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富治在歷史上是一個犯過錯誤的人，簡單來說，就是“兩頭壞，中間好”。

謝富治1909年出生于著名的“將軍縣”湖北黃安，他自幼家貧，很小就參加勞動了，沒有什么機會讀書學習。但是，謝富治又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他斷斷續續上過家族辦的私塾，只讀過一點書，就可以斷文識字了。

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克湖北武昌，把革命之風吹到了湖北，湖北各地隨即展開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年輕的謝富治由此深受革命風潮的影響。

大革命失敗后，謝富治在吳光浩、潘汝忠等人的領導下參加了黃麻起義，因為根正苗紅，思想活絡，謝富治進步很快，參加革命一年不到就入黨，兩年后就當上了團政治部主任，之后升任師政治部主任、軍政治部主任，可謂順風順水。

后來，謝富治被調到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工作，擔任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兼川陜省委組織部部長。俗話說“跟著組織部，年年有進步”，組織部長位高權重，此時的謝富治已經不可以等閑視之。

有學者因此曾指出，張國燾其實是第一個重用謝富治的人。

對于謝富治的工作，張國燾是非常滿意的，他曾夸贊謝富治是“革命的尖銳的錐子”，錐子的作用就是刺破某些東西，甚至刺破皮膚。

據《紅四方面軍資料實錄》記載：謝富治曾積極配合黃超等人收集和誣陷徐向前同志、傅鐘同志、王樹聲同志的材料，采取無中生有等卑鄙手段對上述同志采取的不正當的處理行為，程訓宣事件就是最能夠說明問題的。

所謂“程訓宣事件”，指的是1932年徐向前元帥的夫人程訓宣同志被害的往事，當時張國燾等人為了搞徐向前的黑材料，程訓宣被抓走，最終被害。徐向前回憶錄中對此事有記載。

四方面軍北上之后，中央為了維護來之不易的團結局面，對四方面軍的一些犯過錯誤的同志都給予了極大的耐心和包容，幫助他們轉變思想，改正錯誤。這其中，謝富治就是中央重點幫助的對象之一。

37年張國燾叛變后，毛主席曾在一次講話中說：

“我們共產黨員要有坦白的襟懷，有了錯誤不怕，要勇于改正錯誤，比如謝富治同志，也受過張國燾的欺騙，但是他不僅改正了錯誤，還幫助中央及時地挽救了一些還在錯誤中糊涂著的其他好同志?！?br/>

另外據《中央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中也曾提及謝富治：“根據謝富治同志揭露，張國燾對于中央一貫陽奉陰違。”

可見，謝富治當時轉變思想的幅度和速度是比較突出的，也是比較有代表性的，應該說，他的這個轉變對促進四方面軍同志認清真相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因此受到了中央的肯定。

1938年6月，抗戰爆發的第二年，謝富治被任命為129師385旅政委，當時385旅的旅長是謝富治的同鄉陳錫聯，陳錫聯在一年前憑借陽明堡大捷聞名全國，成了我軍青年將領中的冉冉升起的新星。

1942年，謝富治調任太岳軍區副司令員，開始了他和陳賡的7年合作。他們領導的這支部隊，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陳謝兵團”，在解放戰爭初期和劉鄧、陳粟兩支大軍一起挺進中原，單獨承擔一個戰略方向的重要任務。

據開國中將陳康（曾任13軍軍長、云南省軍區司令員、昆明軍區代司令員）回憶，當時部隊打仗，主要是靠陳賡。陳賡喜歡開玩笑，而且很有分寸，打起仗來精明靈活，從不吃虧。謝富治比較深沉，愛擺架子，為人不錯，但水平一般。

淮海戰役勝利后，中野改編為二野，謝富治再次和陳錫聯搭檔，擔任二野三兵團政委，從長江以北一直打到云南。之后三兵團駐守云南，謝富治被任命云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實際上成為了云南的“一把手”。

原昆明軍區的干部馬天佑曾回憶，謝富治在主政云南的時候還是很勤廉的，當時他到基層蹲點，總是輕車簡從，和鄉親們同吃同住，鄉親們送他一些土特產，他從來不收。有一次他的秘書私自替他收了一些雞和肉，謝富治得知后就把這位秘書從自己身邊調走了。

謝富治主政云南期間，展現出了他雷厲風行、殺伐決斷的一面，工作開展得非常順利，在土地改革、剿匪、禁毒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尤其是的禁毒一項，云南地處邊境，民風彪悍，情況復雜，國內外多方勢力交錯，但經過謝富治的整治，云南長期存在的鴉片泛濫現象基本絕跡，社會秩序很快得以恢復，這也是他在1959年被調到公安部工作的主要原因。

次要原因則是：當時被列為部長人選的有楊成武、楊勇、張宗遜、張際春、謝富治，其他幾人都是一方面軍的，只有謝富治是四方面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我們用人主張“五湖四?！?，所以四方面軍出身反而成了謝富治的優勢。

1967年，謝富治兼任北京軍區政委、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之后又進入軍委辦事組工作。在這前后，謝富治犯了不少錯誤，來到了“兩頭壞”的時期。

據時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開國中將溫玉成回憶，謝富治善心術，自己還曾被他騙過一次。

當時溫玉成曾奉命和謝富治一起管理北京軍區的“樣板團”，結果在工作中得罪了主抓樣板戲工作的人，謝富治便找到溫玉成說：“我們一起寫個檢討吧，你先起草，我們共同簽名，把這件事結束了。”

溫玉成于是回家就寫了檢討，簽上名字送到了謝富治那里，結果謝富治并未簽名，直接就把檢討交了上去，搞得溫玉成頂了所有的責任，謝富治則毫發無損。一直到很后來，溫玉成才知道是謝富治在背后搞的鬼。

謝富治1972年2月病故前，陳康將軍到醫院看他，當時謝富治的病情已經非常嚴重了，但還認得陳康，他自知自己犯過錯誤，所以心病很重，緊握著陳康的手喃喃說道：“我在云南沒干壞事啊，我在云南沒干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