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八事變后的歲月里，張學良所率領的東北軍，離開了他們深愛的東北大地。他們的心中，對日本侵略者充滿了刻骨的仇恨。這種仇恨，如同熊熊燃燒的火焰，時刻都在他們的內心深處燃燒，等待著爆發的那一刻。

東北軍的每一個士兵，每一個將軍，都無時無刻不在夢想著返回他們的家鄉，與日本鬼子進行最后的決戰。他們的眼神，總是遙望東北的方向，那里是他們的根，是他們的魂。他們懷念東北的田野，懷念那里的風土人情，更懷念那些曾經并肩戰斗過的親人。

在這種情況下，東北軍自然無法忍受與同胞自相殘殺。他們明白，只有團結一致，才能打敗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

然而，蔣介石卻一再逼迫他們成為剿滅紅軍的工具。他親自飛抵西安，命令東北軍向紅軍發動攻擊。這種行為，深深地傷害了東北軍的愛國之心，也更加堅定了他們與日本侵略者抗爭到底的決心。

而張學良自然不會聽從蔣介石的安排，于是他與同樣愛國的楊虎城一起發動了兵諫。這就是我們熟知的西安事變。

在西安事變中，孫銘九作為張學良最信任的將領，自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曾親手活捉了蔣介石。那么，自從西安事變之后，孫銘九發展如何？建國之后，又享受怎樣的待遇？

孫銘九，生于清末的東北大地，這片充滿歷史滄桑的土地見證了無數英雄的崛起與落幕。晚清至民國時期的東北，仿佛是歷史的縮影，各路勢力交織其中：本地軍閥、日本人、俄國人以及滿清貴族，他們爭權奪利，社會動蕩不安，仿佛是一個巨大的舞臺，上演著一幕幕權力與欲望的戲碼。

在這樣的環境中，孫銘九從小就立志出人頭地，不甘平凡。他深知，若想在這亂世中嶄露頭角，必須具備非凡的智慧與勇氣。于是，他勤奮學習，銳意進取，以期在未來的日子里能有所作為。

成年后，孫銘九獲得留學日本的機會，進入著名的陸軍士官學校學習。他深知這是改變命運的關鍵時刻，因此倍加珍惜。在異國他鄉，他不僅努力學習軍事知識，更深入了解日本的文化與社會，以期為將來的祖國做出貢獻。

學成歸來后，孫銘九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了一段時間。然而，他的內心始終向往更大的舞臺。一次偶然的機會，他結識了留日同學、張作霖次子張學銘。兩人志同道合，一拍即合。在張學銘的推薦下，孫銘九于1934年4月來到武昌，見到了當時的東北軍領袖張學良。

張學良，這位威震一方的東北軍統帥，目光如炬。他仔細打量著眼前的這位年輕的人，心中暗自贊許。

而孫銘九也深感張學良的威嚴與智慧，他明白自己終于找到了理想的歸宿。于是，他決定留在張學良身邊，擔任隨從參謀，共同謀劃東北的未來。

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和他的隊伍對家鄉的淪陷感到痛心疾首。他們內心深處燃燒著強烈的希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打回老家，重新奪回失去的土地，保衛家國。

1935年11月，張學良被任命為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總司令由蔣介石兼任，帶領東北軍移防陜西、甘肅，目標是對紅軍進行圍剿。

然而，在交戰過程中，東北軍遭遇了接連的挫敗，損失慘重。這樣的戰況使張學良開始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產生了深深的疑慮。

1936年7月，張學良仿照蔣介石的“復興社”，私下組織了一個名為“抗日同志會”的核心團隊。該團隊由70多名充滿熱血與激情的東北軍青年軍官和中共地下黨員組成，孫銘九則被委任為行動部門的負責人。

孫銘九與一群年輕的軍官們共同策劃并執行了一系列秘密的抗日活動。他們不僅與中共建立了緊密的聯系，還對軍中的年輕軍官進行了嚴格的考核與選拔，逐步替換那些思想陳舊的軍官。這一系列的變革使得軍隊煥發出了新的活力。

“抗日同志會”的成立迅速吸引了大量陜軍的青年軍官，使得軍隊中的少壯派力量逐漸壯大。孫銘九憑借出色的能力和堅定的信念，贏得了張學良的高度信任，成為了其最親密的助手之一。

在1936年12月12日那個不平凡的日子，歷史的時鐘仿佛在這一刻停滯。張學良與楊虎城，兩位中國近代史上的風云人物，為了民族大義，決定對蔣介石實施“兵諫”。而在這場重大歷史事件的背后，一個名字逐漸嶄露頭角，他就是孫銘九。

由于孫銘九在此事件中，親手抓獲的蔣介石，這也讓他名噪一時。而張學良對這位得力助手贊賞有加，將他提拔為特務團團長，寄予厚望。

然而，歷史的軌跡總是充滿了曲折。1936年12月底，張學良在一片反對聲中，決定親自護送蔣介石回南京。他深知此行艱險，但為了國家大局，他義無反顧。然而，這一去，張學良便落入了蔣介石的魔爪，從此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軟禁生涯。

孫銘九等少壯派將領聞訊后，心中憤怒如火。他們不能接受這樣的結果，決心為張學良討回公道。在嚴冬的西安城，一股肅殺之氣悄然彌漫。孫銘九等人向國民政府發出嚴正聲明，要求立即釋放張學良，否則東北軍將與中央軍展開生死較量。

局勢愈發緊張，沖突一觸即發。在這關鍵時刻，孫銘九做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決定。他派遣心腹部下，暗中刺殺了主張和平解決爭端的王以哲將軍。這一血腥的舉動，猶如在干燥的柴堆上丟下一顆火星，瞬間引發了巨大的爆炸。西安城內一片混亂，局勢急轉直下。

楊虎城將軍聞訊后，憤怒不已，立即下令通緝孫銘九。此時的孫銘九猶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然而，在危機四伏的時刻，周恩來卻向他伸出了援手。

考慮到他在西安事變中的貢獻，周恩來親自安排，將他安全地護送到陜北紅軍駐地。在那里，孫銘九得到了我黨的庇護，開始了新的生活。

蔣介石并非一位胸懷寬廣的領導者，對于那位曾經將他捉拿歸案的人，他始終懷恨在心。孫銘九為了躲避蔣介石無休止的暗殺，孫銘九選擇隱居在天津，他深知這個城市或許能為他提供一絲庇護。

然而，天津的生活并非平靜如水。孫銘九常常在夜深人靜時，被風吹過的聲音驚醒，他擔心那是蔣介石的暗殺者正在靠近。這種恐懼與日俱增，他明白自己不能永遠在天津躲藏下去。于是，他決定逃往上海的法租界，那個繁華的城市，也許能為他的避難提供更多可能。

在上海的法租界，孫銘九的生活過得異常艱辛。他無法像其他人一樣正常工作，也不能與陌生人有過多的交流。他的心時刻保持警惕，擔心自己一不小心就會暴露行蹤。這種生活讓他感到無比壓抑，仿佛永遠都看不到盡頭。

在這段艱難的歲月里，孫銘九內心的掙扎與矛盾也日益加劇。他渴望能夠重獲自由，過上正常人的生活。然而，現實卻讓他感到無盡的痛苦和無奈。

1943年，在得知自己原來參加過西安事變的東北軍戰友鮑文樾、應德田都在汪偽政府擔任要職之后，孫銘九陷入了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深知當漢奸的下場；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考慮自己的生存和發展。

最終，孫銘九決定躲避蔣介石的追殺，投靠汪偽政府。不過，雖然孫銘九當了漢奸，但是他從來沒有做過傷天害理的事情，從這一點來看，孫銘九當漢奸確實是逼不得已。

在全中國解放的曙光下，新中國翻開了歷史的新篇章。對于那些曾經在黑暗時期為虎作倀、充當漢奸的人，新中國采取了嚴肅的態度，一一進行了審判。在這場歷史的清算中，德田、鮑文樾、孫銘九等人的名字被提及。他們的罪行，在新中國的陽光下無所遁形。

然而，對于孫銘九，這個曾經在西安事變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人物，新中國并未一概而論。考慮到他在那場事變中的特殊貢獻，以及他投降的背后，也是出于對生存的無奈，審判庭對他的罪行進行了深入的剖析。最終，由于孫銘九并未對人民造成血債，新中國決定對他網開一面。

孫銘九在獲釋之后，上海市政府向他敞開了大門，聘請他為參事。他在這個新崗位上，憑借自己的學識和經驗，為上海市的發展出謀劃策。不僅如此，他還連續多年擔任上海市政協委員，為新中國的建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2000年4月8日，孫銘九，一位在西安事變中英勇捉拿蔣介石，又在抗戰與新中國建設時期留下了獨特印記的人物在上海靜靜地閉上了雙眼。他走得安詳，享年92歲，如同一段傳奇故事的尾聲。

在他離世的那一刻，他選擇了一種簡單而低調的方式。根據他的遺愿，喪事一切從簡，沒有任何的哀悼活動。他的遺體捐獻給了上海市醫院，為醫學事業的解剖學研究作出了最后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