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周總理確診膀胱癌，伴隨著治療的深入，他的身體也每況愈下，經常高燒、休克，苦不堪言。
一直陪伴在身邊的是他的愛人鄧穎超，在最后幾年間，鄧穎超眼看著周總理接受化療、抽血，飽受其苦，在病魔的折磨下于1976年逝世。
也就是在這時，鄧穎超起了安樂死的念頭，并于1982年立下相關遺囑，公然支持安樂死，并愿意成為第一批實施者。
1982年7月，鄧穎超叫來了自己的侄兒侄女，囑托他們：“以后我得病，萬勿急救，無需增加醫療人員的負擔，搶救沒有意思，多活幾天有什么意義？”
鄧穎超知道病危之時，即便用上了最好的醫療團隊，但痛苦卻一點都無法減少，所以自己不愿意如此受罪。侄兒們聽完十分不忍，不愿答應。
為了表明自己的決心，同年她便書面留下了自己的遺囑，其中寫道：“在我患病后，不要安排醫療團隊，千萬不要搶救，不要浪費醫療資源，即便延續一兩天的生命，活著也是痛苦，人老了該做的已經做完了，安樂死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
當時國內沒有相關的政策和機構可以實施安樂死，家人們也在極力勸鄧穎超改變想法。
隨后，鄧穎超平靜的度過了幾年，直至安樂死的話題再次被提及，大家才知道她并不是隨便說說。
1988年1月，中央廣播電視臺開設了一期關于“安樂死”的話題討論，一下子引起了鄧穎超的共鳴，她立刻寫信給電臺說道：“我非常贊成安樂死，也希望國內能夠盡早實施起來，延長病重患者的痛苦是沒有意義的，我就立了遺囑最后不需要搶救。”
而后，她便向中央說明了自己希望安樂死的訴求，只是一直沒有收到回復。
1991年，鄧穎超因肺炎引起高燒進入高危病房，接踵而來的便是斷食、昏迷，即便此時已經被折磨地不成人形，她還是強打精神告訴醫生自己要實施安樂死，主動放棄搶救，不需要在她身上浪費寶貴的醫療資源了。
眼見鄧穎超態度堅決，醫院第一時間匯報給相關領導，但面對這樣一個有著卓越貢獻的革命同志，又是周總理的愛人，沒有人能拍板為她決定，也不忍心看她這樣離開。
最后，著名外科醫生吳蔚然為鄧穎超打造了一個專屬胃漏，解決了她最根本的問題，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她的痛苦，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手術很成功，鄧穎超又安然度過了一年多的時間。
1992年7月，她的病情再次惡化，此時的鄧穎超已經88歲高齡了，所有人都勸她要有和病魔作斗爭的勇氣，但鄧穎超還是趁著神志清醒時把秘書叫到身邊：“我立遺囑的事，你向中央上報了嗎？”
秘書給出了肯定的回答。鄧穎超嘆了口氣說道：“你跟了我20多年，最了解我的想法，我這臺機器已經故障了，老化了，實在沒有修理的必要了。”
秘書寬慰她：“這個時候您更應該發揚老一輩的革命精神，有跟病魔抗爭到底的勇氣，千萬不能怕死啊！”
鄧穎超反駁道：“什么樣的敵人我沒有面對過？更何況是這樣的病魔，我活到這個年齡已經足夠了，生老病死也是自然規律，不需要再浪費那個人力物力了。”
在鄧穎超生命的最后一個月，醫院也從未放棄過對她的治療，至于她的遺囑也始終未能實現。
直到現在安樂死還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也牽涉到法律和傳統觀念的許多問題，至于以后是否能夠真正進入現實生活中，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