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秋收起義是1927年我黨發動的三大起義之一,在中國革命史上有著重要意義,黨史專家余伯流曾評價秋收起義三個一:“打出了一面黨旗;二是闖出了一條新路;三是走出了一個偉人。”
當時,我黨預定參與秋收起義的主要有三股力量,一是湘贛各縣農軍,二是安源路礦工人糾察隊、礦警隊和其他工人武裝,三是我黨領導的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
因此,起義部隊統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總指揮盧德銘,師長余灑度、副師長余賁民、參謀長鐘文璋,下轄3個團:第一團由警衛團和平江工農義勇隊以及鄂南崇陽、通城的農民武裝組成,團長鐘文璋(兼);第二團由安源路礦工人糾察隊、礦警隊和安福、蓮花、萍鄉、醴陵、衡山等地的工農武裝組成,團長王新亞;第三團以瀏陽農軍加上警衛團和平江工農義勇隊各一部分組成,團長蘇先駿。
上述參加起義的各路人馬共計4000余人。
和其他起義一樣,黃埔畢業生中的我黨黨員在起義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據事后統計,參加秋收起義的黃埔生共有23人。他們分別是:盧德銘、張子清、鐘文璋、余灑度、蘇先俊、陳浩、伍中豪、徐彥剛、陳毅安、張宗遜、譚希林、陳龍鶴(朝鮮人)、范樹德、游雪程、劉型、王良、陳伯鈞、呂赤、徐恕、黃子吉、陳樹華、黃瓚、曾士峨。
其中,陳浩、張子清畢業于黃埔一期(張子清是湘軍隨營學校合并)。
盧德銘、余灑度、鐘文璋畢業于黃埔二期。
蘇先俊畢業于黃埔三期。
伍中豪、陳毅安、范樹德、呂赤、徐恕、黃子吉、陳樹華、黃瓚畢業于黃埔四期。
張宗遜、陳龍鶴畢業于黃埔五期。
譚希林畢業于黃埔六期。
徐彥剛、游雪程、劉型、王良、陳伯鈞畢業于黃埔軍校武漢分校。
曾士峨畢業于黃埔軍校長沙分校。
建國后,這23名黃埔生卻只有兩人成為我軍開國上將。
一個是張宗遜,秋收起義時是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三營六連連長。
另一個是陳伯鈞,正好是張宗遜連一排排長。
為什么其他21人沒能獲得軍銜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大家可能猜到了,革命戰爭過于殘酷,犧牲率非常高。
在秋收起義中,我軍三路圍攻長沙,遭受優勢湘軍圍攻,損失慘重,鐘文璋團被之前收編的邱國軒部襲擊,鐘文璋本人下落不明,營長黃瓚犧牲。在決定轉戰井岡山后,部隊在蘆溪遭到朱培德滇軍尾追圍攻,總指揮盧德銘為了掩護部隊壯烈犧牲。
最可惜的要數呂赤了,上井岡山后沒幾個月,好朋友陳上將向他顯擺新繳獲的手槍,不小心擦槍走火,呂赤倒在了血泊中。
1929年,紅四軍決定離開井岡山,轉戰贛閩,張子清因為負傷奉命留守,雖然躲過了國軍的搜剿,但終因營養不良、傷情惡化,不幸犧牲。
紅四軍下山后轉戰閩西,進攻漳平,在打開進攻通道的戰斗中犧牲了唯一一名朝鮮籍黃埔生——陳龍鶴
陳毅安和游雪程在彭總的紅五軍上山后奉調紅五軍,1930年4月,彭總指揮部隊進攻江西重鎮瑞昌城,由于該城后面是大湖,且洪水猛漲,敵人憑險固守,加上敵之援軍又至,故戰斗失利,縱隊司令員李燦和第二支隊支隊長程子華受傷,游雪程不幸中彈犧牲。
同年7月,彭總率部攻克長沙,隨后撤退,陳毅安奉命率領第一縱隊死守全軍撤退要道,正在陳毅安指揮重機槍開火時,不幸被敵人火力偷襲,倒在了血泊中。
在中央蘇區時期,犧牲的黃埔生最多:
毛委員最看重的軍事干部王良和伍中豪,都是打了勝仗后被土匪(靖衛團偷襲),壯烈犧牲。
毛委員看重的另一位軍事干部曾士峨,在第三次反圍剿時率十一師與國軍中戰斗力頗強的十九路軍交戰,見部隊久攻不下,親自操起輕機槍帶頭沖鋒,不幸腹部中彈,抬下戰場后傷重犧牲。
犧牲時間最晚的是徐彥剛,在主力紅軍長征后奉命率領游擊隊堅守湘鄂贛邊,打了許多漂亮的伏擊戰和運動戰,可惜在一次突圍作戰中負傷,被送到老鄉家秘密養傷時被貪財的村民發現,壯烈犧牲。
第二個原因就是由于種種原因離開隊伍或叛變革命。
在決策秋收起義部隊前途時,蘇先俊、余灑度因為不滿毛委員上井岡山打游擊的決定,離隊出走。
蘇先俊到長沙后被捕叛變,出賣了省委書記郭亮。彭總率紅三軍團攻克長沙后處決了他。
余灑度輾轉來到上海,對革命悲觀失望,脫離了黨組織,沒兩年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直接投靠了校長。被委任為六十一軍政訓處少將處長,后因走私毒品事情敗露,校長親自下令槍決。
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參謀處長陳樹華在戰斗中身負重傷,毛委員派人將其送回老家新化養病,痊愈后聯系不上組織,只得脫黨。后加入國民黨,任軍令部第四處少將處長、國防部史政局局長。1949年3月任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秘書,到北平與中共和談。4月和談破裂后隨張治中在北平宣布起義。新中國成立后,歷中南軍政委員會水利部辦公室副主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民革中央監察委員等。
值得一提的是,陳樹華還是我軍首面軍旗的設計者之一。
毛委員率部上井岡山后,被寄予厚望的第一團團長、黃埔一期生陳浩卻被昔日的恩師——原軍校教導主任方鼎英收買,和徐恕、黃子吉密謀帶兵叛變。幸虧黨代表宛希先及時察覺,毛委員采取果斷措施,槍決了這三名叛徒。
范樹德是我軍后勤事業的開創者,主力紅軍長征后,留在江西任中央軍區供給部副部長、贛南軍區參謀長、湘粵贛游擊隊支隊參謀長,在湘南遭敵襲擊受傷后叛變,到國軍任職。建國后被捕入獄,到1975年3月才獲特赦。
第三個原因就是建國后評定軍銜時不符合授上將條件。
劉型在建國后轉業地方,先后擔任湖南省檢察院檢察長、北京地質學院首任院長,不在軍隊中任職,因此無法授銜。(有傳聞是因為長征時被張主席牽扯,導致高開低走)。
譚希林解放戰爭時期最高任32軍軍長,解放后任山東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青島警備司令部司令員,相當于副兵團級。按規定,副兵團級上將、中將各半。
而要成為上將,要滿足三條歷史資歷:紅軍師級干部、八路軍旅級干部、解放軍兵團級干部。譚希林在紅軍時期最高當過紅20軍代軍長,抗戰時期最高任新四軍第七師師長,相當于八路軍旅級。
但在解放戰爭時由于華野軍事干部高人太多,譚希林最高只當過32軍軍長,因此不滿足兵團級干部條件,因此1955年授中將軍銜是合適的。
當然,建國后華野也考慮譚希林參加革命的歷史,因此破格讓其從正軍級提拔為副兵團級,沒幾個月就奉調外交部,成為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54年回國后任訓練總監部副部長,是訓練總監部6位副部長中唯一一名中將(其他5位副部長是蕭克、張宗遜、李達、郭天民、彭紹輝),參加秋收起義這段歷史資歷,也是考慮因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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