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九年（1581年）十二月，周藩宗室朱勤魚偷偷跑出開封，赴京告御狀。他控告的對象為署理洧川（今河南尉氏縣洧川鎮）知縣的照磨官孫徤，罪名是毆打宗室。明代府一級以上衙門設有主管文書、卷宗的照磨所，照磨為照磨所主官。布政司職秩從八品，照磨府照磨職秩從九品，都屬于芝麻綠豆官。小小照磨竟敢毆打天潢貴胄，這還得了。明神宗也不管朱勤魚犯沒犯錯，立馬降口諭給內閣，要求擬旨懲治孫徤這個狂徒。

青年明神宗劇照

一向把皇帝當真正學生訓的內閣首輔張居正，得聞圣諭立馬跑到明神宗面前，對著皇帝就是一頓輸出。原來孫徤處置宗室自有其原因。當時朱勤魚擅自溜達到洧川，與當地百姓路剛等聚眾賭博，期間還調戲路剛之妹。雙方因此發生沖突，告到縣衙。署理知縣的孫徤判定其理虧，遂進行處罰。洧川雖然屬于開封府轄下，可當地并無分封宗室，朱勤魚擅離藩地在先，理虧在后，哪來的臉潛越進京告御狀。因此張居正要求地方詳查此事，給予公平公正的處理。見張居正猶如老鼠見了貓的明神宗，只得同意。

“洧川非宗室分封之地也，又宗室不許擅越奏擾，奉有明例。今據勤魚所奏，乃一面之詞，其中始末緣由有無虧枉皆未可知，若便出特旨究治，將來豪宗得慣，動輙出郭奏擾，親王不敢約束，撫按不敢，誰何恐？皇上亦不勝其煩瀆矣。臣愚以為只宜照常下部，行該撫按官查勘。果罪在照磨，自當盡法重處。若罪在本宗，亦當啟知周王照例處治。庶法得其平，足以服天下之心。”（《明神宗實錄》）

那么時任周王朱在鋌對此有何看法？為何會放任宗室胡作非為？

沖齡襲爵，宗室不靖

朱在鋌（音tǐng或dìng），生年不詳，為周莊王朱朝堈（音gāng）的嫡長子，生母周王妃徐氏。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十二月傳制受封周世子，以此推測當生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前后。

嘉靖三十年（1551年）四月初六，周莊王朱朝堈薨逝，在位12年，享年31歲。當年十二月，明世宗傳制冊封朱在鋌為周王，按時間計正式冊封當在次年正月。

傳制過程中，發生了一件意外。被欽點為負責封冊的正副使，作為承制官必須出席在紫禁城主殿皇極殿舉行的傳制禮，接收冊書、寶璽，行至殿外高呼“有制”，隨后向百官宣制云“冊某某為某王”，將受封宗王的信息宣告天下。然而承擔封冊正使之責的懷柔伯施燾，竟然沒有出現在傳制現場。如此藐視皇帝權威的舉動自然沒有好果子吃，不過事急從權，明世宗決定待其完成冊封任務后再進行處置。

“乙亥，遣成安伯郭應乾等為正使持節，翰林院修撰沈坤等為副使捧冊……正使懷柔伯施燾傳制不至，禮部參奏。上讓其違慢，命禮部記之，俟事竣劾奏治罪。”（《明世宗實錄》）

奉天殿：故宮太和殿的前身

正常情況下，朱在鋌作為繼承人，需要為父王服孝期滿才可以受封，可朝廷一違慣例，周莊王去世僅僅八個月，就急切的冊封新任周王，固然與朝廷對朱朝堈歷來印象不錯有關，更大的因素當為此前周藩宗室集體沖擊尋府衙門追討積欠的影響依然沒有消除。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五月，周莊王那道為遂平王朱安洛及本支將軍、儀賓奏請本色每石折價加一錢的奏疏，雖然獲得皇帝恩準，可因為惠不及中尉一級，實際上是人為在周藩宗室之中制造了一道裂痕。遂有了鎮國中尉朱安滋糾集數百周藩底層宗室沖擊巡撫衙門，要求獲得相同待遇、補發歲祿之舉。

事情雖然在當地官府及皇帝的壓彈下以嚴懲首惡的方式落下帷幕，可經此一鬧，周王府與底層宗室的矛盾愈發突出。比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當年參與了追討積欠行動的周藩鎮國中尉朱勤熨，不按規矩通過周王上疏，而是選擇潛越進京奏討祿米，甚至激進的痛斥皇帝沉迷長生之說，惹得皇帝大怒，將其廢為庶人，發配鳳陽高墻，其中的一條罪名便是“周王奏其賭博刁潑”。

朝廷期盼朱在鋌襲爵后能壓住本藩宗室，有些過于理想化。此時他年僅十二三歲，尚在沖齡，在內部關系發生割裂的情況下，如何能制得住本藩悍宗。

朱在鋌襲爵后三個月內，封丘、汝陽、胙城、崇善四府宗室成員，先后有十人無視他這位新人周王的權威，不顧藩禁，擅離藩地赴京奏事。其中最狠的當屬胙城王府奉國將軍朱安淚，按輩分來算，他是周王朱在鋌的高叔祖，當朝皇帝朱厚熜的叔祖輩，抵京之后竟倚老賣老，在紫禁城外以自刎相要挾。

開封鐵塔

北京不得安寧，開封也不平靜。朱在鋌的曾叔祖、周悼王第七子朱睦槏（不知為何實錄沒有他的封爵記錄）讓其諸子編造朱在鋌為花生子等事。

如此種種，若不做處置，周王本人將威信掃地，故朱在鋌上疏朝廷，請求賜予敕命用以約束本府宗室，獲得明世宗的首肯。

“（嘉靖三十一年四月）乙丑，賜周王在鋌敕令，其嚴束本府宗室，郡王以下俱聽參治。先是，封丘、汝陽、胙城、崇善各王府以周至沖幼，不服鈴束，三月之內越關至京有十人。而奉國將軍安淚，至欲自刎闕前。悼王第七男睦槏令其諸子妄訴花生等事，語皆侵王。王乃援伊王例，請敕禁約從之。”

可一道敕命并不是萬能的，當宗室將它視作皇命時它才有效，否則就是一紙廢話。最典型的便是從京城歸來的朱安淚，他完全不將朱在鋌這個少年親王放在眼里，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十二月，因持刀手刃兄長，辱罵親王等罪，被廢為庶人，發配鳳陽高墻。

堅決反對開放藩禁

明初，在“封邦建國，以藩衛屏”政策指導下，明太祖分封諸王，列居戰略要地，賦予軍事大權，同時也做了種種限制，以防尾大不掉。經過明成祖祖孫三代削藩，自宣德朝起，對宗室的限制愈發嚴苛，形成了諸如入仕之禁、四民之禁、出入之禁、婚姻之禁等一系列禁令，此所謂“藩禁”。藩禁之下，朱明宗室“名曰天枝，實為棄物”，除“食租衣祿，坐靡國課”外無所事事，名為天潢貴胄，實為高貴的囚徒。

高壓之下，宗室們只能在唯一的自由——生育權上盡情發揮，大家伙可著勁的生兒育女，為天家血脈的急速遞增添磚加瓦，爭取把國家吃窮。經過百年努力，他們終于實現了這一目標，可回過頭來卻發現，自己的小日子更不好過了。

明朝宗室劇照

為解決宗室問題的困擾，自明中葉開始，朝廷就在不斷進行各種探索和改進，最終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政策性文件《宗藩條例》，萬歷十年（1582年）又在此基礎上出臺《宗藩要例》。這兩個文件雖然大致解決了宗室對朝廷財政的侵害，可對宗室——特別是下層宗室而言，日子愈發難熬，“年逾三十不婚，暴露十年不葬”者比比皆是。以至于時人稱“庶宗蔓延，祿米漸薄，前進無路，暴戾愈張，每每見盈街滿巷之恣睢狂逞也。”

出現如此現象，皆因上述兩個文件意在解決宗室對財政的侵蝕，都宗室的生存狀況并不關心，屬于治標不治本。要徹底解決宗室問題說難也難，說簡單也簡單，只要開放藩禁，將受禁人員限定在上層的宗王及部分其他宗室，讓占據主體的中下層宗室化作平民，可以自由的自謀出路便可。

事實上早在弘治年間，就有有識之士提出過這一議案。弘治十五年（1502年），時任南京光祿寺卿楊俊便上奏建言讓賦予中下層宗室應舉入仕權，結果被禮部以此舉有違祖訓否決。

“（十月）己未……禮吏覆奏南京光祿寺卿楊俊所陳恤宗室以圣恩事，謂：‘俊欲如宋朝宗室仕官科日故事，凡將軍、中尉之子許充生員，報名于各伴讀、教授處，授以文字，長史司提督考教，量給廩膳，校馀供養，成材于本處，一體鄉試，誠會試中進士者，除授宗枝無礙府分長史等官，副榜者除教授、審理等官，食糧應貢中者，除工正雜職等官。所言亦自有見，但教授、審理以下官，視奉國中尉品職既卑，俸祿亦薄，且非圣祖立法初意，請如舊。’從之。”（《明孝宗實錄》）

中岳嵩山

及至萬歷初年，在冊宗室人口已達兩三萬之巨，以至于朝廷都不得不直面這一問題。萬歷十一年（1483年）二月，河南巡撫上疏陳告周藩額定的宗祿總數已經“不敷恤宗”，請求從本當解付戶部用以充當邊餉稅銀中劃撥九萬兩，以解燃眉之急。明神宗打算同意，可時任內閣首輔張四維執意不肯。于是明神宗就此下旨讓五府、九卿及科道官共議，給出可供長期使用的變通之法，以讓宗室有出路。

大臣集議提出了限封爵之制、開四民之業、弛出入之禁等眾多建議，但有人稱便，有人稱不便，整個會場吵成了一鍋粥，最終會議主持者將集議內容束之高閣。大臣們難以達成合議，原因在于“祖訓之不可重違，而主權之難于擅擬”。

因此禮部建議效仿當年出臺《宗藩條例》故事，就此行文各藩，說明原因，并派員搶完河南、山東等宗祿不敷發放的省份，與親郡王、宗正等商議，從中挑出可行方法，以供廷議。

“（三月）庚寅，……禮部言：‘……宗地有肥瘠，宗額有多寡，而祿糧之饒乏遂相徑庭。若不與各宗從容商度，諭以朝廷不得已之意。一旦下尺一詔亟令自裁，恐情激于駭聞，嫌生于暴削。臣等安所逃其變亂之罪乎！’上命：‘差給事中一員，前去河南、山東等處宗祿不敷府分行。令長史司啟王集通達有識宗正、郡王等條議，匯送撫按官，與該科從長參酌。務求便宜可行的，作速會奏，以憑廷議。’”（《明神宗實錄》）

引起開藩禁之議的周藩首先發言。當年五月，朱在鋌上疏朝廷，極力反對開藩禁。他認為對封爵進行限制，大不利于宗室成員，而開放科舉，更是尤為祖制，此事不可輕議。況且河南一省每年征收的錢糧多達數十余萬兩之巨，只要有司肯花時間花精力去催征，供應宗祿綽綽有余，如此何必更改祖宗成法。

“辛丑，周王在鋌奏稱：‘定限封爵，大不利于宗姓。其弛禁開科等情，有干祖宗憲制，似難輕議。本省各項錢糧，每歲數十余萬，有司若肯留心催徵，宗祿尚有余裕，乞要姑從舊制。’上曰：‘周王所奏，著差去科臣會同撫按官一并酌議具奏。’”（《明神宗實錄》）

可隨后的周藩宗室集議過程中，竟發生本支宗室群起毆打本府宗正鎮國中尉朱睦?（音jié）的鬧劇，原因是宗室們認為這次集議是朱睦?所倡議，對方如此做的目的乃為討好巡撫，為此不惜侵害宗室利益。明神宗大為光火，參與毆打宗室或被廢為庶人，或被革除部分歲祿。這背后沒有周王在搗鼓，阿越是絕不相信的。

阿越說

萬歷十一年（1583年），周王朱在鋌薨逝，在位32年，享壽約46歲，朝廷賜謚曰敬。

萬歷年間宗室政策積弊已重，提高宗室素質，給嗷嗷待哺的中下層宗室找出路，節省朝廷開支已成為大勢所趨。但不管怎么改革，針對的對象為中下層宗室，宗王一級并不存在獲得解禁的可能。

故對于周敬王而言，開放藩禁不僅與他無益，反而有害。畢竟一旦開放藩禁，中下層宗室將獲得與平民等同的權力，可以自由離開藩地，可以入朝為官，身為大宗對這部分宗室的約束力可想而知的會降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無論是權力還是資產都會縮水。

比如隆慶元年（1567年）南陵王朱睦楧薨逝，由于無子，南陵郡國除封。按他的意志，王府財產用以補充本支貧困宗室歲祿，可朱在鋌竟將南陵王府財貨盡數收入王府，其胞弟安昌王朱在鉷也侵吞不少。周藩宗室因此喧囂不已，將此事上達天聽。最終河南撫按奉命清查，發現沒入周王府的財產達兩萬五千兩有余，朱在鉷侵吞五千兩，王妃承奉等內使侵匿一萬六千三百余兩。若無宗室鬧事，單這一次吃絕戶，就讓周王吃的盆滿缽滿，故而他自然不愿看到開放藩禁。

可正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半點不由人”。給事中萬象春探查河南、山東、山西三省，收集到的宗藩改革建議共十六條。

萬歷十四年（1586年）代藩山陰王朱俊柵就此上疏朝廷，認為其中十條可行，六條不可行。可行者：議額祿、議催徵、議余祿、議封爵、議城禁、議刑責、議選婚、議庶宗、議另城、議王官；不可行者：議開業、議奏請、議報生、議報孕、議宗學、議儀賓。也即他認為為可以開放出入之禁、入仕之禁，準許宗室自由遷徙，參與科舉，入仕為官。

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十一月，朝廷正式開放宗室之中最底層的奉國中尉入仕之禁，準許他們入學應舉。次年，中國古代著名音樂家、鄭世子朱載堉上疏對這一政策提出了完善方案。

“辛未，禮部覆：‘奉國中尉內，有不愿授封者，準停封祿，聽入學應舉，照出身資格授官。罷閑后不得重封，其淹滯不舉，愿歸舊封者聽。’”（《明神宗實錄》）

只是小兩百年的躺平生活，讓宗室明知應舉是一條非常不錯的出入，甚至還有兜底保障，大多數人依然不愿夸出這一步。以宗室豐厚的底蘊，自萬歷后期起，至明朝亡國，數十年間，宗室之中只出了13名進士，寧藩6人，代藩3人，晉藩1人，蜀藩1人，周藩則有2人，史稱“宗室進士”或“宗科進士”。宗室舉人、進士入仕之后也只擔任諸如知縣、給事中、巡按等官。如秦安知縣朱珵壦、江夏知縣朱統鐼、禮科給事中朱統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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