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鄧樸方不幸墜樓，導致下肢殘疾。在一位好心工人師傅的幫助下，送到醫院搶救，他才撿回了一條命。

當時，鄧小平夫婦在南昌。鄧樸方身體好轉后，有關部門就將他送到了北京清河救濟院。

這個救濟院條件很差，一個房間住11個殘疾人，大冬天的沒有暖氣，被子也非常薄，只能靠煤球爐子取暖，而且火爐還經常熄滅，正常人躺在里面都冷得受不了更別提殘疾人了。

直到1971年鄧小平，才得知兒子生活凄慘，于是他立即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求助汪東興轉交毛主席。

信的大致內容是：“請將鄧樸方送來南昌，自己照顧?！?/p>

鄧小平和鄧樸方

細心照顧兒子

1971年6月，經過毛主席的批準，鄧樸方被送到南昌。

當天，鄧小平和卓琳得知兒子來了，連忙請假去迎接。見到日思夜想的兒子，夫妻倆是悲喜交加。喜的是，兒子還活著；悲的是，原本健健康康的兒子，如今卻下肢殘疾，坐上了輪椅。

盡管夫妻倆非常難過，但在兒子面前，他們還是盡量將自己的情緒掩飾住了。

晚上，鄧小平和卓琳來端著一盆熱水，來到鄧樸方床前。鄧樸方想起身，卻怎么也使不上勁，他指著自己的下肢哭著說：“從胸口往下，都不是我的身體了，我都，沒有知覺，我成了一個廢人……”

鄧小平和卓琳眼含熱淚地聽著兒子哭訴，心里十分難受。

鄧小平說：“兒子，爸媽給你擦洗身子?！?/p>

說完，鄧小平和卓琳為鄧樸方脫下衣服，用毛巾輕輕為他擦洗身體，并詢問病情。此后，他們多了一項照顧兒子的任務。

每天，鄧小平和卓琳都會按時給鄧樸方擦澡，每次擦澡還要將鄧樸方搬到浴室。時間久了，67歲的鄧小平，也扛不住了。

廠里知道了鄧小平家的難處，就給安排了一位身體健壯的中年婦女，專門負責照顧鄧樸方的起居。

半個月之后，鄧樸方看起來比剛來南昌時，胖了不少。身體雖然好起來了，但鄧小平最擔心的還是兒子的心理狀態。

為了充實兒子的精神生活，鄧小平找車間的陶排長幫忙，問他廠里有沒有電機方面的活。

陶排長一聽搖搖頭，說沒有這樣的活。

鄧小平繼續追問：那有沒有收音機修理的活？

鄧小平

陶排長反問：你問這些干什么？

鄧小平回答：我想給孩子找點事干，他是學電子技術的。

陶排長聽完非常同情，想著盡全力幫一幫他，但是由于能力有限，幫不上忙。

正當陶排長還在思考的時候，鄧小平接著問道：“陶排長，你家里有沒有壞了的收音機，可以叫胖胖修修。”

陶排長聽了坦言：“我家里沒有收音機，也沒錢買。”

鄧小平點點頭：“我知道?！?/p>

說完，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位。

盡力醫治兒子

在南昌的那段時間，生活上，鄧小平和卓琳將最好的都給兒子，但兒子的身體并沒有好轉，反而不斷發高燒。

看著痛苦的兒子，鄧小平和卓琳一起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希望兒子的病能得到及時的治療。

1972年，周總理給予批示，讓鄧樸方到北京301醫院治病。然而，天不遂人愿，由于某些原因，鄧樸方在醫院并沒有得到妥善醫治。

1973年，鄧小平、卓琳回到北京。剛安頓好，卓琳便趕到醫院看望兒子。見兒子身體依然沒有痊愈，她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打聽治療截癱病人的方法，終于聯系到了上海的骨科專家。

1974年夏天，上海骨科專家來北京，為鄧樸方會診。醫生的一席話，讓鄧小平和卓琳心如死灰，原來鄧樸方的下肢由于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脊髓已經全部壞死，再也沒有痊愈的可能。

如果只是高位截癱，不危及生命的話，還可以接受。但命運又一次給鄧樸方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

1979年，鄧樸方的后背起了一個非常大的膿包，經醫生的診斷，是脊髓再次骨折，當時的中國骨科界，對此毫無辦法，鄧樸方的生命岌岌可危。

鄧樸方

卓琳不愿看著兒子等死，她仍然在為兒子尋找治病的機會。

1980年，在美國學習的中國骨科專家吳之康，給卓琳帶回一個好消息，加拿大著名骨科專家愿意為鄧樸方制定治療方案。

當年，9月底，鄧小平召開家庭會議，動員全家人湊錢，給鄧樸方和照顧他的護士，一人買了一張去加拿大的機票。

上飛機前，卓琳含著淚送兒子上飛機，她知道，這一去，兒子將接受生與死的考驗。

好在，后來在加拿大骨科醫生的全力救治下，鄧樸方的病情得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