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作物史的內容是多元的，粟作文化的探討不能僅僅停留在粟生產與利用的技術層面，而是要向粟作的經濟、文化與生態層面拓展。粟在古代是最重要的糧食之一，也是政府稅收的重要來源和社會財富的象征，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隨著粟作的發展，與粟類作物相關的精神文化意義也豐富起來，表現在歲時風習、人生禮儀、衣食住行、生產社交等各個方面。此外，還可以將古代農書和農諺等農業文化遺產作為研究素材，全方位挖掘傳統粟作的生態內涵，構建粟作文化對華夏文明全方位的影響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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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層面

如前所述，粟在中國古代的糧食作物中長期占據著重要地位。新石器時代晚期到唐代，粟居“五谷”之首，宋元之際緊隨稻麥之后位列第三，明清時期仍是北方地區的重要糧食作物和救荒作物。

粟米一直是華夏民族的傳統主食之一，古人用其煮飯、熬粥、釀酒、作醋和配藥，日常生活離不開它。另外，粟抗旱耐貯藏，其救荒功能在糧食作物中尤為突出。古人對倉儲備兇年非常重視，倉儲的糧食又多是粟谷。《通志·食貨典》載：“隋氏西京太倉、東京含嘉倉、洛口倉，華州永豐倉，陜州太原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不減數百萬石。”又《金史》（卷五十上）記有金代中葉以后，全國常平倉每年積粟二千七百八十六萬石，米八百一十萬石。在災荒之年，政府向災民出糶的糧食也是以粟為主。《唐會要》（卷八十八上）載：“（元和）六年二月制……聞京數之內，舊谷已盡，宿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舊唐書·食貨志》又曰：“（貞元十四年）是冬歲，河南府谷貴人流，令以含嘉倉粟七萬石出糶。”粟的救荒防災功能使得古代政府和民間對粟的生產和儲備不敢掉以輕心。

粟還是古代王朝重要的稅收來源。《尚書·夏書·禹貢》載：“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铚，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孔安國傳》載：“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稿曰總，入之供飼國馬。所铚刈謂禾穗。秸，稿也。服，稿役。所納精者少，粗者多。”孔穎達疏：“直納粟米為少，禾稿俱送為多。其于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粗，遠輕而近重耳。”可見，粟谷及其秸稈被用作稅收的歷史比較久遠。

中國古代賦稅主要有田賦稅和人丁稅，其他還包括各種田畝附加稅和雜役，如牲畜稅、漁稅、茶稅、貢賦等，這些賦稅一般以實物、貨幣和勞役等形式征收，實物之中又以粟、布等為大宗。據《后漢書·桓帝紀》記載，延熹八年（165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稅斂錢”，雖然至此始有以錢代糧的規定，但對于農業勞動者來說，粟谷仍是最重要的納稅形式之一。當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稅收的形式也在不斷發生變化，至明代“一條鞭法”、清代“攤丁入畝”，糧食在稅收中的比重不斷下降，但仍能看到用粟谷交納租稅的記載。實際上，粟谷作為稅收在歷史上一直沒有停止過，尤其在社會動蕩、民生凋敝之時，這種稅收形式往往盛行。

從《尚書》記載還可以看出，上古時期根據農田與王城之間的距離遠近，交納實物稅的種類不一樣，原則是遠輕近重，粟的秸稈、穗頭、谷、米皆可入稅。其中，禾（粟）、稿（秸）稅收形式在秦漢時仍較普遍。如《秦律·田律》規定：“頃人芻三石、稿二石。”《史記·蕭相國世家》載，蕭何曾向劉邦請求，“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為禽獸食”。

粟可以救饑活命、納糧充稅，自然就成為社會財富的重要象征，人們由此養成儲積粟谷以聚財謀利的傳統。洛陽燒溝漢墓出土有陶制糧倉，糧倉上有“粟萬石”的字樣，表示期望墓主人在陰間生活富足。20世紀70年代，湖北江陵楚故都紀南城內鳳凰山秦漢墓葬所出土的陶倉中，都裝有粟米、稻谷等糧食。另外，在上古時期或是社會動蕩不安之時，粟還充當一般等價物執行貨幣功能，其本身就是財富的代表。

▲ 漢代陶倉手繪圖

▲ 漢代陶倉內稻谷手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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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層面

黍和稷從野生植物馴化而來，成為上古最主要和穩定的糧食，周人由此確立了他們的精神和物質的雙重鍛造者，并神而化之為“后稷”。自周代以來，歷史上的封建王朝都要在國都的西門外建立稷壇，以祭祀農神后稷。此外，源自先秦原始信仰的傳統稷神禮俗并未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而是逐漸被世俗化。

1．關于粟的典故傳說

谷雨節氣的來歷。谷雨前后雨水增多，大大有利于谷類作物的生長。傳說倉頡祭祀即為谷雨節氣的來源。當年黃帝的史官倉頡受鳥跡、獸足、龜背紋各種圖像啟發，創造了最早的28字鳥跡書，取代結繩和串貝記事，開創了中國文字時代。上蒼獎勵他金人，被他拒絕，他說要五谷豐登，要天下人都有吃的。第二天，老天便下了一場密密麻麻的谷子雨。黃帝為表彰倉頡的功勞，把下谷子雨這一天作為節日，叫作谷雨節，命令天下的人每年到這一天都要歡歌狂舞，感謝上天。

毛南族“放鳥飛”習俗的由來。我國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毛南族有眾多獨特的民俗，其中“放鳥飛”、吃“百鳥粽”兩個民俗的起源均與粟有關。黃粱一夢。關于小米的典型成語——黃粱美夢、一枕黃粱、黃粱一夢，詮釋了人生舍與得、知進退的辯證法，告誡人們，一切名利地位的追求都是虛幻的，唯有恭謹求道才是人生的真正出路。粟姓來源的傳說。據粟氏族譜記載，粟氏開基祖先萬成公原姓熊，宋代時曾是朝廷大員，因權力斗爭帶家眷逃難至現廣西和湖南交界的資源縣內。此地山高路陡，又名老山界。后面追兵將至，一行人遂藏在一片粟米地里，躲過了追兵。萬成公為感謝此地救命之恩，遂定居于此，改為粟姓。

2．語言文字中的粟作文化

“語言是文化的符號，文化是語言的管軌”。漢語言中含有“粟”或相關稱謂的詞匯是最直接、快速、全面地體現粟文化體征的一面鏡子。

粟之寓意和讖緯。粟由于自身特點蘊含或被賦予了各種意旨和寄托。由于粟在糧食中占據首要地位，故常常和“菽”“ 稻”等搭配，組成“菽粟”“稻粟”等詞語，作為糧食的代稱。《國語》卷十《晉語四》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此外，含有粟類作物名稱的成語大多數有明確的出處，其中一些成語今天仍較常用。粟還是古代重要的作物、百姓必備之口糧，又被賦予各種寓意，往往成為詩歌創作的一部分，或寓情于景或詠物明志。

3．“貴黍而賤粟”的中國古代飲食習俗

黍為先秦佳肴，常出現在古人待客的宴席上。《論語·微子》記載，孔子的弟子子路遇見隱者，隱者“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管子·輕重》載：“天子祀于太祖，其盛以黍。黍者，谷之美者也。”漢代文獻《淮南子·時則訓》亦有天子“以雛嘗黍”、天子“食黍與彘”的記載。與黍在餐桌上的尊貴地位相比，粟在古代常用來指粗鄙食物。《禮記·玉藻》中記載：“逢子卯，稷食菜羹。”這里說“子卯”是指“甲子”和“乙卯”，分別代表夏末代君王夏桀和商末代君王商紂的滅亡日子。桀和紂都是腐敗奢侈的帝王，最終導致國家滅亡。《禮記》特別指出，在這兩個帝王滅亡的日子要“稷食菜羹”以自戒自貶，勸帝王要清廉，以免走上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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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層面

粟作文化是祖先留給我們的一份豐厚的生態文明遺產。農史學家游修齡指出，中國的農業哲學觀是從“天雨粟”的神話傳說發展成為日益完善的天人合一及天、地、人“三才”說。“三才”理論是華夏民族在長期農業生產的基礎上形成的。正如《漢書·食貨志》所述：“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在“三才”理論中，人既不是天與地的奴隸，也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而是“贊天地之化育”的參與者和調控者。因此，傳統粟作經驗的核心和靈魂是人與自然之間的協調關系。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粟作中的“三宜原則”。種谷的原則是，因時宜因地勢定深淺定耕作方法，并根據作物生長發育的規律采取不同的栽培技術和管理措施。這是在物性可變論下的“三宜”原則（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物制宜）的具體運用。

第二，用地養地相結合的耕作措施。傳統粟作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發展起精耕細作的技術體系，以集約的土地利用方式為基礎，改善農業環境，提高農業生物生產能力。粟作起源的黃土地帶，在地理條件上不同于其他發明農業的地區，表現在氣候惡劣、降雨少、植物資源的相對不足以及地塊零亂不整。為了緩解黃河流域春季干旱多風，土壤水分容易蒸發的劣勢，人們逐步探索出了一套“耕— 耙— 耢— 壓— 鋤”相結合的旱地耕作體系。賈思勰總結了“谷田必須歲易”的經驗（《齊民要術·種谷》），指出谷子在連作時“莠多而收薄”，就是雜草多而產量少。為了消除連作障礙（連年種植一種作物的弊端），傳統粟作一直采用輪作套種制，具體包括了禾麥與豆谷輪作復種、間作套種、換種；掌握需水規律，提高農業生物生產能力。農諺“谷子拖泥秀，還要太陽炙”，反映了谷子從抽穗（秀穗）期到成熟期間的不同生理需求。我國歷代農民掌握并利用粟黍的需水規律，使得旱地谷田充分利用自然雨水，獲得高產。

第三，利用生態方法防治害蟲。農諺云“不怕苗兒小，就怕螻蟻小”“谷沒沒坐根，蠐螬攻斷根”。螻蟻、蠐螬都是谷田的地下害蟲。華夏先民從長期的耕作實踐中充分認識到害蟲對粟類作物的危害，并采取了人工防治、生物防治、藥物防治等多種措施。傳統粟作的栽培技術，如深耕翻土、耕除雜草、輪作倒茬，均有避免或抑制蟲害的功效。害蟲尚未化蛹的春天是消滅害蟲的最好時機，處理根茬是消滅谷田鉆心蟲的最好辦法，正如農諺所說“谷田根茬拾個凈，來年少生鉆心蟲”“露心烏霉拔個凈，來年地里就干凈”。露心指谷子白發病，烏霉指谷子黑穗病，均是谷子主要病害。這兩種病株一旦被發現應立即拔除，連年拔除效果最明顯。

第四，保持生物多樣性。“種谷必雜五種”是傳統農業中災害防治的一項重要措施。農業發明之初，同時種植的作物可能很多，故有“百谷”之稱。但是為了應付人口增長的壓力以及得到更多的糧食，古人有意識地選種一些高產作物。在“百谷”變為“五谷”的過程中，一些谷物紛紛退出糧食作物的行列，這就是單一栽培的開始。為了對付作物單一化的危害，先秦時期形成了“種谷必雜五種”的傳統，并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一是有意識地保留某些作物的種植，以應對各種環境條件下的種植需要。“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的措施最初主要是針對北方旱地農業提出來的。所謂“五種”主要指黍、稷、麻、麥、豆等旱地作物。粟具有耐旱、耐瘠薄等特性，在北方旱地原始栽培的情況下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插花田式的因土種植，如高田種粟、坡地種麥，使性質不同的土壤都可以生產出為人所需的產品，從整體上加強了應對災害的能力。二是選育不同的品種。經過不斷擇優選良，包括自然的雜交變異和人力的精心培育，積累起大量的品種，以適應當地的風土環境。谷黍品種有早晚之分，如早黍、晚黍、早稷、晚稷、早谷、晚谷，都是為了適應倒茬輪作的需要。正因如此，近代化以前我國傳統農業雖然存在單一栽培的趨勢，但這種趨勢并未形成問題。人們通過不同生物的組合和品種的多樣化，緩解了作物單一栽培的趨勢。

第五，樸素的循環農業理念與實踐。傳統粟作包含著樸素的循環農業理念與實踐，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充分利用粟的每一部分，務求榨干吃凈。俗話說“谷子渾身寶，人畜離不了。人吃小米飯，牲畜唯谷草，谷糠養肥豬，根荏當柴燒。”糠殼作枕頭，細糠喂家禽，饑荒之時米糠還可以充饑。一些谷子品種廣受歡迎，除高產外，牲口極愛吃秸稈也是原因之一。其二，由于動物糞便是傳統農家肥料的主要來源，因此，種植和養殖結合成為保持地力的重要手段。農諺“一個驢糞蛋，半碗小米飯”“種谷下羊糞，雨雨見后勁”，是說種谷子施用羊糞較好。羊糞的質地致密堅實，糞中水分少，肥分濃厚，不易通風，是改良谷田土壤的好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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