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共產黨員網》的史書記載，當初在推選國歌的過程中，一部分人對《義勇軍進行曲》表示了一些不認可。

持這一反對態度的人們指出，至少歌詞中的某些詞語已經有些過時。

比如，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的李立三認為，《義勇軍進行曲》中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不太合適。

因為我們用了14年時間趕走了日本侵略者，又用了3年多時間打敗了“蔣匪軍”，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充滿著蓬勃的生機，怎么會有“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評判呢？

有一些專家和學者建議，假如我們將《義勇軍進行曲》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最好也對這句歌詞進行修改。

對于是否直接采用《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支持和反對的人兩派意見各執一詞。

最終，毛澤東認真傾聽了大家的意見后，認為不需要修改歌詞，他說：“我們國家經歷了艱苦的斗爭，雖然全國即將解放，但仍受到帝國主義的圍困，不能忘記帝國主義對我國的壓迫。

我們要爭取中國完全獨立、解放，還需進行艱苦卓越的斗爭，因此最好保持原有歌詞。”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于1935年，當時中華民族正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頭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即將到來，眾多著名人士齊聚北京，面臨從1000多首作品中選出一首國歌作為新生的國家的象征。

這個歷程歷時71天，從國歌歌詞的征集啟事發布到最終決定。

最終所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國歌的是《義勇軍進行曲》，歌詞由田漢創作，曲譜由聶耳譜寫。

這首歌最初是電影1935年時候《風云兒女》的插曲。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侵占了中國的東北三省，中華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機。

在這關鍵時刻，一些知識分子從沉悶和迷茫中勇往直前，勇敢地踏上了抗日前線。

田漢和聶耳就是這些杰出知識分子的代表。

他們分別于1932年和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在這樣的背景下，田漢決定創作一部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電影劇本。

1934年，當田漢剛剛完成劇本的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題歌的歌詞時，他遭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逮捕并被關入監獄。另一位共產黨員、戲劇家夏衍接手并完成了這部電影劇本。

不久后，一位探監的同志將田漢在獄中寫在香煙盒包裝紙背面的歌詞帶回，聶耳讀著這些歌詞時

仿佛聽到了祖國的呼喚和戰士的怒吼，救亡圖存的激情在胸中沸騰，雄壯而激昂的旋律自然而然地涌現而出。他很快完成了曲譜初稿。

1935年4月18日，聶耳抵達日本東京后，為了使歌曲的曲調和節奏更加有力，對歌詞進行了三處修改，并完成了曲譜的定稿。

隨后在4月末將定稿寄給上海電通影片公司，這首歌成為了電影《風云兒女》的主題歌。

在電影《風云兒女》拍攝的初期，田漢的主題歌并沒有確定歌名，而聶耳從日本寄回的歌詞譜曲的名稱只寫了“進行曲”三個字。

但是，愛國將軍朱慶瀾在這三個字前面加上了“義勇軍”，從而將該曲命名為了“義勇軍進行曲”。

在創作中，聶耳吸收了國際上革命歌曲的優秀成果和西歐進行曲的特點，充分展現了濃厚的民族特色。他成功地將田漢散文般的歌詞變成了極具生動力、有力量和口語化的大眾吟唱。

自1935年在中華民族處于危難時刻誕生以來，《義勇軍進行曲》在人民中廣泛傳唱，并傳播到全世界。

1940年，美國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在紐約演唱了這首歌，他還錄制了一套名為《起來》的中國革命歌曲的唱片，廣受傳播。

在當時的反法西斯戰線上，《義勇軍進行曲》是代表中國人民最堅定意志的一支戰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這首歌被列為盟軍凱旋曲目之一。

《義勇軍進行曲》對激發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宛如一支戰斗的號角，鼓舞著中華兒女去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去推翻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

《義勇軍進行曲》

歌詞只含84字

演唱僅需46秒

卻是激蕩民族意識的音符

選定之前被修改的歌詞和最終的決定

《義勇軍進行曲》的第一次歌詞修改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

具體來說，于1949年4月20日至25日，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舉辦了一次保衛世界和平大會。

主辦方邀請了當時正準備建國的中國共產黨派代表團參會。

根據規定，各國代表團入場時都需要演奏自己的國歌。

然而，當時我們還沒有確定自己的國歌。

代表團成員幾乎一致同意選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入場時演奏的歌曲。

在經過認真討論后，他們將歌詞中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修改為“中華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時候”。

國歌既是一個國家民族精神的反映，也是一個國家的象征。

在中國歷史上，政權的更替也伴隨著國歌的多次更換。

距離開國大典僅剩短短的五天，1949年9月25日晚，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在中南海豐澤園主持召開了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協商座談會。

當時，馬敘倫、梁思成、張奚若等民主人士提議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臨時國歌。

與會者基本上通過了這一提議，但對該歌曲的歌詞提出了疑問。

他們認為在新中國即將成立之際，歌詞中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詞不太適合，應該進行修改。

在激烈的討論中，歌詞的作者田漢也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說：“原曲非常好，我所寫的歌詞在過去有著它的歷史意義，但現在應該為新的歌詞讓路。”

在收聽了大家的發言后，周恩來表示：“如果要使用，就使用原來的歌詞，這樣才能激發情感，修改后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感情了。”

當新中國如同一輪紅日在東方的地平線上冉冉升起時，也渴望著嶄新國歌的誕生。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一致通過決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臨時國歌。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開國大典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莊嚴舉行。

毛澤東主席以雄壯的聲音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隨后，毛主席按動升旗電鈕，伴隨著五星紅旗冉冉升起

《義勇軍進行曲》在天安門上空響起，它喚起人民對新中國建立過程中的艱難與憂患的回憶，激勵人民發揚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熱情，必將革命進行到底！

《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傳唱了17年。

然而，在十年動亂的歲月中，田漢受到“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他創作的歌詞無法再唱，正式場合只能演奏國歌的樂曲。

從1980年到1982年，憲法修改委員會收到了各方提出的許多意見，認為《義勇軍進行曲》反映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傳統，體現了時刻保持警惕的思想，激勵了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多年來深入人心。

因此，一致同意恢復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的《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莊重通過現行憲法的同時，決定恢復《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在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將《義勇軍進行曲》寫入憲法，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修改建議，并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2004年3月，經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全體代表審議通過，憲法修正案正式將國歌賦予憲法地位。

總結

安不忘危，居安思危的品質可謂珍貴無比。

逆境中，眾人易團結一致，共同努力克服困難；而順境下，如何保持清醒的頭腦，往往決定著個體、機構或國家能走多遠。

《義勇軍進行曲》的脫穎而出，也源于當時遴選該首作為國歌所體現的對歷史和民意的充分尊重。

回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遴選的歷程，我們能夠感悟到居安思危的胸懷和境界，領略到對過去歷史和民意的崇敬，以及對未來美好的期盼。

更重要的是，此曲對于增強中國人民的凝聚力起到了強大的推動作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