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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熱愛旅行、時常在路上的中國人，你很難不“認識”劉子超。這種“認識”，包括在某個時刻撞上他的書。自從去年夏天在大理讀到他的中亞游記《失落的衛星》后，我便找來了他的旅行書。從歐洲到中亞，再到印度和東南亞，劉子超的三本書記錄了三個區域的風土人情。他的旅行筆記有種輕盈與流暢感，于不知不覺中將“別的世界”呈現在讀者面前。

● 劉子超《失落的衛星》

而在這三本書中，一再加印、去年底再版的《沿著季風的方向》，或許是最適合中國人在后疫情時代重啟出國旅行的一本。泰國，老撾，印尼，菲律賓……那是我們極易抵達的地方，劉子超以他的視角勾勒出這些國家的切面，這里的人們如何生活，以及他們的失落與追尋。

● 劉子超《沿著季風的方向》

緬北山區薪火相傳卻又脆弱衰微的華文學校，印尼火山口在煉獄中謀生的硫黃工人，印度村子里以很少的錢過簡單人生的“嬉皮”……他記錄旅途上與人的相遇，和他們千姿百態的人生。那也是旅行應有之義：看見不同的人，也看見人的不同。而所有看見，都會讓人的心變得更開闊深遠，對自己和他人多了理解與包容。

● 作者劉子超。

撰文 | 祁十一

編輯｜97

《我私人的“佐米亞”》是極吸引人的篇章。“佐米亞”，意為“山民之地”，指東南亞在歷史上脫離低地政府控制的大片山區，包括緬甸撣邦、老撾、越南北部和泰國北部山區。聽上去，它是不是很像中國文化中的“世外桃源”？“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盡管如今“緬北”幾乎是電信詐騙的代名詞，但劉子超在疫情前的好時機去了那兒，看到了古樸與文雅。

●拉祜族女人。

那里有高山上與世隔離的民族。比如依然過著刀耕火種生活的愛伲人，孩子不上學，部落里也無人識字。他們相信萬物有靈，進村之時，同行的本地向導還會念念祈禱，“不要害怕，我們不想驚動靈魂，我們是來做客的。”

在那里，劉子超與古老中文迎面相遇。一句“先生從何而來”的文雅漢語讓人吃驚，隨后揭開了流落至此繁衍生息的華人生存圖景。無論在哪里，華人都頑強地保存著本國文化和生活方式，他們建學校，教中文，執著地把中國文化傳承下去。

●拉祜族牧童之二。

今年1月，我在泰緬交界的泰北山區旅行時，也曾去到華人聚集的村子。在那里，普通話和云南話是通用語言，人們吃稀豆粉，孩子們白天上泰文學校、晚上和周末去中文學校。而在整個泰北地區，這樣的村子為數不少。泰國清萊省云南同鄉會會長說，光是中文學校，泰北地區就有60多所。

在當地的中文學校，聽著初中生們跟隨老師以唱頌的方式念中國古詩詞時，你很難不生出一種感動。“醉眼朦朧萬事空，今年痛飲瀼西東。偶呼快馬迎新月，卻上輕輿御晚風。”陸游的《醉中到白崖而歸》響徹泰北深山的校舍，你也意識不到自己究竟身在何處。

●劉子超沿途記錄。

當我一邊在泰北旅行，一邊翻閱《沿著季風的方向》，眼前所見和書中所寫互相映照，“遠方”和“詩意”成為此刻的境遇和現實，你會有種滿足感。就像《我私人的“佐米亞”》開篇所寫，毛姆遇到一位旅客，說自己在撣邦的景棟度過了五年時光，他哪兒也不想住，只想住在景棟。“他的臉上有著長期獨居偏僻之地的人所特有的落落寡合的神情。毛姆問他，景棟到底給了他什么。這位旅客回答：滿足。”

我想，或許很多人都懷有一種隱秘而深層的渴望：去到一個遙遠的、充滿異域風情的、誰也不認識的地方，過一段與世隔絕又自在舒適的生活。光是那樣想想，就能帶來療愈，緩解日常生活的疲憊與乏味。而這，大概就是我們需要旅行的原因。

●劉子超在途中。

印度的村子亨比，提供了另一種關于遠方的想像。那里聚集了外國嬉皮，“剃了光頭，留著臟辮，穿著皺巴巴的粗麻衣服，打著耳洞或鼻釘，很瘦，眼神直勾勾，表情中帶著人畜無害的平靜，又似乎暗藏激流。”

“沒有人說得清嬉皮是怎么看中亨比的。或許因為這里只有素食，沒有酒精，遠離任何一座大城市。自打成為廢墟，就有了一種與世無爭的氣氛。加上物價便宜，幾乎不費力氣就可以一直生活下去。”

●劉子超沿途記錄。

這個世界上總有一些地方，奇妙地具有“烏托邦”氣質，成為異鄉人、嬉皮士聚集之地。它們往往有些共同特質，比如風景優美，有文藝或宗教氣息，最重要的是——物價低。國內的大理，泰國的清邁、拜縣，印度的亨比……都是這樣的遠方之城。

當然，你可以說這里的人懶惰，每天看似冥想、閱讀、耕種、寫作、曬太陽，實則逃避社會、無所事事。但另一方面，他們又何嘗不是提供了另一種生活想像：跳出社會結構，打破朝九晚五的固定生活模式，努力自給自足、獨立自主，不被社會評價與慣性所裹挾。

為了實現和維持這樣的生活，哪怕過得清貧一點，很多人也甘之如怡。就像劉子超在亨比遇見的一個比利時女人，她說在這里幾乎用不到什么錢，“我吃素，這里的蔬菜很便宜。有時我也給亨比的餐廳做做室內設計。如果生活在比利時，錢或許是很重要的東西。但在這里，錢對我來說只是數字。生活中有很多比數字更有意思的事情，不是嗎？”

這樣的地方自有它強大的引力，吸引著全世界的人奔流而去。就如劉子超所描述的：“唯獨在亨比，我仍能感覺到某種根深蒂固的東西存在：每天清晨，家家戶戶在門前面畫上蓮花，去河邊浣衣，去廟里祭拜，去田里勞作，傍晚灑掃庭除。那種根深蒂固的東西，正是農業時代最后的尊嚴感。尊嚴感當然需要一點點金錢維持，但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并且執著堅持下去。”

●景棟中文學校老師朱國華（后排左）。

亨比村和劉子超記錄的諸多遠方之地，擴展著人的想像和可能。爪哇島上婆羅浮屠的超然物外，老撾人民的“清心寡欲、樸素清麗”，菲律賓令人著迷的觀鯨之旅，孟買金融城與貧民窟的毗鄰而居，抑或康拉德的東南亞小說里常常出現的場景——熱帶叢林、大海、昏黃的酒吧、身處異鄉的外國人……無不展示著這個世界的復雜紛繁、層次鮮明。

當一個人日復一日地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日久天長難免陷于窠臼與重復。若無法從這種生活本身汲取營養，更會感受到痛苦和厭倦。此時若抬頭看看遠方，看看世界的廣闊、不同地區和人民生活方式的多樣，或許能從中得到力量。

●安族小孩。

一如劉子超在印尼火山口遇見硫黃工人的一段感慨：“有人說這里是煉獄，可對每天采礦的硫黃工人來說，煉獄就是他們的日常生活，如同我們吃飯、散步、朝九晚五地工作一樣平常。……為了不忘記這震撼性的場景，我從地上拾起一塊金黃色的硫黃晶體，用塑料袋包好帶回中國，只是為了深深銘記——在這樣的世界，還有這樣的人，在這樣生活。”

●安族少女之一。

本文作者：祁十一，現居成都，一個晃晃悠悠的寫作者，喜歡寫作和體力活。

本文配圖均來源于出版社提供，版權屬于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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