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蔡襄〈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
謝明良|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講座教授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蔡襄〈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是著名的北宋法書。不過,本文則是就該尺牘的「青甌」記事,引伸談談宋人以青瓷盌喝茶,以及唐宋人以陶瓷做為交際饋送的風氣。
另外,從所使用羅紋砑花箋紙所飾對蝶紋樣,介紹了宋代對蝶紋的流行,而此一時尚紋樣也反映在蔡襄秘藏的建窯黑釉盞。
2022年冬,到臺北故宮博物院參觀「閑情 四事:插花、焚香、掛畫、喝茶」特展。於會場巧遇正在和器物處同仁點檢展品的余佩瑾副院長,承她教示才得知,此次展出的蔡襄(字君謨,1012-1067)〈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有 「青甌」,也就是青瓷盌記事。(圖 1)
圖1a北宋 蔡襄 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 冊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244
圖 1b 北宋 蔡襄 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對蝶紋
個人對於書法是個門外漢,拜觀展出的這件名帖,雖然懵懂地感動字怎麼寫得這麼漂亮?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倒是觀察到一些和書法無關的周邊訊息,以下試略梳理,提供對工藝美術史有興趣的愛好者參考。
學界對於〈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已有相關研究,實在不必本文在此抄襲重複,不過考慮到行文首尾得以連貫,不致突兀,所以仍有必要略予引用並採錄釋文。按〈致通理當世屯 田尺牘〉也作〈在杭帖〉(〈古香齋寶藏蔡帖〉)、 〈與當世屯田書〉(〈渤海藏真帖〉)、〈通理當世〉 (〈平生壯觀〉)、〈通理札〉(〈大觀錄〉)、〈思 詠帖〉(〈墨緣滙觀〉等)或〈與當世〉(〈御刻三希 堂石渠寶笈釋文〉), 1 目前似以〈思詠帖〉較為通行。以往多認為當世屯田即馮京(1021-1094), 此說認為馮京字當世,曾任屯田員外郎, 是蔡襄在北宋皇祐三年(1051)春天(初夏)要離 開杭州當日所寫給馮京的信札兼餽贈禮物 。 2
不過童永昌依據時序、官制、地緣和交遊等線索,頗具說服力的指出蔡襄上引尺牘的收信人 絕非馮京 ,而另有其人,有可能是活躍於十一世紀中後期曾任泉州通判,也和包括蔡襄在內的朝中人物有所來往的泉州人士許當。 3
本文從之。信札釋文如下: 「襄得足下書,極思詠之懷。在杭留兩月,今方得出關,歷賞劇醉,不可勝計,亦一春之盛事也。知官下與郡侯情意相通,此固可樂。唐侯言:王白今歲為游閏所勝, 大可怪也。初夏時景清和,願君侯自壽為佳。襄頓首。通理當世屯田足下。大餅極珍物,青 甌微粗,臨行匆匆致意,不周悉。」 4
宋人以青釉盌喝茶例
伴隨信札,蔡襄附贈友人珍貴的大餅以及微粗的青甌。大餅即北苑貢茶的大龍團茶,蔡襄於慶曆七年(1047)出任福建路轉運使,曾赴建甌考察,並研製上品龍茶歲貢,深獲仁宗(1022- 1063在位)珍惜。修定於治平元年(1064)的《茶 錄》即是由皇祐年間(1049-1054)為回覆仁宗垂詢茶事的兩篇上進文改訂而成的。《茶錄》載「 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新造者紺黑,紋如兔毫, 其坯微厚,熁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 」(〈茶盞〉條) 。
首先應該留意的是,這類適合用來鬥茶的建窯黑釉盞是在皇祐年間或稍早時期所「新造」 的,所以建窯兔毫盞約始燒於十一世紀中期。 5 蔡襄接著又提到建窯之外,他窯製品有的胎薄, 有的釉色偏紫,皆不如建盞胎厚釉黑,至於「 其青白瓷,鬥試家自不用」(〈茶盞〉條) 。這就清楚表明青白瓷盞雖不適用於鬥茶,但無礙於日常飲茶。
徽宗朝(1100-1126)江西石門寺著名詩僧惠洪(1071-1128)作〈無學點茶乞詩〉有「點茶三昧須饒汝」句,提到內行人喝茶要用江西景德鎮的青白瓷或白瓷,以及河南汝州的青瓷碗,後者應該就是〈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青甌」一 類的青釉茶盌。
在寫給友人(許當)的信札中,蔡襄提到自己在杭州停留了兩個月,即將出關,從地緣土產名物的觀點推測,送給友人的青甌很可能就是浙江瓷窯的青瓷製品,而十一世紀中期前後浙江瓷盌無疑要以越窯青瓷盌的檔次最高(圖 2), 其不僅曾出土於河南密縣過去被認為是蔡襄此信札的收信人,三元及第狀元、兩娶宰相富弼千金的馮京(1021-1094)及其夫人合葬墓(圖 3),日 本九州鴻臚館遺址也出土了這類青瓷盌(圖 4), 算是可和珍貴的大龍團茶勉為匹配的當地土產名物。
圖2 北宋青瓷標本寺龍口越窯址出土
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編著, 《寺龍口越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50,圖27之1。
圖 3 北宋 青釉盌 河南省密縣馮京夫婦墓出土
高 8.1,口徑 17.1,足徑 6.4 公分
取自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縣文物保管所(郭木森、蔡全法),〈密縣五虎廟北宋馮京夫婦合葬墓〉, 《中原文物》,1987 年 12 期,頁 79,圖 5。
圖 4 北宋 越窯青瓷碗
日本福岡市鴻臚館遺跡出土 口徑 15 公分
取自長 谷部樂爾、今井敦,《中國の陶磁?第 12 卷?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 東京:平凡社,1995,圖 11 下。
其實,除了陸羽(733-804)《茶經》載越窯類玉類冰的浙江越窯青瓷盌最適合飲茶,北宋天聖二年(1024)首位及第進士,後受封莒國公的宋庠(996-1066)作〈新年謝故人惠建茗〉感 謝友人惠賜建茶時,也提及 「越瓷涵綠更疑空」 (《元憲集》武英殿刊本 ), 6 可知晚迄宋代仍有以越 窯青瓷盌飲建茶的雅士。
對蝶紋砑花箋
蔡襄在皇祐三年予友人的道別信〈致通理當 世屯田尺牘〉是以行草書寫在飾著對蝶紋的羅紋砑花箋上。 7 (如圖 1) 錯落於箋上的對蝶紋計六處,所見均呈頭部相向,以平展的雙翅構成弧圓的對蝶,蝶紋外周飾聯珠紋。
對蝶紋在中國工藝品上始見於唐代,如陝西唐元和七年(812)惠昭太子陵出土的石盒盒面對蝶即為一例。 8 北宋時期對蝶紋更趨流行,見於金銀器、玉器、陶 瓷等各質材工藝品,也是女子鈿簪、步搖的時髦器式,但除了前引蔡襄尺牘之外,所見對蝶外周均無聯珠飾,而聯珠飾對蝶之意匠則又和聯珠 對鳥等薩珊波斯錦有共通的意趣。(圖 5、6)
圖 5 北宋 a. 越窯對蝶紋盤殘件 b. 線繪圖
浙江上林湖後司嶴窯址出土 足徑 9.8 公分
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保護中心編著, 《纖細精巧—上林湖後司嶴窯址出土北宋早期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23,頁 71,圖 2.21。
圖 6 北宋 a. 雙蝶紋青瓷盤殘件 b. 線繪圖
浙江上林湖後司嶴窯址出土 足徑 8.2 公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保護中心編著,《纖細精巧—上林湖後司嶴窯址出土北宋早期瓷器》,頁 79,圖 2.29
宋人熊克(1118-1194)《中興小記》引南宋朱勝非(1082-1144)《閒居錄》載北宋哲宗紹聖 年間(1094-1098)「宮掖造禁纈,有匠者姓 孟,獻新樣兩大蝴蝶相對,繚以結帶曰 『孟家 蟬』,民間競服之」 。 9 由於對蝶紋是唐、五代工藝品上常見的紋樣,故所謂孟家蟬新樣,應該不會是雙蝶母題的創發,而應理解為是對傳統對蝶紋紋樣的修飾,是匠人獻樣成為官樣後再帶動民間流行的時髦圖紋。
這類砑印紋樣的花箋不僅受到蘇軾(1037- 1101)、黃庭堅(1045-1105)等同時代士人的喜愛,也為皇帝所使用,蔡襄五言排律 「宸毫落彩箋」(〈群玉殿賜宴並序〉) ,指的就是嘉祐七年(1062)他在宮廷天章閣親眼目睹仁宗於彩箋上作飛白字,並賜紙筆等予受邀來的臣僚,而由皇帝賜下的紙中或許就包括了砑花箋在內。
蔡襄之於雙蝶紋似頗為鍾愛,既以對蝶紋箋書寫致送他看重的友人,甚至還蒐集到顯現雙蝶紋的建窯兔毫盞。 蔡襄的侄輩蔡絛《鐵圍山 叢談》記載伯父君謨有「 茶甌十,兔毫四散, 其中凝然作雙蛺蝶狀,熟視若舞動,每寶惜 之」(卷六) 。 10 在我看來,這樣的雙蝶意象建盞與其說是由赤鐵礦形成的毫毛晶體或在黑釉上描金、描銀飾,其實更像是今日俗稱的曜變盌 (圖 7),而蔡襄個人竟然就擁有十件之多,實在讓人嘆服。
圖 7a 宋代 曜變茶盌 日本國寶
高6.5,口徑12.1,足徑3.7公分
京都大德寺藏 取自 Miho Museum 編,《大德寺龍光院?國寶曜変天目と破草鞋》,滋賀縣:Miho Museum,2019。
圖 7b 宋代 曜變茶盌 局部
「大德寺龍光院?國寶曜変天目と破草鞋」2019 年 春季特別展,入場券上插圖。作者攝
一般認為目前所知幾件著名的建窯曜變盌的年代應在南宋時期,不過筆者以上仍待 實證的連想卻也設想建窯曜變的出現年代可能就如兔毫盌般,是在北宋十一世紀中期,雖然可確定屬北宋的建盞案例極為有限,但兩宋時期建盞樣式變遷之議題,顯然值得今後認真地予以評估。
相對於建窯雙蝶紋盌,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則收藏有一件定窯黑釉金彩盌,盌內壁貼飾金 箔,鏤空花卉之間飾三組對蝶(圖 8),極為華麗,貴氣十足。但以呈現蝶紋的工技來說,恐怕還是遠不如至今只能依據文字的形容來想像的建盞雙蝶紋般珍貴吧。
圖 8a 北宋 定窯黑釉金彩盌(修復前的金彩)
圖 8b 北宋 定窯黑釉金彩盌(修復後的金彩)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取自國立中央博物館美術部,《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中國陶磁(???? ??? ?? ????)》,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2007,頁 441,圖 3;頁 448,圖 32。
做為禮物的陶瓷器
北宋張耒(1054-1114)〈謝黃師是惠碧瓷 枕〉:「鞏人作枕堅且青,故人贈我消炎熱。持之入室涼風生,腦寒髮冷泥丸驚。夢入瑤都碧玉城,仙翁支頤飯未成」(〈柯山集〉卷十), 是致謝友人饋贈河南鞏義窯青瓷枕的七言詩作,滿意地訴說該枕讓他得以在夏日消暑入眠,夢遊仙境。
唐宋時代的士人經常以地方土產陶瓷互酬,甚至逕自請求熟識的友人惠賜, 如杜甫(712-770)〈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盌〉:「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是杜甫寓居成都時,逕向他的老友韋班乞討成都西邊邛州大邑所燒造的既輕又堅緻,扣之可發出悅耳聲響, 色釉比霜雪更為潔靜的白瓷盌。可惜目前仍未在大邑發現燒造這類精緻白瓷的窯址。
具有口碑的名窯陶瓷價格不菲,也因此往往得以廁身珍貴土產行列成為社交應酬的對價物件,如邵伯溫(1057-1134)《聞見錄》載備受恩寵的張貴妃(1024-1054)和仁宗之間的一則記事:「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瓷器, 帝堅(一作慳)問:『安得此物?』,妃以王 拱辰所獻為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 遺,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 謝,久之乃已」。
這事件發生在皇祐二年至三 年(1050-1051)之間,11 也就是蔡襄致贈友人 「青甌」的同年或前一年。姑且不論此或是仁宗故作姿態的政治秀,卻也透露出包括帝王在內的上流階層對於珍奇陶瓷器類的鑑識力,可以辨識出地方土產陶瓷名物的不凡價碼。前引張耒有詩云「碧玉琢成器,知是東窯瓷」(《宛邱集》),也表明宋代文士常有識別瓷窯名品的修為,看來當許姓友人收受蔡襄所饋贈的青瓷茶盌時,應能知曉「青甌微粗」的陶瓷即是著名的浙江越窯器,是當時文士間常有的應酬往來。
不過,張貴妃收受翰林學士王拱辰(1012-1085) 名貴的定窯紅瓷則似有收賄之嫌。張貴妃在皇祐初進貴妃後五年(皇祐六年,1054)即逝去, 享年三十一歲,仁宗哀悼追封為溫成皇后(《宋史》 卷二百四十二),並御製〈溫成皇后碑〉令蔡襄書寫墓碑,但蔡襄認為此與體制不合,既進上〈乞 罷溫成皇后立忌〉、〈乞不作溫成皇后志文〉, 辭不奉詔,仁宗大約自知理虧也就不為難他。
從今日對定窯的理解而言,所謂「定州紅瓷器」很可能就是曲陽縣定窯窯址出土的以鐵發色的柿釉製品,是相較於白瓷少見的色釉,但檔次高,特別是如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的定窯類型柿釉碗。(圖 9)
圖 9 北宋 a. 定窯類型柿釉金彩盌 b. 線繪圖
高 4.6,口徑 15.6,足徑 4.3 公分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取自國立中央博物館美術部,《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中國陶磁(??????? ?? ????)》,頁 128- 129,圖 50。
其器形端正,內壁原貼飾金彩,金彩雖已脫落殆盡,但從遺留的痕跡仍可復原原係貼飾三株折枝花葉,花葉中飾三組雙蝶,其意匠酷似前引定窯黑釉盌。(同圖 8) 我們已無從得知王拱辰饋送張貴妃之定窯紅瓷的具體面貌,但類此體現官樣的時髦蝶紋,也見於蔡襄〈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所用花箋和他秘藏有著雙蝶意象的建窯茶盌。
日本江戶時代儒學者伊藤東涯(1670-1736) 於享保十二年(1727)撰寫的《馬蝗絆茶甌記》 載:「昔安元初,平內府重盛公,拾金杭州育王,現住佛照,酬以器物數品,中有青窯茶甌 一事,翠光瑩徹,世所希見(中略)慈照院 源相國義政公得之,最其所珍賞,底有璺一脈,相國因使聘之次送之大明,募代以他甌, 明人遣臣以鐵釘六鈐束之,絆如馬蝗,還覺有趣,仍號馬蝗絆茶甌」。
說的是:鎌倉期安元年間(1175-1177)武將軍平重盛(1138-1179)施捨黃金給浙江杭州育王山,而當時的住持佛照禪師(1121-1203)回贈給平重盛的禮品當中就包括一件釉色瑩徹、世所罕見的青瓷茶碗。該茶碗後入室町八代將軍足利義政(1436-1490) 之手,因碗底有一道裂璺,所以委由聘使攜往明國,希望能尋得同類茶碗。
但明代工匠則在裂璺兩側施加六個鐵鋦釘後再度送返日本。鋦釘形似馬蝗,觀之頗有趣味,因此命名為馬蝗絆茶碗。這件被命名為「馬蝗絆」的青瓷數度易主,終於在 1970 年由收藏者捐贈給東京國立博物館,現為日本國指定重要文化財(圖 10),從胎釉看來,應屬浙江省南宋 時期龍泉窯所燒造之俗稱梅子青釉的高檔青瓷。
圖 10 南宋 龍泉窯「馬蝗絆」銘青瓷碗
口徑 15.4 公分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取自根津美術館學藝部編,《名畫を切り、名器を繼ぐ—美術にみる愛藏のかた ち—》,東京:根津美術館,2014,頁 124,圖 72
問題是從目前的考古發掘標本看來,龍泉窯梅子青釉約出 現於十二世紀末期而精鍊完成於十三世紀初期,因此像是馬蝗絆青瓷碗般呈梅子青釉調的龍泉窯青瓷的年代,很難上溯到杭州阿育王山佛照禪師做為回禮送予平重盛的安元年間(1175-1177)。也就是說,《馬蝗絆茶甌記》的浪漫記述,恐非史實。
如果說,馬蝗絆茶甌的傳說不盡可信,那麼日本五山僧人義堂周信(1300-1388)因受贈定窯碗而作詩答謝一事應該屬實。即:「故人贈我定州瓷,中有蛟龍弄水嬉,祇恐一朝得雲雨,青天飛出碧瑤池」(《空華集》二,《五山文學 全集》第二卷)。
其實物雖已不存,但有龍紋的定窯白瓷盌偶可見到,如定窯窯址(澗磁嶺 C 區) 出土的白瓷龍紋碗即為一例(圖 11);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定窯作品當中也包括幾件內壁飾螭紋的碗盤類(圖 12),據此或可遙想義堂周信詩中定窯龍紋盌的大致樣貌。
圖 11 金代 白瓷龍紋盌 定窯窯址出土
高 10.6,口徑 18.2,足徑 8 公分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取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集,《國際交流企畫展:「定窯? 優雅なる白の世界—窯址発掘成果展」》,神奈川:株式會社アサヒワールド, 2013,頁 172,圖 40。
圖 12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定窯白瓷螭紋線繪圖(高仁俊等摹繪)
取自謝明良,《陶瓷手記 3:陶瓷 史的地平與想像》,臺北:石頭出版有限公司, 2015,頁 113,插圖一。
註 釋:
1. 陳慶元等校注,《蔡襄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頁 830-831。
2. 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晉隋唐五代宋書法1》(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230-232;曹寶麟,〈蔡襄皇祐三年所作三帖考〉, 原載《故宮文物月刊》,130 期(1994.1),後收入同氏,《抱甕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 218-221。
3. 童永昌,〈蔡襄〈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收信人考辨〉,《故宮文物月刊》,482 期(2023.5),頁 64-71。
4.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歷代法書全集.第 12 卷.宋》(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頁 207。
5. 謝明良,〈《清異錄》中的陶瓷史料〉,原載《故宮文物月刊》,190 期(1999.1),後改寫收入《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2008),頁 326。
6. 越器以及建盞相關詩文,請參見:小林太市郎,《東洋陶磁鑑賞錄(中國篇)》(東京:便利堂,1950),頁 139-190 的集成,宋庠 詩見同書,頁 154-156。
7. 何炎泉,〈暗香疏影.宋代砑花箋紙之製作工藝與書寫文化〉,收入《宋代花箋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頁 19;同氏, 〈北宋の花箋紙と文人の書寫〉,收入根津美術館編,《北宋書畫精華》(東京:根津美術館,2023),頁 25。
8.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編,《唐惠昭太子陵發掘報告》(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頁 5,圖 4。
9. 謝明良,〈略談對蝶紋〉,原載《故宮文物月刊》,260 期(2004.11),後改寫收入《陶瓷手記》,頁 135。
10. 另外,馮惠民等點校,《鐵圍山叢談》作「茶甌十,兔毫四,散其中,凝然作雙蛺蝶狀,熟視若舞動(別本竝作『生動』),每寶 惜之」(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02。
11. 尾崎洵盛,〈定窯紅瓷につきて〉,原載《陶磁》,4 卷 4、5 期;5 卷 2、6 期(1932-1933),後收入同氏《支那陶磁小考》(東京:寶雲社,1934),頁 123。
本文刊發於2024年2月臺北《故宮文物月刊》
—第491期第50—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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