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這封信是朱德寫的，看到這封信后才知道，曾經月薪 2000 大洋的滇軍旅長，如今卻拿不出 200 元錢。
圖中前面的寒暄就不說了，可以看最后一段：
唯家中有兩位母親，生我養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歲乏食，恐不能度過此年，又不能告貸。我十數年實無一錢，即將來亦如是。
我以好友關系向你募貳伯元中幣速寄家中朱理書收。此款我亦不能還你，請作捐助吧！望你做到復我。
這封信雖不足 300 字，但是讀來感慨萬千。
自古忠孝難兩全，想盡孝，卻心有余而力不足。
1937 年7 月，日軍全面侵華，老百姓苦不堪言，朱德家鄉又遇大旱，百姓生活更是難上加難。
他聽說老家的母親難以維持生計后，更加自責，自參加革命后，朱德一直在外奔波，對母親心存愧疚，但是自己卻沒有辦法去母親身邊。
于是寫信給發小戴與齡。
看完朱德的來信，戴與齡心中五味雜陳，一直牽掛的好友終于和自己有了聯系，但是令人難過的是，身居要職的他，竟然 200 塊都沒有。
朱德放棄了月薪 2000 大洋的高官厚祿，為了自己的理想，毅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雖然生活窘迫，但是每天能和自己的革命戰友一起同甘共苦，仍舊是幸福的。
他深知為民族和人民奮斗，就能讓和母親一樣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只是如今，母親年僅 80，家鄉遭遇天災，唯一的辦法就是先解決燃眉之急。
“玉階哥的事，就是我的事，玉階哥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這句話，一直在戴與齡的心里謹記。
戴與齡立馬籌了 200 元錢，給朱德的母親寄了過去。
戴與齡和朱德是發小，從 1896 年開始，二人共同研習功課，他們在私塾里聽了先生講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在中學里聽老師講進步的思想，讀進步書籍。
二人畢業后，戴與齡加入了同盟會，一邊學習，一邊參加革命活動，直到學習成績合格。
1915 年，朱德任滇軍補充隊第四隊隊長，戴與齡追隨朱德，負責軍需的工作。后來改部改編，朱德擔任旅長，戴與齡任軍需處長。
朱德出國留學期間，亦在經濟上給了很大的支持，一直到學成回國。
他經常說朱德“是我革命的帶路人，是我的良師益友。”
從 1926 年朱德學成回國到 1927 年南昌起義爆發，戴與齡都積極參加支持革命活動。
南昌起義期間，戴與齡從馬背上甩了下來，受了重傷，加上本來體弱多病，他也不愿拖累部隊，于是回到了四川瀘州。
回到老家以后，他開了藥店，一方面維持生計，一方面可以備下藥品和資金，支持革命活動，并積極動員本地青年參加革命。
他的行動遭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監視，經常去他家搜查，監視他和家人的一言一行。
1949 年，瀘州解放，戴與齡已經重病，他給朱德寫信，慶祝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朱德回信，希望他去北京觀光，希望他注意身體。只是還沒等朱德的信寄到，戴與齡已經病逝。
后來，朱德將戴與齡的兒子和兒媳接到了北京，讓他們繼續學習，戴與齡的兒子戴超群考上大學后，參加抗美援朝，成為最早報名參軍的一批志愿軍。
從朝鮮戰場回來完成學業后，積極投入到了祖國的建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