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的大授銜中，共有177名將軍被授予了開國中將軍銜，這177名中將堪稱是革命戰爭的中流砥柱，對新中國的成立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且其中不乏一些資歷老，功勞大，足以位列開國上將，卻又因為種種原因與上將擦肩而過的人物。

本文茲列舉一方面的2位，二方面軍的1位，和四方面軍的2位。

一、莫文驊

莫文驊在新中國成立前，曾擔任四野14兵團的首任政委，之后又在13兵團擔任政委。按道理，他完全可以被評為正兵團級，然而，在1953年評級時，莫文驊卻被評為了副兵團級。

據《莫文驊回憶錄》記載，當時東北軍區黨委已經決定評他為正兵團級了，但高崗卻說了一句：“老同志不要驕傲嘛，莫主任（莫文驊時任東北軍區政治部主任）評為副兵團級就可以了。”

還有一種解釋是，有人認為當時東北軍區的副司令員、副政委都是副兵團級，莫文驊這個政治部主任評兵團級“不好領導工作”，于是就給莫文驊降了半級。

莫文驊是從廣西軍區調到東北軍區的，而且他和高崗在延安時期曾發生過矛盾，高崗趁機“來了一下”，搞得莫文驊很是委屈。

為此，總政治部的羅榮桓曾打電話把他叫到北京，安慰他說：“胸懷要寬宏一點，個人的事情算了。”還邀請他到萬壽山游覽。

莫文驊晚年說：“我也知道高崗的為人，跟他有多少道理好講，又是個人的事，算了！”就這樣，莫文驊錯過了正兵團級，也錯過了開國上將。

查看資料可知，49年1月解放軍整編后，全軍共組建了16個兵團，其中有5個兵團政委因到地方工作沒有參加授銜，剩下11位中，有1人位列開國元帥（徐向前任華北18兵團司令員兼政委）、3人被授予大將、5人被授予上將，只有莫文驊和郭化若兩人居中將。

莫文驊在紅軍時期曾任紅5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紅13師政治部主任、紅軍干部團政治部主任、紅軍大學政治部主任等職務。

抗戰期間曾任抗大政治部主任、八路軍后方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等職。

解放戰爭時期曾任東野4縱政委、41軍政委、14兵團、13兵團政委等職。在55年授銜時，除了主持評銜工作的徐立清再三請求降銜為中將外，其余的正兵團級干部最低都是開國上將。

二、郭化若

和莫文驊有著相似經歷的還有郭化若，郭化若在建國前曾擔任三野9兵團首任政委（司令員為宋時輪），按道理說也應該是正兵團級，但卻被評為了副兵團級。

郭化若的資歷很老，當年就讀于黃埔4期，參加過討伐陳炯明。大革命失敗后，他本計劃參加南昌起義卻被所在部隊扣留，他于是單槍匹馬前往南昌，在路上得知起義軍已經失敗，他找到組織后被送到了莫斯科炮兵學校學習。

29年回國后，郭化若主動向中央提出，要到井岡山去工作，于是來到了毛主席、朱老總的麾下。一方面軍成立后，他曾擔任一方面軍代參謀長、總前委代秘書長等職，協助毛主席、朱老總指揮了多次反圍剿作戰。

郭化若是我軍著名的軍事理論家，被稱為“一代儒將”，他對《孫子兵法》的研究尤其令人矚目，被毛主席盛贊為：“古有孫子，今有郭子。”如果他能一直擔任一方面軍代參謀長的職務，前途自然是不可限量。

可惜的是，寧都會議前后，長期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郭化若成了教條主義者們最先打擊的目標，他的代理參謀長職務被免除，黨籍被開除，被安排到紅軍學習當老師去了。

一直到1937年8月，郭化若到延安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問郭化若：“化若同志，我聽人家說你驕傲，你有什么看法？”郭化若聽后差點掉淚：“主席，我現在連黨員都是不是，有什么資格驕傲呢？我已經30多了，想找對象，人家聽說我不是黨員就不談了。”

毛主席聽后沉思片刻，嘆氣道：“這些年你受了不少委屈啊！”

此后，毛主席便親自查閱了郭化若的相關資料，還介紹郭化若找當時的組織部部長陳云介紹情況。最終，郭化若頭上的“托派”帽子終于被取下了。

如果不是這7年的輾轉蹉跎，郭化若的晉升空間必然是很大的。此后郭化若歷任軍委一局局長、四局局長、抗大三分校校長、延安炮校校長等職。解放戰爭爆發后，郭化若前往魯南軍區擔任副司令員，之后擔任華野4縱政委，9兵團政委等職。

郭化若參加革命早，職務也很高，但由于7年的坎坷，以及較長時間主要在軍隊機關院校工作，擔任軍政主官的時間不長，盡管他曾任正兵團級職務，最終還是被評為了副兵團級，也因此錯過了開國上將的榮譽。

三、廖漢生

歷史上，紅二方面軍由于實力并不突出，所誕生的上將也并不多，包括方面軍副總指揮兼紅六軍團軍團長蕭克，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方面軍參謀長李達，紅六軍團政委王震和著名的“獨臂戰將”賀炳炎。

在這5人之外，廖漢生是比較有資格競爭開國上將的人選。

廖漢生16歲就跟著賀龍鬧革命，曾任紅3軍9師政委，紅2軍團6師政委和紅2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抗戰期間，他曾任358旅團政委、旅副政委，新四軍5師3分區政委等職。

解放戰爭中期間，他和賀炳炎搭檔，擔任晉綏野戰軍1縱政委，西北野戰軍1縱政委和解放軍1軍政委。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和賀炳炎的職務都是不相上下的，而且是搭檔。而在建國后，賀炳炎擔任西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和黨委第五書記，而且在彭老總離開西北軍區，擔任志愿軍司令員后，他更是一度負責主持西北軍區的工作。

在1952年的評級中，廖漢生被評為“副兵團級”，而賀炳炎則是“準兵團級”。

從評級的結果看，廖漢生比賀炳炎更有可能代表二方面軍位列上將，但是賀炳炎在二方面軍的戰功太大了。廖漢生晚年寫回憶錄，曾如此評價賀炳炎：“他是賀龍最喜愛的一員戰將，打仗時碰到別人拔不掉的硬釘子，賀龍就大喊一聲：賀炳炎，上！指派他擔負最危險，最艱巨的任務。”

所以對于老戰友賀炳炎獲得開國上將，廖漢生并沒有二話，是極力擁護的。

55年評銜的時候，廖漢生正在軍事學院學習，據廖漢生回憶：當時“我們自己則埋頭學習，誰也不去打聽自己可以授什么銜，別人會授什么銜，一切由組織上來考慮。”

后來得知自己被授予開國中將，廖漢生也欣然接受了，當時有一些戰友認為廖漢生的軍銜低了，但廖漢生沒有絲毫怨言。當時還有人傳說，毛主席為此還表揚過廖漢生，說他本來是可以授上將的。

對于這種傳說，廖漢生晚年在回憶錄中也有記載，不過，他謙虛地堅持，自己并沒有上將的資格，因為上將的標準的是：土地革命時期當過師級干部，抗戰時期當過旅級干部，解放戰爭時期當過兵團級干部。“前面兩條我還符合，但我在解放戰爭時期一直都是軍政委，沒有擔任兵團職務。”

但具體地看，賀炳炎在解放戰爭時期也沒有擔任過兵團職務，彭紹輝上將也沒有，對比可知，廖漢生確實是有機會的。

對于所謂的“賀、廖誰授上將更合適”，廖漢生謙虛地表示：“我們一起搭伙計有20來年，看起來我們職務差不多，實際上他的資歷比我老，職務過去也比我高。當我還是紅軍游擊隊員時，他已經是紅軍團長了……賀炳炎戰功赫赫，稱得上是紅二方面一位有代表性的戰將，被評上將是當之無愧的。”

作為長期從事政工工作的戰將，廖漢生的覺悟是很高的，他說：“只要多想一想自己當初參加革命隊伍時的理想，多想一想早已犧牲的戰友們，什么軍銜就都無所謂了。”

四、程世才、李天煥

程世才將軍是四方面軍的代表人物，也是四方面軍歷史上最年輕的軍長。

程世才擔任紅30軍軍長時，搭檔的政委是李先念同志，當時他們都才20多歲。在這一時期，紅30軍承擔了很多重要的任務，比如反六路圍攻，作為先鋒和一方面軍在懋功會師等等。

李先念后來評價程世才，說他在戰場上氣勢奪人，身先士卒，一往無前，就像出山的猛虎。這是很高的評價。

回看當時的四方面軍軍長，除何畏叛逃，余天云投水自盡，孫玉清犧牲于西北，剩下的也就只有王樹聲、王宏坤、許世友和程世才了。而這4人中，也只有程世才是中將。

后來西路軍遠征河西走廊，又是李先念和程世才率領西路軍僅剩的407名余部，歷盡艱辛到了新疆，為革命保存了寶貴的火種。

程世才之所以未能成為開國上將，主要就是因為他在抗戰時期離開了軍隊，長期在抗大和黨校工作，曾任抗大分校校長和黨校四部副主任。這些職務雖然也很重要，但對于以戰將聞名的程世才來說，卻實在有些可惜。

后來，程世才被派往冀熱察挺進軍，為司令員蕭克擔任參謀長，蕭克晚年寫回憶錄，對程世才這期間的表現給予了很高的表現。

之后程世才又率部進入東北，曾任東北民主聯軍3縱司令員和南滿軍司令員等重要職務。

熟悉那段歷史的朋友都知道，當時南滿的局勢是非常復雜的，因為敵強我弱，實力過于懸殊，東北局和南滿甚至一度考慮過要不要放棄南滿。

在這種情況下作戰，南滿的作戰一定不會一帆風順，加上之前因為本溪、四平等地的作戰中，程世才和司令員在很多問題上看法不一致。

后來，程世才就被換成了“旋風司令”韓先楚，他并沒能帶領他一手組建起來的3縱走到最后，而是去了安東軍區擔任司令員，所轄的部隊只有一個獨立支隊。

這也成了程世才后來未能被授予上將的一大原因。

四方面軍中還有李天煥，李天煥在紅軍時期擔任過紅30軍的政治部主任，抗戰時期擔任過晉察冀軍區第5軍分區政委，解放戰爭末期擔任過20兵團政委。

20兵團即著名的“楊李兵團”、華北第三兵團，司令員為楊成武。《大決戰》中，毛主席在雪地發火，說：“楊李兵團怎么一回事啊……”說的就是楊成武和李天煥。

盡管李天煥擔任20兵團政委，但由于他在西路軍失敗后，長期一段時間里職務偏低，較少擔任軍政主管，所以未能在52年的評銜中成為正兵團級，進而未能競爭開國上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