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李佩甫看來，文學是社會生活的沙盤，要想寫好小說，首先要在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挖口深井。

李佩甫：作家、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就如“高密鄉”之于莫言一般，大多作家都有屬于自己的寫作“領地”，茅盾文學獎得主李佩甫則常言，“平原是生我養我的地方，是我的精神家園，也是我的寫作領地”。

近日，李佩甫攜其長篇小說《羊的門》現身長沙樂之書店雨花店，與著名作家閻真圍繞“平原上的足跡”展開文學對談，與讀者探討交流中原文化的書寫。古稀之年的他滿頭銀發、身形瘦削，談及自己的寫作之路，依舊飽含激情。

生于河南、長于河南，今年是李佩甫寫作的第46年。他創作的長篇小說代表作《羊的門》《城的燈》《生命冊》，被合稱“平原三部曲”。其中，《生命冊》榮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羊的門》則被譽為國內版“教父”，李佩甫由此被視為描寫中國“官場”運作最深刻、最有力度的作家。

心中再造的平原

童年記憶于作家來說，像挖不盡的金礦。李佩甫的童年記憶，讓他的寫作得到了無盡的滋養。

1953年出生的李佩甫成長在河南許昌一個大雜院內。祖父輩都不識字，李佩甫到處找書看，但凡帶字的紙片都要拿來翻一翻。自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李佩甫就成了家里“最有文化的人”，寫信填表都是他來做。

在那個貧窮的年代，李佩甫總是饑腸轆轆。為了混幾頓飽飯，每個周末和寒暑假他都會步行二三十里路，去到姥姥的村莊。李佩甫在那里度過了童年。

半瞎的姥姥不識字，卻會講許多的民間傳說和神話故事。農村的夜特別黑，睡覺的時候，李佩甫都會偎在姥姥懷里聽她“拍瞎話兒”，即講故事。“姥姥的‘瞎話兒’，給了我記憶上的滋養。但最大的滋養源還是閱讀，我的人生得益于閱讀，是閱讀拯救了我。”李佩甫回憶說。

多年的農村生活，給了李佩甫豐富的素材積累——中學時代，他下鄉當知青，干農活、與草木為伍；作為知青生產隊長，他經常跟一群支書、隊長去公社開會；他曾掛職擔任過縣級市的副市長，常年到農村去，又接觸過大批的農村干部。

他曾說，自己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品味著光腳蹚在熱土里的感覺，他覺得自己跟土地的顏色一樣，這些生活記憶已經浸潤到血液中了。

1974年，當知青的第三年，李佩甫被推薦到許昌上技校，上學期間負責辦黑板報，在這個過程中開始嘗試寫作。后來，李佩甫被調到省文聯《莽原》編輯部。他曾表示，自己在做技術工人時，理所當然地選擇了從工人生活開始寫，但總寫不出自己滿意的作品。

直至1985年，他想起自己的童年生活和姥姥的村莊，根據自己對鄉村的記憶創作了《紅螞蚱 綠螞蚱》，作品發表后在文學圈產生了一些影響，自那以后李佩甫找到了自己的出發地，就是自己最熟悉的家鄉。

“我用了近二十年對生活的積累，才終于找到了寫作方向——平原。首先是我家鄉一兩個縣，后來是三五個縣，后來變成了心中浸泡之后再造的平原。”李佩甫形容自己的寫作生涯為“比較笨的寫作”。

在他看來，長篇小說創作是體力活兒，需要長年“面壁”枯坐，在創作過程中會不停遇到磕絆，不得不讓人停下筆來。“最恐懼的就是穿越再造時，如何避開以前的印象，尤其是對平原的書寫。”

李佩甫在現場講述了一個小故事——他在創作書寫當代知識分子心靈史的《生命冊》時，最初寫了 8 萬字，然后又全刪掉了，他覺得自己沒找到“語言情緒的行走方向”。

于是，他又回到自己下鄉當知青的地方住了3個月，重新尋找對時光的認知。3個月后續寫時，他找到了一句話，就是“我是一顆種子，從鄉村移栽到城市”，從而找到了《生命冊》的語言行進方向。

《文史博覽·人物》2023年第12期 《李佩甫：植物的根都在土里》

中原是塊“綿羊地”

平原上最好的“植物”長成啥樣？在李佩甫的創作過程中，他一直著力于寫“人與土地”的對話，或者說是寫“土壤與植物”的關系。他把人喻為“植物”，試圖表現土壤與植物之間的復雜關系和生命形態，植物變成文化符號和人性的隱喻。

“有人統計，在《羊的門》中寫了24種‘草’，寫的是原生態。”他坦言，每每寫到平原的時候，他在精神上是有痛感的，狀態好時，會有一種直接開葷的感覺。

《羊的門》是李佩甫的開創性代表作，也是“平原三部曲”開山之作。小說1999年首次出版，以現實主義的冷峻，洞徹了中原這塊古老大地的精神內核，深刻反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及社會形態、文化形態、大眾心理。

在李佩甫看來，《羊的門》是他真正切入中原文化的一部作品。小說中的呼家堡當家人呼天成就是中原土地場域的一個象征體，野性十足，生命力極強，但是又無比壓抑、龐大滯重。他以遠大的眼光經營人脈關系網，用40年時間，把村子里培養出的人才一個一個地送去城市，讓村莊一步步地走向繁榮，從而成為中原大地上的智者和行動家。

“因為我們民族歷史背景太宏大，苦難深重，到了這個階段才會出現這樣的人物和生存狀態。”李佩甫試圖通過呼天成這個人物形象，回答中原土地文化基因里有什么和為什么會這樣的問題。

“寫這個長篇時，我認為中原這塊土地是一塊‘綿羊地’。”作為河南人，他了解河南人，了解中原文化精髓和歷史淵源。他也用十六個字概括這塊土地上“平原人”的性格特征，那就是吃苦耐勞、敗中求生、小中求活、生生不息。

“盡管我是個無神論者，但從小海量閱讀，曾在枕邊放著一本《圣經》，有一天半夜睡不著覺，爬起來翻開那本書，突然看到一句話，‘我就是門，我就是羊的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我覺得找到了長篇的名字（《羊的門》）。”李佩甫說。

文學的標尺在哪里？李佩甫認為，文學有標尺，它不是具象生活，也不純是抽象；它是人類精神的沙盤，也是人類語言和精神的先導，盡管大家都心向往之，但每個人的標尺卻不盡相同。

文 | 政協融媒記者 肖君臻

圖 | 政協融媒記者 付櫟

本文原載于《文史博覽·人物》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