈敲詐勒索,被娃哈哈錄音,證據確鑿,鋃鐺入獄。
上面兩件事可以說只是有驚無險,其負面影響也很快就過去。但就是在北青報事件發生的同一年,宗慶后種下了一棵讓他日后后悔不已,甚至可以說給他帶來創業生涯最大痛苦的苦果。
1996年,在香港著名投資公司百富勤總經理梁伯韜的撮合之下,娃哈哈與世界五百強公司,食品行業巨頭法國達能達成合資協議,百富勤和達能共同出資4306.95萬美元,取得了娃哈哈51%的股份。
對當時的中國企業來說,外資進入,是非常值得驕傲的事情,引進外資和西方先進技術,是國人夢寐以求的,宗慶后也不例外。所以對于達能的進入,他樂見其成。
合資剛開始的時候,確實是給娃哈哈的發展帶來了狂飆突進的效果,但很快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例如,原本宗慶后在企業可以按照完全自己的意愿,用獨斷專行的風格去經營管理,但現在事事需要向董事會匯報,很多事情需要董事會批準才能去做;
又如,他看好的投資或者擴大生產的機會,向董事會申請投資,董事會卻總是不批準……
最讓宗慶后難受的是,原本他之所以同意百富勤和達能共同占股51%,是因為他覺得這是兩家公司,在三個合作方里面,中方還是最大股東,但沒想到,1998年香港發生金融危機,百富勤在資金困難之下,直接把自己的股份賣給了達能。如此一來,達能成為了控股51%的大股東。
而且,達能還在中國不斷收購娃哈哈的競爭企業,例如樂百氏、光明、蒙牛、匯源等。由于達能中國區總裁可以看到娃哈哈所有的資料,等于娃哈哈在這些競爭對手面前,已經毫無商業秘密可言,原本在市場上摧枯拉朽般的各種手段,現在完全曝光于對手面前,因而處處掣肘。
宗慶后多次向達能反映和抗爭,但無奈他只是小股東,而且他的影響范圍也只限于合資公司而已,無法影響達能公司本身。
在這樣別別扭扭和磕磕碰碰中過了十來年后,達能公司新換了一個亞太區總裁。
這位新總裁是達能的首席財務官出身,上任后看娃哈哈財務數據,發現宗慶后在合資公司之外,還擁有多家與達能無關的非合資公司,這些非合資公司基本上都是以給合資公司供貨或者提供配套的服務的,用的也都是娃哈哈的品牌,其體量,早已超過合資公司了。
新總裁認為,這是宗慶后對合資公司的欺騙和背叛,他認為這些非合資公司也應該屬于達能旗下,或者說屬于達能與娃哈哈共同組建的合資公司旗下。
新總裁向宗慶后提出,要以凈資產的價格,也就是40億人民幣,收購非合資公司51%的股權。
宗慶后一方面認為達能出價太低,另一方面也早就對合資不滿,怎會愿意把非合資公司再裝進來,就強硬地拒絕了。
達能對此勢在必得,開始從法律、政治、商業、人情、輿論等各方面施壓,希望宗慶后能屈服。結果雙方越鬧越僵,火氣也越鬧越大,最終鬧到互相對簿公堂,互相揭露隱私,互相責罵的地步。
這場鬧劇鬧到了什么程度呢?從兩個例子可以看出:
達能亞太區高管團隊2006年在云南麗江開年會時,狂歡中喊出的口號是“打到娃哈哈,解放全中國”。
而宗慶后2007年發給達能董事會的一份傳真則這樣寫道:“我鄭重宣布,中國人現在已經站起來了,已經不是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時代了,中國人有自己的國格、人格,你老是用威脅、恫嚇的口氣跟我們說話,只增加我們的憤慨。”
由此可見,當時的斗爭已經激烈到什么程度。
拋開情緒層面,回歸到商業和法律上,達能方面的主要觀點是:宗慶后發展非合資公司是違反商業道德和合資協議的,而且侵犯了合資公司的利益;非合資公司使用娃哈哈商標是違法和違反當初簽訂的協議的。
而宗慶后的主要觀點是:非合資公司的設立并不違反協議,更沒有侵犯合資公司的利益,因為宗慶后曾在董事會多次提出需要拓展上游供貨商和配套企業,董事會不批準,所以只好建立一些非合資公司來滿足合資公司的供貨和配套服務需求,這恰恰是對合資公司有利的;非合資公司完全有權使用娃哈哈商標,因為該商標屬于娃哈哈集團,而不屬于合資公司。此前雙方曾經達成協議,并共同申請將商標由娃哈哈集團轉讓給合資公司,但被國家商標局駁回,所以從法律上講,娃哈哈商標的持有人還是娃哈哈集團。
宗慶后并反擊稱:違反商業道德和協議的是達能。因為達能在中國大肆收購娃哈哈的競爭企業,嚴重侵犯了娃哈哈的利益。
雙方各說各有理。達能在中國、美國、歐洲等地都起訴了宗慶后和娃哈哈,以及宗慶后的妻子施幼珍和女兒宗馥莉,因為她倆名下在美國擁有公司,達能認為這些公司都侵犯了合資公司權益。
達能那位新總裁還宣稱,將讓宗慶后往后余生都在訴訟中度過。
宗慶后怒而反擊,一方面積極應訴,并且也反訴達能;另一方面通過媒體指責達能背信棄義,手段卑劣。
雙方的戰斗從2005年一直鬧到了2009年,期間發生無數波折,互噴了無數口水,此處不一一記述了。
最終的結果是,宗慶后贏得了所有的法律訴訟,而雙方也覺得沒有必要再合作了。達能把其在合資公司中擁有的51%股份,以30億人民幣的價格賣給了娃哈哈,這差不多等于達能這些年來總共在合資公司投入的總額。
換句話說,達能拿了多少錢進來,就拿了多少錢回去——當然,這些年已經賺到的十幾億分紅不算在內。
實際上,達能最初提出的收購金額是500億元,后來一降再降,降到30億。等于達能投資娃哈哈十幾年,最終只是賺了每年的利潤分紅,沒有享受到股權增值的部分。
對宗慶后來說,雖然幾年的大戰讓其痛苦不堪,身心俱疲,但也收獲巨大:
其一,他得以用極低的價錢把51%的股份收了回來。十幾年來,這些股份不知道已經漲了多少倍,而他基本上沒有付出溢價,就讓娃哈哈又回到宗家天下。
其二,在整個戰斗過程中,宗慶后的員工、經銷商、合作伙伴,都無比堅決地站在他這一方面,無一人背叛。這種忠誠,對宗慶后是極大的感情慰藉,也讓他擁有了戰斗下去的無窮底氣。
其三,在最黑暗的時候,宗慶后做了兩手打算,萬一輸了,大不了另起爐灶,從頭再干,于是在合資體系之外,大力興建新的工廠和生產線,其意本在于再造一個新的娃哈哈。但后來他全盤贏了,等塵埃落定的時候,他發現不僅再造了一個新娃哈哈,而且舊娃哈哈也已經回歸了懷抱。一計算,娃哈哈的總資產和營收、利潤規模,都登上了一個更高的臺階。
因為大力擴張和收回股權的緣故,戰斗結束后的當年,宗慶后的財富直接翻了近四倍,從2008年的88.4億人民幣,飆升到2009年的327.7億。
2010年,宗慶后的財富又上漲到534億,成為《福布斯》排行榜的中國首富,2012年,他再次以630億元財富成為第一。此后若干年,雖然沒有再次登頂,但一直都處在前列的位置。
成為首富后,宗慶后的生活沒有任何變化,依然是住著幾十年的老小區的小房子,理20元一個的頭,穿一兩百元的衣服和一雙黑布鞋,每天在公司食堂和員工們一起吃三餐。
9
從宗慶后的一生中,我們能看出非常明顯的“禍福相依”的道理。
出身于一個有顯赫背景的家庭,是幸運。但是在新舊政權交替的時代,過往的顯赫,恰又成了命運的累贅。他小時候的窮與苦,皆源于此。
年輕時找不到出路,只能到農場去干苦力,這是其不幸。但正是15年的農場勞作,培養了宗慶后強健的體魄,吃苦的精神,與無比的耐心。
宗慶后能幾十年如一日每天7點前開始工作,晚上十一二點才下班,每年兩百多天在外面調研,與年輕時打下的身體基礎是分不開的。
而且,正是在農場勞作的苦悶中,埋頭苦學了無數遍的《毛澤東選集》,成為其日后經營管理思想與高大格局的精神源泉。
創業時,好不容易找到花粉口服液這個路子,賺到了錢,結果激素傳言導致銷量下跌,這是其不幸。但也正因為這樣,他放棄了花粉口服液,另外自己再重新創立一個兒童營養液的品牌,結果發展出了娃哈哈王國。
在創業初期,以150多人的小廠,竟然得以兼并一個2000多人的國營大廠,一舉從校辦小廠成為全國飲料食品行業的巨頭,這是其幸運。
但又因為姓社姓資的問題,被攻擊為資本主義復辟,差點釀成大禍,又成了不幸。好在地方政府非常支持他,甚至省長都為他說話,才度過這一難關,則又成了幸運。
等娃哈哈發展得稍微好一點,政府又讓他去承擔對口支援三峽庫區建設的任務。對很多企業來說這是倒霉事,認為是自己被攤派了重任。但宗慶后不顧公司內部的強烈反對,一意孤行地兼并了庫區的三家特困國企,并使之扭虧為盈,成為了對口援建三峽庫區的經典投資項目,贏得了政治上,輿論上和經濟效益上的多層面豐收,又變成了幸運。
娃哈哈與達能的合作,曾是中國企業引進外資的經典之作,這是宗慶后的幸運;但后來鬧得如此難堪,又成了宗慶后創業生涯最大的不幸。
而又是在打官司的過程中,宗慶后決定放棄合資公司,自己再搞一攤,使得娃哈哈的整體生產能力急劇擴張,宗慶后本人也成為了中國首富,這又成了幸運。
縱觀宗慶后的一生,我們可以時時刻刻看到,幸運和倒霉的交織始終存在。當你認為一件事對宗慶后是幸運時,后面馬上會有因為這件事而產生的倒霉;當你認為一件事對宗慶后是倒霉時,后面又一定會有因為這件事而產生的幸運。
值得一提的是,宗慶后的很多倒霉,往往是因為時代的原因,或者是個人眼光被時代所局限而產生的。但他的幸運部分,除了出身這一點無法決定之外,其他的都是與他的個人人品及努力分不開的,換句話說,這些幸運都是他自己爭取來的。
宗慶后做人老實忠厚,念念與人著想,跟著他的經銷商都能賺到錢,跟著他的員工一直享受著家人般的關懷,與他合作的政府官員都能進步。
他的政治格局很高,與政府部門打交道時,總想著如何為對方分憂,做出來的事情總是超越對方的預期,讓對方擁有了良好的政績與名聲。所以他在每次遇到困難的時候,總會得到這些人全力以赴的幫助。
在研究宗慶后的資料時,我常常感嘆,宗慶后生命中竟然有那么多的貴人!
但進一步分析其實會發現,這些貴人,又何嘗不是他用極致的努力付出,極致的真誠實在,為自己贏來的呢?
10
1945年出生的宗慶后,現在已經77歲,依然奮斗在娃哈哈董事長的位置上。
最近的新聞是,他的女兒宗馥莉,已經成為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外界普遍猜測,這是準備交接班的預兆。
但其實宗慶后以前曾經說過,要工作到90歲才退休。
雖然這句話有開玩笑的成分,但是宗慶后對娃哈哈的熱愛與不舍,也盡在其中。
自從2013年到達頂峰之后,娃哈哈近年來的發展,其實并不順利。
隨著時代的發展,互聯網帶來了新的營銷方式,人們也有了新的消費習慣。
宗慶后曾經用得爐火純青的那些營銷招數,已經有些不靈了;而娃哈哈曾經熱銷的諸多產品,例如娃哈哈果奶、非常可樂、純凈水、營養快線等,對于新一代年輕人來說,似乎吸引力在下降。
體現在數據上,就是從2014年以來,娃哈哈的營收一直在下滑,到2021年已經降低到439.8億元,退回到2009年的規模了。
是娃哈哈已經被時代拋棄,還是宗慶后已經老了,不再適應新的時代?如果80后的女兒接班,會不會給娃哈哈帶來新的變化?
其實,從宗慶后的一生來講,這一輪的下滑,未必不是新一輪起飛的前奏,畢竟這么多年,他都是從逆境中闖過來的。
他有多少輝煌,就意味著經歷過多少苦難。
只是不知道,這一次,他還能不能一如既往地,從逆境中爭取到新的幸運。
宗慶后曾說過:
娃哈哈是我的整個人生,所有的夢,一切的意義、價值、標簽和符號。它是我在這個世界上存在過的證明。
我希望它成為百年企業,成為不朽的象征。這需要未來者為它注入新的生命。我所能賦予娃哈哈的,就像是李云龍為獨立團所賦予的,那種叫作“靈魂”或是“精神”的東西。
如果我的“天命”是抹平窮人與富人的罅隙與傷痕…使年輕的創業者找到方向,看到那怕一線的亮光,我一定會覺得這是有價值的,值得我義無反顧為之付出。
從這一點來說,宗慶后的一生,已經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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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資料:
【1】宗慶后——萬有引力原理,遲宇宙,紅旗出版社
【2】宗慶后傳奇,王國章,電子工業出版社
【3】宗慶后——篤行者,鄔愛其,機械工業出版社
【4】宗慶后內部講話,謝東,新世界出版社
【5】內度首富宗慶后暢談逐夢歷程,湖南衛視《我的中國夢》節目,主持人朱丹
【6】朗讀者:宗慶后,中央電視臺節目,主持人董卿
【7】新銳杭商 宗慶后,杭州電視臺生活頻道,主持人楊蒞
【8】財約你:穿著布鞋的首富宗慶后,騰訊新聞小滿工作室
【9】宗慶后,成就傳奇永遠不晚,第一財經《中國杰出企業家管理訪談錄》,主持人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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