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生于貧寒交加的石山溝，被一條扁擔挑到30里外的大寨，母親、姐、弟被賣他鄉，父親窮困潦倒，吊死于故土老墳的樹上。
父親生前將他托付給大寨一戶婆媳兩個貧苦女人。
陳永貴幼小即懂得“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
這兩個女人先后謝世時，他都披麻戴孝以示報答。
直至長大成人，這種報恩思想始終存在于陳永貴的生命之中。
有個叫王計科的人，年輕時同陳永貴一道販過煤、賣過燒餅。

常常一個糠餅子兩人分，而往往人家吃得少，給他吃得多。
這事竟使他在幾十年后當了副總理時仍難忘懷。
中央配的廚師他不要，卻從偏遠的昔陽縣把并不擅長烹飪的王計科弄去頂了缺。
懷著如此濃烈的知恩圖報思想，陳永貴對毛主席、共產黨懷有深厚的感激之情是很自然的事。
辦高級社時，土地、耕畜作價入社，部分人怕吃虧，推三讓四不愿打頭，他則自告奮勇從自家開始頭只用了3 年的牛頭已懷胎的母豬和一張犁，“估價組”作價228元，他執意壓低為125元。
個人吃了虧，卻把大伙兒帶動了起來，他認為值得。

1953年貫徹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他一戶賣糧1750公斤，帶動全村迅速完成了任務，他卻因賣糧超限而常在帶領群眾造地的高強度勞動之后吃不上一頓飽飯。
以個人之苦換取國家整體利益，他覺得應該。
然而，陳永貴對理想的追求既是堅定的，也是樸素的。當黨對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發生曲折跌宕時，這種盲目性就容易走向片面和極端。
20世紀60年代初，集市貿易政策放寬，縣有人到大寨高價買谷糠，他認為是投機倒把，是資本主義傾向。
他不賣每斤3角而只賣3分，甚至專門組織人到市場上賣高價饅頭的攤點前，高聲叫賣平價和低價饅頭，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以顯示其向“資本主義傾向”進攻的決心。
1963年8月，一場毀滅性的山洪使大寨瀕臨絕境。陳永貴沒有怨天，沒有向上向外伸手，而是帶領群眾自力更生，自救互救，重建了家園奪取了好收成。
在1964年12月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高度概括評價了大寨精神。
毛主席71歲生日那天，極少請人吃飯的他用自己的稿費在人民大會堂小宴會廳請客，邀請了火箭和導彈專家錢學森，知識青年邢燕子、董加耕，大慶“鐵人”王進喜和大寨支書陳永貴。

在宴席間談話中，毛澤東含蓄地肯定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號召。
他夸獎陳永貴是農業專家，搞出一個大寨，很好。
在1973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陳永貴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此后不久，陳永貴又在1975年1月召開的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這標志著他要擔負起按照大寨經驗解決幾億人的吃飯問題的領導重擔。
陳永貴當時曾向周恩來表示擔心自己當不好政治局委員，周總理卻笑著勸他：“慢慢學吧，你不想當，還有人想當呢！”
1986年3月26日，陳永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