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葦溝-北壽城遺址考古報告(2011~2014)》刊布的是2011~2014年間在該遺址考古調查與發掘的較為全面的資料,其中既有配合基本建設發掘的老君溝墓地(漢、宋金、元、明、清墓葬)、葦溝墓地(東周墓、東周和漢代遺存、明墓);也有主動調查與發掘的葦溝-北壽城遺址(調查發現仰韶、龍山、東下馮、兩周、漢代至明清時期遺物,鉆探并試掘了一座東周城址,發現了東周和漢代遺存)。葦溝-北壽城遺址與天馬-曲村遺址一樣,都沒有見到商代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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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YLM38墓室北壁正視圖(宋金)
本報告除了緒論部分介紹了自然地理環境、歷史沿革、遺址概況及以往工作外,作者在前三部分對上述資料詳細報告的基礎上,第四部分對相關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和研究。其中包括各時期墓葬的年代與分期、其他遺跡的年代與分期、典型采集標本的年代比對,最后提出了對二墓地各時期墓葬的認識、對聚落時空變遷的觀察、對葦溝-北壽城遺址的整體認識。文后有10個附表(墓葬登記表和調查采集點登記表)和3篇附錄(老君溝墓地出土人骨的人種學研究、葦溝墓地出土人骨的性別年齡鑒定報告、老君溝墓地漢代墓葬出土鐵器和爐渣的檢測報告)。
11YLM14器物
11YLM15陶器
12YWM3~M6器物
1979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山西實習組與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為了探尋晉國早期都城和早期晉文化遺址,曾經在葦溝-北壽城遺址進行過復查和清理。在《翼城曲沃考古勘查記》中,北京大學鄒衡先生曾經提出天馬-曲村遺址、葦溝-北壽城遺址和故城村遺址都有可能是早期晉都遺址。后來的考古發現已經證明了天馬-曲村遺址是晉國早期的都城,可見鄒衡先生通過縝密研究所得結論,洵為遠見卓識!不過他認為“天馬-曲村作為故絳,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卻遭到了部分學者的反對。有不少學者認為故絳都城不在今天馬-曲村遺址,可能在葦溝-北壽城遺址。其實在《翼城曲沃考古勘查記》中作者已經明確指出“此城址的年代上限應為晉文化晚期,其下限也不會晚于西漢”?,F在本報告作者在對遺址年代、規模和地望等研究的基礎上,推測葦溝-北壽城遺址應該是春秋時期晉國的一個縣邑或畿外卿大夫采邑,這樣就否定了葦溝-北壽城遺址是晉都故絳的說法,基本可信。至于晉都故絳究竟在哪里,鄒衡先生的說法是否正確,考古界目前還有爭議,但仍不能排除天馬-曲村遺址是故絳的可能性。
本報告作者也談到了1962年在葦溝-北壽城遺址北部的鳳架坡村西北發現的一座墓葬,其中出土了幾件西周早期青銅器。無疑鳳架坡村附近應有一處西周墓地,《翼城曲沃考古勘查記》曾提到葦溝-北壽城遺址北部坡地上有西周遺址,但分布面積并不大。非??上У氖菍@處墓地沒有再做考古工作,不知此墓地今日是否尚存,是否被盜一空。不過本報告作者認為“……與晉國并無關系……至于是否為一封國,有待未來更多的材料予以證實”。應該說這個結論是客觀公允的。我也認為翼城縣的故城村遺址和鳳架坡遺址在西周時期可能都不是晉國的遺址,很可能是其他國族的遺址。
從本報告圖一〇中可以明顯看出,老君溝墓地漢墓分為東西向(墓道在東)和南北向(墓道在北)兩群,兩群墓葬在空間上又可以分為若干小組。圖一四一、圖一七九和圖一九三反映出老君溝墓地宋金、元、明時期墓葬的墓道均在墓室的南端,在空間上同時期墓葬也存在聚群組的現象。從圖二一一則可以看到,老君溝墓地清代時期墓葬有墓道朝東和朝南的兩群,空間上各自也可分為幾組。葦溝墓地20座東周墓葬(圖九),均為豎穴土壙墓,其中17座墓葬墓主頭向西,2座頭向東,1座頭向北。可見東周時期葦溝墓地的人群主要是墓主頭向西的人群,他們與天馬-曲村遺址發現的西周時期頭向西的人群有無關系,尚需進一步探研,空間上這些東周墓葬或有成對并穴埋葬的現象。葦溝墓地2座明代墓葬的墓道在墓室南部,這與老君溝明代墓葬相似。這些墓葬資料對于研究各時期人群的埋葬習俗、家族狀況、行為思想和下層社會基本面貌都提供了科學的第一手材料,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在十多年以前,考古學界普遍對一般的明清墓葬并不重視,我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任所長期間曾多次強調要重視明清墓葬的發掘與研究,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在思想上也未必都能將明清墓葬與其前的墓葬一樣重視,這種思想其實都是一種主觀認識上的錯誤思想,是毫無道理可言的。對于考古和歷史研究而言,既不能說早期的遺存重要,晚期的遺存就不重要;貴族的墓葬重要,普通平民的墓葬就不重要;也不能說都城遺址重要,一般村落遺址就不重要。所謂的重要或不重要,都是我們的主觀認識強加在客觀材料上的一種偏見與武斷,這在考古發掘、資料整理、報告編寫和闡釋構建古史方面都應該引以為戒。好在《葦溝-北壽城遺址考古報告(2011~2014)》在這方面做得較好。
一本好的考古報告,一般主要由三部分內容構成,一部分是對考古資料客觀、全面、科學、翔實的介紹,一部分是大量科技考古成果的刊布,一部分是作者對全部材料(包括科技考古成果)較為全面深入的綜合研究。《葦溝-北壽城遺址考古報告(2011~2014)》對考古資料的介紹做得較好,按單位和層位較全面地發表了資料,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科技考古方面的成果較少,仍然以附錄的形式安置于報告的后面,顯得美中不足。作者在第四部分對相關問題進行了初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新認識。但是還應該注意以下幾點,在田野發掘過程中的器物編號應該更仔細一些,對每一件器物都應該進行獨立編號,比如漢墓中的錢幣等小件器物。其次,每一批新材料都有其獨特的價值,都應該進行獨立的研究,所做的類型學、分期與年代研究是依次進行的三個步驟,不應該混為一談。另外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我們一定要更加重視發掘過程中的采樣問題,所謂的科技考古主要應該是指在田野考古發掘過程中的科技考古,而不僅僅是 室內的科技考古,以提取最大量的科學信息,這是現代考古學發展的規范要求。于此提出這幾點建議,與大家共勉。
本文由 董苗 王蕾 摘編自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臨汾市文化和旅游局、翼城縣文化和旅游局 編著《葦溝-北壽城遺址考古報告(2011~2014)》(全2冊)一書之“序一”。內容有刪節、調整。
(審核:孫莉)
ISBN:978-7-03-076908-4
定價:720.00元(全2冊)
本書為葦溝-北壽城遺址2011~2014年考古工作報告,包括2011年老君溝墓地發掘、2012~2013年葦溝墓地發掘,以及2013~2014年葦溝-北壽城遺址區域性系統調查、勘探與試掘的全部資料。本書在全面公布材料的基礎上,對墓葬及其他遺跡的年代與分期及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對于研究晉南地區考古學文化的構成與演進具有一定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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