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紅色革命者薛卓漢、地質工作者薛楨棟、醫者薛敏，不同時代不同的人生道路，背后是祖孫三代間傳承的家國情懷，以及對事業的執著追求。

《文史博覽·人物》2023年第12期《一位湘雅名醫的紅色家國史》

初冬午后，長沙市中心人民中路的地質家園內，斑駁的陽光透過梧桐樹灑在步履匆匆的薛敏身上。自從父親薛楨棟過世后，這位工作繁忙的中南大學湘雅三醫院婦產科權威每周都要來探望90歲的母親尚文廉。

首屆湘雅名醫、中國最美女醫師、“林巧稚杯”獲得者……在外人眼中自帶光環的薛敏，極少提及家史：祖父薛卓漢是安徽早期黨組織創始人、曾“對安徽早期學生運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軍隊建設和黨組織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犧牲在33歲盛年之時；父親薛楨棟曾任湖南省地質局副總工程師，是獲得第一批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地質專家。

對祖父，薛敏的最早印象來自小時候家里珍藏的烈士證：“我原以為自己和爺爺從無交集，并沒有受到他影響，但現在越來越感受到，祖父和父親身上那種強烈的家國情懷，對事業的執著及熱愛，早已融入我的基因。”

薛卓漢

與湖南“特殊緣分”

薛卓漢曾擔任過廣州農習所時期毛主席助手，新中國成立后兒子薛楨棟被分配至湖南工作。

1958年9月，秋高氣爽。

毛澤東主席來到安徽視察工作，一起陪同的還有張治中等人。張治中是安徽人，毛主席向張治中介紹起革命烈士薛卓漢，表達懷念之情，并向當時安徽省委主要負責同志詢問薛卓漢后人的狀況。

安徽省黨史研究院資料顯示，早在延安時期，毛主席見到同為安徽人的曹淵烈士之子曹云屏也談到過薛卓漢。

毛主席為什么會對比他小5歲的薛卓漢念念不忘？ 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實現后，在彭湃等共產黨員的推動下，以“養成農民運動之指導人才”為宗旨的廣州農講所正式開辦。農講所先后有 6 批學員從這里走出，成為各地農民運動的“推進機”和“主持各重要農民協會區域的戰斗員”，被稱為是中國農民運動的“搖籃”。

其中，1926年，毛澤東任所長的第六屆農講所規模最大、學習時間最長、學科最為全面。來自20多個省區的327名學生，在此學習農民運動的理論和方法，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畢業后，農講所的學員奔赴全國各地，宣傳革命理論，發展農運組織，掀起了全國農民運動的高潮。而在此期間，薛卓漢曾被組織分配擔任毛澤東助手（相當于秘書）。

原來，1925 年 9 月，作為安徽農民運動的代表，薛卓漢受黨組織派遣，赴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 5 期學習。其間，他聆聽了毛澤東、周恩來、彭湃、蕭楚女等人的課程。結業后，他將毛澤東的相關理論和革命經驗向安徽黨員作了重點介紹。

中共小甸集特支，是安徽成立最早的中共黨組織。

茅草屋記錄了小甸集特支成立時的場景。

1926年夏天，薛卓漢奉命赴廣州參加北伐。毛澤東正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薛卓漢被分配到講習所擔任毛澤東助手，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輔助工作。顯然，毛澤東對薛卓漢后來的革命工作產生過重要影響，薛卓漢體現出來的革命素養和工作能力讓毛澤東印象深刻。

薛家的重大變故得從1930 年1月，回安徽壽縣從事地下工作的薛卓漢遭到國民黨當局抓捕說起。他本人雖然僥幸翻墻逃出，但全家被抄，剛生下女兒才 17天的妻子被敵人拉到雪地里暴打泄憤，不久即重病亡故，當時薛卓漢的兒子薛楨棟才 1歲多。

兩個月后，懷著悲慟的心情，薛卓漢趕赴鄂豫皖蘇區，任紅一軍政治部副主任，深受廣大官兵愛戴。1931年4月，張國燾由上海來到鄂豫皖蘇區，大力推行王明的“左”傾錯誤。由于反對張國燾的錯誤行徑，薛卓漢被看管起來進行“審查”。1931年底，薛卓漢被以莫須有罪名殺害于大別山腹地麻埠地區，時年33歲。

23 年后的 1954 年，薛卓漢的兒子薛楨棟來到毛主席的老家湖南湘潭地質單位工作，延續著父親與湖南的緣分。

1954年6月，薛楨棟從淮南煤礦工業專科學校（簡稱“淮南礦院”，現合肥工業大學及安徽理工大學）畢業，就來到湖南開始畢業實習，第一站是漣源斗笠山，隨后轉戰湘潭譚家山。勤學肯干的薛楨棟，很快成了駐譚家山中南地質局402隊的負責人。

“ 1937年—1943年，有時讀書，有時給親友家放牛。”薛楨棟曾在一份個人簡歷中如此記錄，只是生活的苦難并沒有讓他沉淪。那些從姥姥和舅舅那里斷斷續續聽到的關于父親的故事，成為他堅持讀書的動力。

1948 年，安徽逐步解放，薛卓漢的許多老戰友和老同事紛紛向壽縣致信，打聽他一雙兒女的情況。作為烈士后代的薛楨棟得到黨和國家的關懷，被安排到淮南煤礦工業專科學校學習。在這里，薛楨棟度過了美好的5年時光，從大學預科念到大學畢業。

1954年，薛楨棟作為淮南煤礦工業專科學校的優秀畢業生，聽從國家召喚，不遠千里，來到毛主席故鄉——湖南湘潭工作并安家。他從此也成為毛主席的“家鄉人”，直到 1962 年才調到長沙的湖南省地質局工作。

1959年，薛楨棟最小的女兒薛敏在湘潭呱呱墜地，她上頭還有兩個姐姐。若干年后，已經是國內知名婦科專家的薛敏去湘潭婦幼保健院講學，專門去湘潭譚家山尋找曾經出生和生活的地方，盡管當時變化太大，也還可以看到當年的影子，這讓她唏噓不已。

“父親一生都對黨、對毛主席懷有深厚的感情，對湘潭有特殊的情愫。”薛敏說，冥冥之中，毛主席及湘潭與薛卓漢祖孫三代有著“特殊緣分”，這也成為薛家后人倍加珍惜的精神財富。

與時代共舞

薛卓漢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國內第一批革命者，薛楨棟夫妻是新中國成立后國內第一批地質工作者，薛家三姐妹則是恢復高考后國內第一批醫生。

2016年，薛敏第一次陪著父母回到祖父的故鄉安徽壽縣。

當喝著湘江水長大的她，第一次來到淮河南岸，站在綿延千年的古城墻下，百感交集。特別是在壽縣小甸集特支紀念館里，祖父的革命軌跡第一次在她腦海里有了清晰的脈絡，她也試圖去觸摸祖父的內心。

1898年，薛卓漢出生于安慶，祖籍壽縣窯口鎮。這里水路發達，有通向上下游各處的碼頭河埠，商貿繁榮之余，也為當地帶來了進步的民主思想。

薛卓漢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二，父親薛毅真在辛亥革命前擔任安徽稽勛局糧臺，二叔薛子祥則在省城任武官。雖是滿清官員，但他們都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年少時的薛卓漢跟隨著父輩革命的腳步，從安慶輾轉到上海，最后回到壽縣老家窯口集學習。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國內各地革命風起云涌。薛卓漢先后被選為蕪湖及安徽省學生聯合會委員，他帶頭把自己所用的日貨全部燒毀，又率領蕪湖各校學生日夜巡邏，嚴查運輸、銷售日貨，在學生中樹立了很高的威信。

1922 年 3 月，蕪湖黃包車工人、紗廠工人罷工。薛卓漢代表蕪湖學生聯合會據理斗爭，迫使警察局不敢袒護車主并傳訊勞資雙方。開庭之日，薛卓漢身著工人服裝，代表工人出庭，當面揭露車主罪行，迫使警察局和車主答應工人要求。這次罷工成為安徽現代史上最早的工人運動。他還深入蕪湖工廠，創辦工人夜校，倡導組織了安徽第一個工人組織“蕪湖勞工會”。

1923 年秋，薛卓漢考入上海大學社會系，面聆鄧中夏、瞿秋白、張太雷、蔡和森、惲代英等早期共產黨人的教誨。11月，他被批準為中共候補黨員。根據組織安排，他利用寒假返鄉機會，參與創建了安徽省第一個黨支部——壽縣小甸集特別支部。

在中國要覺醒的時代，薛卓漢作為革命者倡導或參與了安徽革命歷史上的眾多“第一”，之后薛家的后人們也在不同時代呈現出不同的風采。

新中國百廢待興，地質工作幾乎一片空白。1949年，我國探明儲量的礦產只有兩種，礦山300 座，礦產品極端匱乏。“背起我們的行裝，攀上了層層的山峰，我們懷著無限的希望，為祖國尋找出富饒的礦藏……”這首創作于20世紀50年代初的《勘探隊員之歌》，鼓舞了一代代有志青年奔赴祖國最需要的地方，也是薛楨棟和尚文廉當年的真實寫照。

薛楨棟夫妻和三個女兒（前排右一為薛敏）。

尚文廉是薛楨棟愛人，也是他在淮南煤礦工業專科學校的同班同學。尚文廉回憶，當時還是川西女中高三學生的她，在校長的號召下，從大學名錄里報考了淮南煤礦工業專科學校。原因是“你們不僅應該學地質，而且最好選專科，好盡快畢業為國家工作”，這也是大家當時的普遍愿望，盡快學好本領報效國家。

“缺煤、無油、少氣”，這是20世紀50年代，湖南能源的基本格局。薛楨棟帶領普查隊伍大面積開展了湘中、湘東以及湘南桂陽荷葉煤礦等一系列煤礦的普查找礦和評價工作。薛楨棟晚年留下的一份材料中寫道：“這些礦區相繼成為湖南骨干煤礦，我被評價‘為湖南煤炭資源自給自足做出了突出貢獻’。”

當時，由于特殊的地質條件，湘潭的譚家山煤礦正面臨勘探瓶頸。作為駐譚家山中南地質局 402 隊的技術負責人，薛楨棟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改變了方法并一舉成功，從此打破了湖南煤礦深部評價舉步不前的被動局面。1957年，他提交了湖南省第一份煤礦勘探報告——湘潭譚家山煤礦勘探報告。由于工作出色，1962年薛楨棟被調到長沙，擔任湖南省地質局地礦處處長和主任工程師，后來曾擔任過省地質局副總工程師。20世紀80年代，國家地質礦產部設立找礦獎和勘查成果獎后，薛楨棟曾多次獲得相關獎項。

正因為在地質領域的創新突破，1991 年，薛楨棟成為國內首批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多年后，當薛敏也享受到這一待遇時，他特別開心地說：“我的小女兒也是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了！”

在湖南醫學界，薛敏是出了名的婦科微創“女超人”：永遠雷厲風行，似乎從不覺得累，被同事們評價“總有打不完的雞血”。從醫近40年來，薛敏創造了很多個第一：開設湖南第一個腹腔鏡與宮腔鏡治療診療室、完成湖南第一例達芬奇機器人手術……

1977 年國家恢復高考，薛敏和兩個姐姐同時走進考場，最終也都上了本科錄取分數線，但薛敏的檔案不知所蹤，沒法錄取。兩個姐姐則分別考入湖南中醫學院（現湖南中醫藥大學）和中山醫學院（現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

半年后她參加1978 年高考，5 個志愿全部填的是醫學院校。她被第一志愿——湖南醫學院（現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錄取。薛家三個女兒，恢復高考后全部考上醫學院，一時傳為佳話，這讓薛楨棟欣慰不已。

薛家祖孫三代的各種“第一”，見證了風起云涌的時代大潮，積極向上的人生經歷。雖然是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在薛敏看來，祖父、父母和自己三姐妹一脈相承的是主動投身時代，與時代同頻共振、服務時代的家國精神。

前行的力量

“我不知道我是否成為他們所希望的樣子，但我想肯定不是他們不希望的樣子。”

兩道濃眉、目光堅毅，表情略帶嚴肅，這是薛卓漢唯一流傳于世的影像。薛敏第一次看到照片，也是在安徽壽縣小甸集特支紀念館里，這張照片既親切又陌生。

2020年，91歲的薛楨棟安詳離世。薛家三姐妹按照父親的遺愿，將他生前脫落的牙齒深埋于安徽祖父母墓地旁，讓他能永遠陪伴著自己的父母。

“所有人都說，我和爸爸長得特別像。”看著父親的照片，薛敏的眼神充滿懷念。對于祖父薛卓漢的革命事跡，在湖南長大的薛敏坦言其實了解并不多。對于父親薛楨棟的地質工作成就，她其實了解也不深，但他們的家國情懷和敬業奉獻，已經轉化為薛家后人前行的力量，融入到家族的血脈中，生生不息。“我不知道我是否成為他們所希望的樣子，但我想肯定不是他們不希望的樣子。”薛敏聲音哽咽。

“金眼科，銀外科，累死累活婦產科”是當時醫學界流傳的說法，醫學院畢業生對婦產科往往避之唯恐不及。1983年，當畢業生薛敏主動要求進婦產科時，婦產科主任驚喜不已。因為她在婦產科實習時就很喜歡這里，“每天迎接新生命，很感動很快樂”。

要知道，薛敏在湖南醫學院求學期間，她是公認的最努力的學生。她在全國醫學院校應屆畢業生統考中獲全國第一名，時任衛生部長崔月犁親自給她頒獎，她也因此成為為數不多留在湘雅醫院的學生之一。

20 世紀 50 年代，薛楨棟讀大學時也是風云人物。不僅是烈士子女、成績優秀，還是校學生會干部、班長、運動健將，跑步、玩單杠、打球，樣樣精通。

薛敏介紹，當年學校地質專業 120 余個學生，只有8個女同學，父親成功“俘獲”了母親尚文廉，然后“畢業前確定戀愛關系，申請分配到同一個地方。哪里最需要就到哪里去，哪里最艱苦就到哪里去”。離校前，薛楨棟成為同屆唯一被批準入黨的學生。

“在譚家山搞普查時，他帶頭下到煤洞里采大樣，把煤背出來做化驗分析；在婁底橋頭河采煤礦大樣時，當時山上還有老虎，他一個人留下來過夜。”尚文廉回憶，薛楨棟勤奮好學，又肯不辭辛苦漫山遍野勘探。他的勘探定位，往往一鉆子打下去，就可以找到礦，給國家節省了很多人力物力。

“爸爸在地質勘探中能‘一錘定音’，我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也能抓住方向和重點。”薛敏笑著說。

1992年，33歲的薛敏從湘雅一醫院來到剛建院的湘雅三醫院，擔任婦產科副主任。一切“百業待興”，病床少，病人也少，晚上常常要點煤油燈才能寫病歷。

正是在她的不斷創新下，1995年湘雅三醫院在全省率先引進了婦科宮腹腔鏡技術，并成為全省最大的宮腹腔鏡診治中心。她的推動和普及，引發了婦科手術方式的巨大變革。

“也許因為父親的童年沒有父母，他特別熱愛生活和樂觀，珍惜家庭，對我們影響很大。”薛敏說。當年母親去世，父親又生死未卜。薛楨棟跟著姥姥和舅舅長大，從小就體味到生活艱辛；而妹妹則被“送了人家”，后來到一地主家當丫鬟，不慎從屋頂摔下，落下終身殘疾。

“沒人記得我爸爸和姑姑的具體生日，只知道爸爸是夏天生的，所以他的生日就定在立夏這天；姑姑是快過年出生的，生日就定在大年三十。”薛敏說，后來即使是在最困難的時候，父親薛楨棟也總是樂觀而風趣，“只要爸爸回到家，家里就充滿了歡樂”。

“我從小就很向往當醫生。”薛敏幼時體弱多病，3 歲隨父親從湘潭來到長沙后，家里挨著湘雅二醫院，她經常自己去看病，看到穿白大褂的醫生，心中充滿了崇拜，最后自己也驕傲地成為醫生。

而現在薛敏最大的驕傲是，2005年參加高考的兒子楊俊驍，和媽媽當年 5 個高考志愿都填醫學院如出一轍，楊俊驍的一本 3 個志愿也都填的是醫學院校，最終母子成為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原湖南醫學院）的校友。目前楊俊驍是湘雅醫院的骨科醫生。

薛敏和兒子楊俊驍。

客從何處來，夜深人靜時，薛敏時常會想到父親以及安徽壽縣老家。

淮河水順著千年古城流淌激蕩，壽縣窯口鎮農民文化廣場前立著薛卓漢烈士雕像，小甸鎮安徽第一面黨旗紀念園內松柏青翠，經常有民眾前來瞻仰紀念，還有年輕人唱著：“如果說你曾苦過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愿不枉 愿勇往/這盛世每一天。”

文 | 政協融媒記者 劉敏婕

本文原載于《文史博覽·人物》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