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于貧困家庭的兩位元帥都有一顆救國救民的報國之心，但境遇不同也讓兩人有了不同的選擇。
1931年12月，劉伯承在蘇聯留學三年歸來被請到中央蘇區，他經歷過辛亥革命、北伐戰爭，還領導了瀘州起義、順慶起義等多項運動，既有實戰經驗又有理論知識，因此很快得到了中央機關的器重。
1932年，博古等人帶領中央機關臨時從上海遷到了蘇區，緊接著包攬了中央蘇區的領導權，縱觀整個蘇區，劉伯承是實戰經驗最豐富的老將之一。
而且還有留洋背景，博古一度把他推選為代表，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土派”軍事家相抗衡，成為“土洋之爭”的洋派代表。
劉伯承當時也是身不由己，無奈下卷入這場爭斗之中。
1933年第四次反圍剿開始，蘇區中央局下令南豐之戰要占據主動權，包圍、攻擊一舉拿下。
面對這樣激進的作戰計劃，紅一方面軍的朱德、周恩來率先提出了異議，但是面對中央的指令還是無可奈何。
當時帶領主攻任務的是紅三團第三師，指揮員是彭德懷。
接到指令時他又急又氣，直言不諱道：“南豐易守難攻，這指令不是白白送死嗎？這是誰的鬼主意？”
但軍令如山，雖有異議，朱德和彭德懷等人還是不得不從，并在2月12日發動進攻，一夜激戰，結局正如彭德懷預料的那樣，我軍遭遇重大打擊，死傷人數遠超國軍，師長彭遨和兩個團長都不幸犧牲了。
彭德懷此刻心如刀絞，鐵骨錚錚的男兒不忍地流下眼淚，痛心疾首道：“再任由劉伯承瞎指揮，我們的老底遲早要打完！”
而事實上這件事老彭確實誤會了劉伯承。
作為一名實戰經驗豐富的老將，劉伯承并不支持強攻，但是他的提議被中央局的其他人忽略了。
遺憾的是，當時軍情似火，兩位將軍性格迥異，在當時并沒有坐下來談個清楚。
事后雙方更不可能提及此事，和解的機會就此錯過。
1940年3月，百團大戰爆發，彭德懷被任命為八路軍副總指揮，劉伯承為129師師長，成了彭德懷的下屬。
但劉伯承對于革命事業一向兢兢業業，服從軍令，所以兩人配合十分融洽默契，并在百團大戰中率領129師取得了輝煌的作戰成績。
1940年10月30日，關于關家垴戰斗是否應該繼續打下去，彭劉再起沖突。
劉伯承指責彭德懷完全是蠻干。
而彭德懷也賭氣的說道：拿不下關家垴，我撤你一二九師的番號！
當時是百團大戰第三階段，鬼子反掃蕩階段，敵后戰場殘酷，彭德懷從戰局考慮需要打一場硬仗，阻止鬼子繼續分兵擠壓八路軍的生存空間。
而劉伯承考慮到我軍裝備差沒有重武器，關家垴地形不利我方，傷亡慘重。
關家垴的傷亡超過了所有人的預料，彭德懷也愧疚不已，后來找到劉伯承道歉賠罪。
劉伯承也并沒有將此事放在心上，也理解彭德懷的一片苦心。
但此事，129師官兵對于彭德懷頗有意見。
1941年4月，延安召開了軍事座談會，劉伯承在發言中提到：“百團大戰前后，我軍犯了過早暴露軍事實力的錯誤，沒有充分發揮正規與游擊相結合的優勢力量……”
這篇《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現狀報告》本是劉伯承的自我反思，他并不是刻意針對誰，而是對于晉冀魯豫工作的一個總結。
可令劉伯承始料未及的是，這份報告的影響很大，特別是對于彭德懷而言。
他不理解百團大戰那么多戰士拿性命搏下的戰役，怎么就被扣上了這樣的一個帽子。
性格耿直的他想不明白，關于百團大戰的爭論持續多年，盡管后續很多言論并非劉伯承所說，可最初提出批評和檢討是劉伯承。
兩人沒有隔閡，是不可能的。
1956年，受赫魯曉夫的影響，中央開始徹查干部中存在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矛頭直至劉伯承擔任院長的軍事學院。
而彭德懷當時一錘定音，“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就在軍事學院?！?br/>為此，劉伯承不得不帶病進京，在軍委大會上帶兵做了深刻檢討，發言過程中，他幾度語塞，淚如雨下。
這樣的情景也讓很多同志為之動容，劉伯承的實事求是、深刻的自我批判也讓人由衷敬佩。
1959年后，彭劉二人矛盾告一段落。
而這兩位元帥長達20年的誤會和隔閡，也成為了歷史的一大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