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茶之心

茶覺先生，食茶交友。

年輕的吳覺農在日本留學(1918-1921)的閑暇時光經常收集有關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的茶業資料。他后來利用這項研究，挑戰了英國和日本茶業所稱的宣傳口徑——阿薩姆，而非中國，才是茶樹真正的原產地。

與此同時，吳覺農對遙遠的布拉馬普特拉河谷以及讀到過的世外桃源般的茶園產生了濃厚的好奇心。1934年底，他終于有機會得以第一次親自探訪阿薩姆。受到祁門茶葉合作社第一季樂觀情緒的鼓舞，吳覺農代表全國經濟委員會，著手研究日本、中國臺灣地區、荷屬東印度群島、錫蘭和印度的茶葉生產。

在其日記和公開發表的報告中，吳覺農除了記錄下個人對加爾各答和阿薩姆的印象外，還詳細補充了關于印度茶業的歷史:羅伯特·布魯斯是如何在1823年偶然發現野生茶樹的，總督本廷克是如何在1834年組建茶葉委員會的，英國商人又是如何從“吾國”茶葉工人那里“仿吾國土法”，最后，作為“印度茶業史上之重大記錄”的殘酷招工制度如何引發了“斗爭及流血之慘劇”，后來又如何成為“印度民族革命”所追逐的政治事業。

在旅途中，吳覺農仔細研究了關于茶產業的英文資料，主要是印度茶葉協會分發的宣傳手冊以及羅伯特·福瓊在19世紀40年代游歷中國的詳細記錄。幾十年后，吳覺農向家人回憶說:“福瓊的游記寫得非常生動，讀他的游記，不僅能幫助我學習英語、了解歷史，最重要的是，還能通過外國人的視角，了解中國和中國茶。”

中國茶葉貿易（圖源：網絡）

本書的一個主要目標是，展現全球競爭如何將中國與殖民地印度茶業聯系在一起，透過其競爭對手和工業化世界其他地區的眼光，迫使亞洲和歐洲的參與者來觀察自己的周遭環境。

除了吳覺農，我們看到英國殖民地的官員也將阿薩姆與中國及西歐進行類比，印度的民族主義者則將苦力茶工的命運與美洲大陸的非洲黑奴的命運相提并論。每一方都意識到，如果不同時將自己置于茶葉及殖民地商品的全球循環中，就不可能理解自己所在地發生的事件。

沒有比這更近乎完美的對稱了:最初，來自印度的殖民地官員前往中國，研究中國茶葉的制作方法;在近乎一個世紀后，中國的改革者造訪了印度茶區，并做了同樣的事情。

這些廣泛的聯系共同說明了什么問題？現代茶業的歷史并不是一個全球同質化的故事，亦不是思想一成不變地從西方傳播到其他國家的故事。相反，世界范圍內的競爭導致了一系列共同的、互構的壓力，以及不均衡的利潤率和積累水平。由此，市場又加劇了區域間的張力，并通過特殊的勞動實踐和意識形態形式表現出來。

畢竟，正是中國茶葉和印度茶葉的不同命運，以及雙方隨之而來的互相追趕的欲望，促使貿易公司和官員詳細審視了競爭對手的歷史和行為模式。在這種全球互聯的分析框架之下，我在此通過將中印茶業戰爭的各種故事合為一組關于歷史和史學的觀察來作總結。

首先，這本書為資本主義史的再概念化提供了實質內容，它比過去的歷史書寫更加靈活、更為全球導向。與中國茶葉和印度茶葉貿易相關的社會變革，與從單一國家自發產生的工業革命的經典形象并不相符。這兩個國家既無機械化生產，也無自由的無產階級勞動力，至少最初如此。

取而代之的是，中國茶葉和印度的茶葉依賴著被稱為阿卡第、薩達和包頭的本地經紀人，阿薩姆嚴苛的刑事勞動合同以及中國的神秘技術和老規矩，以及強化了性別和血統劃分的勞動集約型制度。這種安排是臨時性的，是外來財富和當地習俗的結合--如馬克思所言，是從更早的時期“繼承來的”。

本書并未提問中國是否有資本主義，或阿薩姆是否是資本主義——或者可否從中辨識出特定技術的出現或階級的劃分，而是試圖了解這些地區以何種方式參與到跨國的生產和流通的循環中并被之形塑的，還探尋其伴隨的集約型積累背后的社會邏輯。這種概念化方式，更有助于捕捉過去幾個世紀經濟史中的不平衡，同時也為探索相距遙遠的地區之間的聯系和共性提供了共同基礎。

其次，這種來自亞洲農村兩個非政治地緣中心的視角，也闡明了關于現代經濟崛起的新結論。特別是有證據支持了這樣一種假設:那些看似落后和邊緣的社會形態，有時卻比大都會社會更具工業化生產的動力。

例如，西敏司對糖的研究表明，加勒比地區的種植園甚至比歐洲大陸更早發展了工業化生產。糖料作物需要種植和精制相結合，因而殖民政權需要更嚴苛地約束契約勞工及奴隸，而消費與生產的結構性分離亦鼓勵了大規模的專業分工。在本書所述的阿薩姆茶園中，可以找到許多類似特征。

同樣，在中國，著名社會史學家傅衣凌幾十年前就提出，工業化商品的生產最早就出現在邊遠山區，而非商業化的“沿河”城市。那些徽州和武夷山區在內的邊遠地區，往往充斥著貧窮的少數群體，如著名的“棚民”(shed people)，他們依靠專業化生產為生，由外來商人承保，專職于采摘煙草、糖、靛藍和茶葉等初級商品。

這些例子共同佐證了一個不斷壯大的學術思潮:用斯坦菲爾德的話來說，即對于現代世界的傳統描述實際上讓事實發生了“倒退”。那些在20世紀大規模生產時代被視為不合時宜的、傳統的實踐和情境，實際上可能在現代經濟生活的興起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第三，除了挑戰那些有關經濟落后和傳統的東方主義分類，本書還試圖通過政治經濟思想的批判性歷史來解釋它們的興起。

在中國和殖民地印度，這個關鍵時期跨越了19、20世紀，當時茶葉貿易的觀察者及參與者開始通過比較自然優勢和固有文明特征的話語來談論每個地區。這些想法在對茶樹原產地的爭議中得到了體現——當時的帝國主義喉舌通過建立茶葉種植與阿薩姆之間與生俱來的天然關聯，來將印度茶葉的崛起合理化。

1935年秋，當吳覺農漫步在阿薩姆茶園的田野，他提出了一個看似相反的解釋。他寫道，印度茶的成功并非源于其悠久的淵源，而是其產業的創新，這體現于其多產的幼齡茶樹。事實上，中國的貿易過去一直被壓得喘不過氣，已被開墾耗盡的貧瘠農場上盡是已被采摘了數個世紀的老茶樹。

但是，吳覺農并未聽天由命，而是提議在中國種植新的茶樹，并采取新的科學技術。這樣做將可能改變“我華茶命運”。換言之，茶葉不僅是大自然的饋贈，也是人類艱苦勞動的產物。當然，吳覺農的闡釋植根于政治經濟學的原則，它呼應了早先其他的貿易參與者(從19世紀50年代的阿薩姆茶葉公司種植園主到19世紀90年代茶葉危機中的清朝改革者)對人類勞動價值的觀察。

但是，政治經濟學也經常圍繞著價值的概念，構建其自己的一套自然化的經濟學理論。中國和印度作家在不同層面都挪用了政治經濟學，并用一套恒定的、宇宙論式的言語來表達。

維迪亞拉特納譴責刑事合同是不道德的、奴隸式的，違反了供需和自由勞動的“一般供求規律”。陳熾宣揚“生財之道”，稱其為“天之心”。就連吳覺農也忍不住宣稱，中國茶在幾千年來一直保持其傳統不變。從這個角度來看，關于茶樹原產地的理論盡管只是一套營銷宣傳，但也同樣可被視為一個荒誕的、邏輯極端的政治經濟學，及其對競爭和不均衡發展的不顧史實的自然美化。這種的不均衡性字面上也可以被具象化為中國的土壤與氣候方面的物理屬性，甚至是它的文明與文化。

相比之下，本書試圖通過具體的經濟生活史來闡釋抽象的經濟學思維。我在前文已指出，中國和印度的思想家接受了政治經濟學的恒定不變的思想，部分原因是，這一思想與他們周遭環境的動態社會變化是一致的，尤其是在中國和孟加拉的農村地區發生的商品化工作種類的擴展。在這些亞洲腹地，新的意識形態形式和經濟現實正彼此疊合，密切交織，不可分割。

因此，“茶業戰爭”的一個自相矛盾的結論，就是關于“落后性”的現代史:所謂的非生產性買辦資本和不自由的刑事勞動合同，對于中國和印度茶業的早期擴張或許均是必不可少的，但在20世紀，它們卻被譴責為不適合現代的工業化世界。從生產性勞動和自由勞動的類別來看，中國和英屬印度社會諸多方面在幾代觀察者和史學家看來，皆是偏狹且不變的。然而我認為，這些現象是資本主義正在進行的社會、經濟和知識革命的歷史產物。因此，它們的可信性向我們表明，這些學者業已浸潤在橫跨亞洲大陸的一種全球性、動態性的資本主義社會模式之中。

最后，本書推測性地指向另一個重大問題，即跨國競爭與民族意識形態之間的歷史關聯，這一點在本書的最后兩章中顯而易見。我們要如何闡明競爭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系?一個假設來自社會學家尼爾·戴維森(NeilDavidson)，他認為，競爭在功能主義層面上需要民族主義，以便用“一種比邊際利潤增加更高的抱負”來為自己正名。“他的假設肯定會引起共鳴，例如，英國人試圖利用愛國情緒，在英格蘭推廣并不受歡迎的印度茶。

然而，就中國和印度的民族主義者而言，我們發現歷史上不少的改革者都是在更早便形成了一種民族團結的意識，并摸索了各種策略如軍事現代化或宗教，最后才將民族資本建設作為對外國統治的抵抗。因此，資本積累的經濟目標和民族主義的政治情感之間，并沒有必然的先后關系。

然而，不論二者精確的運作方式究竟如何，到了20世紀，其聯系變得不可忽視。這些國有化的積累形式也為我們了解19世紀后半葉全球茶葉貿易的后續發展提供了有用的橋梁。到那時，競爭的戰場不再是自由貿易下的自由主義體制或帝國，而是戰后的國際大家庭。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印度鞏固了其作為世界最大茶葉生產國和出口國的地位。戰后，隨著蘇聯、拉丁美洲和東非(尤其是肯尼亞)的出口茶葉生產開始興起，亞洲各地的生產商被迫面臨新的競爭。茶葉，曾經在歐洲作為奢侈品消費的、具有異國情調的亞洲魔藥，現今已成為一種大眾商品，其生產和消費跨越了世界各大洲。

在印度，主要的轉變是茶葉生產和消費的本土化。一段時間以來，茶行業內出現了由孟加拉文員、律師和經紀人構成的中間階層，他們對于增加社會流動性有更大的需求。等到印度獨立時，他們從民族解放的立場出發，推動茶葉資本的本土化，新政府也相應地促進了印度人的所有權。

在許多方面，印度精英繼承了之前的英國殖民資本家的排他性策略。各類立法限制了外國資本進出這個新國家的流動性，企業被要求申請許可證、提供最低限度之上的社會福利，并保留最低水平以上的印度人股份。結果，從1958-1977年，外資茶園的份額從46.5%下降至32.5%，外資產量也從52.9%下降至38.4%。政府還將矛頭指向了管理經紀行。并不意外的是，有人觀察到，印度茶經歷了茶葉“向東非的轉向那里的成本更低、產量更高、利潤更加豐厚”。

從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60年代，茶葉在世界的供應量幾乎翻番，印度茶葉在全球市場的占比份額從一半下降至三分之一。正是在這個時期，印度消費者中有飲茶習慣的人數卻有了很大提升。

在殖民時期，茶葉與帝國主義的緊密捆綁使得印度茶葉營銷受阻。到了20世紀70年代，隨著紅碎茶工藝(cut-tear-curl,簡稱“CTC”，指“壓碎-撕裂-揉卷”三道工藝)的發展——鋸齒狀的鋼輥將葉子切碎為更小的顆粒以增強口感，印度國內的茶葉消費開始起飛。

紅碎茶加工機械的運作代表了一項新的技術進步，如菲利普·盧根多夫(Philip Lutgendorf)所證明的，其產品“將‘耐泡杯數’翻了一番”，每公斤干茶可泡杯數從大約300杯上升至600杯。更便宜、更濃厚的紅碎茶催生了充滿活力的“香茶”(chai)飲文化，印度茶在國內消費市場的份額也從1947年的 30%、20世紀70年代的50%，到20世紀末攀升至70%。

二戰后的中國茶葉史則更為曲折。20世紀50年代，吳覺農仍站在新中國茶業改良工作的最前線，但在那十年的后期，他成為被邊緣化的官員之一。接下來又發生了什么？根據官方說法，中國茶業直至20世紀80年代的市場化改革時期方才恢復。

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90年代開展的深入經濟研究揭示了另一條時間線:20世紀80年代的茶業增長，實際上是20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政策的成果。在“大躍進”之后，中央政府重新掌控了農業。而從1965年到1977年，茶葉的種植面積增加了兩倍;在茶葉產量最高的年份，土地的收成相當于肯尼亞或斯里蘭卡的生產總量。中央機構提供了數百萬的貸款、數千噸的化肥和數千噸用于建造設備的鋼材。不過，諷刺的在于一吳覺農所倡導的以新茶株更新茶田的建議，在“大躍進”期間并沒有如其所愿，卻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得到了意外收獲。

今天，與19、20世紀之交的茶業戰爭一樣，世界排名前兩位的茶葉生產國仍是中國(2014年數據為190萬噸)與印度(120萬噸)。不過，在此期間發生了很多變化，兩國的茶業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經歷了諸多歷史性轉折。茶葉消費的最新前沿不再是歐美，而是中國、印度和其他所謂“發展中市場”的中產階層，他們現在可以負擔消費得起在生態可持續條件、社會公平的勞作和貿易實踐，以及手工精細化技術下種植的更昂貴的精品茶葉。印度的茶行業出人意料地改變了對中式制法居高臨下的態度，局部采用了中國式的分段供應鏈生產，即個體農場采摘茶青后就賣給獨立的“購葉廠”。

人類學家薩拉·貝斯基(Sarah Besky)提出，這種模式的主要優勢在于勞動力標準的極端靈活，為競爭激烈的行業提供了一個更為便宜、質量較低的替代方案。事實上，印度茶業界的一位發言人最近在許多方面表達了對中國茶的欽佩:“中國人在農業實踐、機械、加工單元和產品方面都比我們要好得多”，這位大吉嶺茶園的所有者評論道，“印度在很多地方值得向中國學習，而中國沒有需要向我們學習之處”。

這樣的歷史諷刺進而強化了本書的主張：19、20世紀之交的高水平工業發展時期的政治經濟原則盡管以自然的乃至形而上學的語言表現出來，但實際上，它們已體現為一套專屬于某個特定的、重要的歷史時期的意識形態。對于歷史研究者而言，通過20世紀中葉的聚焦鏡頭來解釋資本主義史的長期時空視野并無太大益處，可謂是不合時宜地將其假設投射到不同的地點和時代。

相反，我們需要一種在時間和空間上更為靈活的現代積累概念。當然，我并不是說要將20世紀工業的理想形態視為虛無。這種意識形態之所以能引起廣泛共鳴和傳播是有充分理由的，與當時真實可觸的社會壓力相對應。了解它們的歷史形成過程，有助于我們理解它們在過去和未來的建構和演變。

為了完成這項任務，我試圖借助對中國和印度特定地區的研究，但我并非暗示，這兩個國家在某種程度上可代表世界的其他地區。在其他的后殖民場所，如美洲、中亞和東南亞、非洲及中歐，就資本主義史提出類似的問題同樣具有價值。中國和印度殖民地的茶產區只是一段全球史的兩個組成部分。

但是，由于這兩個地區常被一起視為東方主義幻想的對象--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它們都是歐美文明的對立面，我相信，它們依然可作為一場持續進程的有效切入點，即對近幾個世紀以來在全球范圍展開的資本和經濟生活的復雜歷史進行再理論化。

無論我們如何深入這項艱巨的任務，可以肯定的是，一旦依賴于對個體行為、進化階段或民族文化差異的反歷史推測，那么任何分析都會是受限的。或許，全球視野的歷史分析的最佳狀態，就是從對特定時間、人物、地點和思想的比較研究和綜合分析出發，以便逐步提升高度。

節選授權自劉仁威著，黃華青、華騰達譯：《茶業戰爭：中國與印度的一段資本主義史》，2023年11月，東方出版中心。（英文原版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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