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上將楊勇，在我軍高級將領中，是以“軍政雙全”著稱的一位。

他作戰勇猛，一生5次負傷。其中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35年1月的土城戰役中，時任紅3軍團10師14團政委的楊勇帶隊沖鋒，一顆子彈擊中了他的右腮，又從嘴唇穿出，楊勇的6顆牙齒當場被打掉，鮮血立刻涌了出來，楊勇因失血過多當場昏死過去。

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楊勇的臉上還留著一個深深的彈窩，后來北京醫院院長吳蔚然為他進行了手術，才將這個彈窩填平了。

在抗戰期間，楊勇主要在115師工作，歷任115師343旅686團團長兼政委、115師獨立旅兼旅長、魯西軍區司令員和冀魯豫軍區司令員等職，是115師眾將中能文能武，能獨當一面，開疆拓土的一員干將。

解放戰爭時期，楊勇所部被劃入晉冀魯豫軍區，此后楊勇跟隨劉鄧首長參加平漢、邯鄲、定陶、巨野等戰役，參加千里躍進大別山和淮海戰役。

1949年初，他成為二野3大兵團司令員之一，其余兩位兵團司令員是3兵團的陳錫聯和四兵團的陳賡。

抗美援朝期間，楊勇歷任志愿軍20兵團司令員、志愿軍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志愿軍司令員等職，直到1958年10月才返回國內。

此后的楊勇被任命為北京軍區司令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由于他行事剛正，講究原則，因此一度遭逢厄運。1972年5月以后，楊勇重新工作，先后在沈陽軍區和新疆軍區擔任副司令員和司令員。

1977年7月，十屆三中全會上，小平同志恢復“三副一長”職務，即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2個月后，在小平同志的建議下，楊勇出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協助小平同志主持總參謀部的日常工作。

在五六十年代，楊勇就兼任過副總參謀長，不過當時他的工作重心主要還是在北京軍區。這次重回總參謀部，楊勇面臨著特殊的歷史時代背景，他深知自己責任重大，將很大的精力都放在了甩掉歷史包袱、集中精力搞軍事建設的工作上。

1978年4月，總參謀部下發了《關于“三查三整”的通知》，即查紀律、查斗志、查作風，整頓“軟散懶”、官僚主義和文風。通知下發后，楊勇作為具體工作的主持組織領導者，對總參各級領導班子進行了全面的整頓。

一個月后，全黨展開了真理標準的討論，楊勇在這個問題上積極推進，同時大力推動總參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他的這些舉措，有力了促進了總參的建設和恢復。其成績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肯定。

當時小平同志統籌全局，總參的工作實際上基本都是楊勇這個副總參謀長在負責，這一點在軍隊里大家都知道，不過一些外國人就不清楚了。

1978年6月，楊勇訪問南斯拉夫期間，對方以為楊勇是副總長，級別不夠，便沒有安排楊勇和鐵托會面，接待的規格也不是很隆重。

這以后，南斯拉夫的總長對我國進行回訪時，才明白過來楊勇的真實地位和作用，為此，他還專門向楊勇道歉，說當初接待他的規格不夠。

1979年6月，中央考慮到小平同志身兼數職，很多問題難以兼顧，便決定讓他不再兼任總參謀長一職，這樣一來，楊勇這個之前主持總參日常工作的副總參謀長就成了總參謀長一職最有力的競爭者。

經過近半年的物色和選擇，新一屆軍委領導班子的人選基本敲定，大致安排是：由楊勇和王尚榮等人負責總參謀部，韋國清和梁必業負責總政治部，洪學智和王平負責總后勤部。

據《張震回憶錄》記載，當時中央軍委的領導人曾找他談話，說楊勇打仗不錯，也擅長團結同志，工作也認真負責，擬決定讓他擔任總長。但是楊勇過去主要是擔任指揮員居多，對參謀工作不太熟悉，中央考慮讓張震擔任第一副總長，協助楊勇工作。

可見，當時由楊勇出任總參謀長已經基本確定了。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意外情況卻出現了。

據《遲浩田傳》透露，楊勇之前在主持總參的“三查三整”工作期間，由于他堅守原則，得罪了一些人。有人不愿讓楊勇晉升總長，搞了一些流言蜚語，有人還給軍委寫了匿名信。面對這種局面，軍委開始重新思考。

12月14日和19日，小平同志兩次前往徐向前和聶榮臻元帥住處，和他們交換了意見和想法，此外，小平同志還征詢了其他同志的意見，經過深思熟慮，他最終決定：楊勇繼續擔任副參謀長，而將時任昆明軍區司令員的楊得志調到中央，出任總參謀長一職。

這么決定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們從張震將軍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出一些東西。

對于中央軍委的這個決定，楊勇沒有任何怨言，他說工作無大小，在哪里都能發揮作用，組織怎樣安排就怎么來，我個人能上能下，堅決服從命令。不久后，他愉快地歡迎了楊得志的到來，除了積極協助他的工作外，楊勇還和王尚榮等同志一起分管了總參的作戰工作。

楊得志、楊勇、楊成武三人在我軍中被并稱為“三楊”，三人都是開國上將，其中楊得志和楊勇，在抗戰時期的冀魯豫軍區和抗美援朝時期，都有過密切的合作。楊得志比楊勇大2歲，所以楊勇總是親切地稱呼楊得志為“老楊哥”，算上這次，楊勇這是第三次給楊得志當副手了。

在此后的日子里，楊得志擔任了7年的總參謀長，成為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擔任該職時間最長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