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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985研究生，字節前員工，決定去賣保險”，8個月前，賀賀在朋友圈官宣了自己保險經紀人的新職業身份。

相比互聯網大廠員工所帶來的高學歷、高薪身份加持，以及三餐免費、住房補貼等福利，學歷要求低、無底薪和福利保障的保險行業，逐層打破了賀賀曾經的互聯網大廠光環。

一想到為了盡快成單，保險經紀人還可能要經常騷擾親戚朋友購買，在推銷過程中被客戶拒絕更是常態。賀賀也一度有過猶豫：“我夢見自己從事保險行業后，被所有人嫌棄，父母也以我為恥。”但比起這些，大廠光環下的壓力促使她最終決定離開，“我在大廠很累很卷，每天對著電腦分析一堆數據，卻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到底有什么價值。”

相比之下，作為一家互聯網房地產公司中層管理者的薇薇安，靠著不斷晉升拿下近50萬元年薪，但生完孩子之后，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成了擺在她面前的另一個難題。“每天寶寶沒醒我就要去上班，下班九十點到家發現孩子已經睡了。”互聯網公司的高速運轉下，停不下來的薇薇安不想錯過孩子的成長。

相比賀賀與薇薇安的主動逃離，當劉曉丹2022年進入互聯網大廠后，在行業降本增效趨勢下，保住工作都成了奢望。“我們還是覺得你的能力無法勝任我們的工作。”就在試用期的最后一個月，劉曉丹被辭退了。互聯網行業的不確定性讓她萌生了退意，“運營崗位被取代性強，再換一家互聯網公司，就算暫時留下了，然后呢，過幾年還要面臨35歲危機，情況還是一樣。”

近幾年，互聯網行業增速放緩，通過大廠晉升實現財富自由的神話，越來越難復制。無論是被“意義貧困”困擾，還是被裁員浪潮侵襲，抑或是“卷不動了”……面對互聯網行業的諸多不確定性，越來越多人產生了逃離互聯網大廠的想法。

送外賣、開滴滴和賣保險，被戲稱為中年人保底三件套。如今，這也成了互聯網大廠人逃離之后的保底套餐。

其中，“年薪百萬”成了互聯網和保險行業鮮少擁有的共通之處，這兩個行業都源源不斷誕生著誘人的造富神話。除此以外，在字母榜與多位從互聯網轉入保險行業的員工交流過程中，時間自由、行業天花板高、不用擔心中年危機和價值感等詞，成為被反復提及的轉行原因。

但看似“自由、高薪”的保險行業，壓力不見得就比互聯網行業少。有不少大廠人懷揣著“年薪百萬”的夢想走進保險行業，但在“二八法則”的規律運行下，真正能賺到大錢的畢竟是少數。他們或依靠過往的人脈資源，開“關系單”，資源消耗殆盡后舉步維艱，或拉不下臉面打擾“熟人圈”，在一次次“陌生拜訪”中屢屢碰壁，最終成為保險行業的“過客”。

進入保險行業五年，薇薇安發現越來越多互聯網大廠人轉入保險行業，同時也目送著不少人離開，而她自己則在經歷了三年的高低起伏后，才終于拿到了與在互聯網大廠時相同的年薪；入行不到一年的賀賀，現在月均收入比在大廠的時候縮水了一半；入行最短的劉曉丹，半年時間內只開了兩單，提成不到100元。比起在互聯網大廠每月過萬的收入，賣保險的劉曉丹頗有點“為愛發電”的意思。

在從大廠轉行賣保險的浪潮中，有人依靠過往互聯網平臺的資源和人脈賺得盆滿缽滿，但更多人成了被拍在沙灘上的浪花。

在賀賀的很多朋友看來，她的選擇近乎瘋狂。從小到大，賀賀都是同學眼中的好學生，長輩口中的好孩子。賀賀本科就讀期間就被保送了研究生，畢業后先后進了百度和字節跳動兩家互聯網大廠，分別擔任產品經理和運營經理的職務。

當2017年賀賀懷揣著大廠夢開啟北漂生活時，彼時的互聯網行業發展如火如荼：騰訊股價再創歷史新高，馬化騰以361億美元身家成為中國首富；張一鳴的今日頭條正在加速狂奔，字節跳動內部，抖音APP悄然上線。

高速發展的互聯網行業，推動著里面的每一個個體也必須加速旋轉。“字節一年，人間三年。”在字節工作到第二年的時候，賀賀已經成為部門里唯二最老的“老人”，晚上10點以后下班是常態。

有一天晚上，賀賀加班到了凌晨3點半，打車到家才發現小區的門早已經關了，保安也下班了，只能爬圍墻翻進了小區。但回家之后沒顧得上洗漱，賀賀又接到了同事緊急電話，在家處理工作到4點半。

“咒罵996，聲討資本家”也成了那幾年社交平臺上的主旋律，但到了2021年下半年，聲討依舊，但咒罵的內容變成了裁員。2021年下半年，互聯網裁員浪潮爆發，騰訊、阿里、字節、快手、滴滴等公司裁員的消息頻頻登上熱搜，越來越多人親身感知到了互聯網行業的寒冬來臨。

賀賀就是那一年決定結束北漂的，“身累，心更累，更看不清方向。”雖然裁員的靴子還沒有落在自己身上，但賀賀選擇了主動離開去尋找新方向。薇薇安則在更早之前選擇離開互聯網行業，“生完小孩體力和精力都有點跟不上了，在里面卷不過年輕人，就考慮跳出來服務他們。”仍憧憬著大廠夢的95后劉曉丹，終于在2022年擠進了大廠，但最終還是沒逃過被裁的命運。

在長期996或007的工作節奏下，很多互聯網從業者的身體紛紛亮起了紅燈，并成為購買保險的新增量人群。

賀賀本身就曾是保險的獲益者。在北京工作的時候，賀賀曾經檢查出過胃病，當時正是靠著居民社保+公司購買的商業保險，理賠了幾千元的醫療費，所以她自己幾乎沒花什么錢。回長沙之后，賀賀也給自己配置了商業醫療保險和重疾險。

機緣巧合下，賀賀的一名研究生同學做起了保險代理，幾次溝通后，賀賀也動起了轉行的念頭。

薇薇安的選擇路徑則更加清晰，“對于互聯網大廠人而言，保險是剛需，轉行之后我之前在互聯網公司的人脈關系也都能盤活。”更重要的是，保險行業的相對自由，讓她有了更多陪伴孩子成長的時間。

哪怕知道自己的年紀還可以繼續留在互聯網行業奮斗幾年，但行業的動蕩已經使得劉曉丹心有余悸，“與其每天擔心樓上的靴子什么時候落下來，不如好好經營一份天花板夠高且自己可以掌控的事業。”劉曉丹認識的一個姐姐在保險行業混得風生水起，稅前90萬的年薪讓她心動。

錯過了互聯網發展紅利的劉曉丹將新的希望寄托在了保險行業，“趁著年輕開始積累，沒準自己也能年薪百萬呢。”

但理想與現實總是有差距的，保險行業看似沒有門檻，但實際上隱形門檻并不低，大多數保險從業者是沒有底薪的，行業淘汰率也高。這就意味著，沒有業績就要“吃土”。

根據銀保監會數據，截至2019年底，我國個人保險代理人達到900萬人，2022年底則降至600萬人左右，從業人數近乎腰斬。

“都說保險是過去人品的變現，但我上哪變現去？”在小紅書賬號上，劉曉丹對自己發出了“靈魂一問”。雖然她此前有在互聯網行業的工作經驗，但畢竟時間短，且沒有有意識地去積累人脈和資源，當真正進入到保險行業，她才發現事情比她想象中要難得多。

為了拓展客戶資源，她嘗試過去社區醫院“陌生拜訪”，也經常參加活動進行拓客，還開設了小紅書賬號等進行自媒體經營。對于性格內向的劉曉丹而言，和陌生人說話都需要做一番心理建設，更何況是推銷保險業務，“被拒絕是家常便飯。”

即便鏈接到了很多潛在客戶，但從陌生到信任，再到成交，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經營。也正因如此，入行半年的劉曉丹目前只成交了兩單業務，分別來自一位親戚和一位朋友，但由于保單金額較小，兩單的提成加一起還不到100元。

比起在互聯網公司每月過萬的收入，劉曉丹現在甚至到了“為愛發電”的程度。“現在的互聯網行業漲薪也很困難，我請教了一些前輩，運營崗位的天花板大概在30萬-40萬元。”即便被現實狠狠地教育了一番，劉曉丹還是想再堅持堅持，“有積累才能有爆發。”

劉曉丹手里的存款很快花完了，“我媽不放心，陸續給我轉了22000元。”為了覆蓋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成本，劉曉丹做起了兼職，“給活動策劃公司做NPC或者搞一些財富流等收費活動。”

賀賀做保險的收入情況要比劉曉丹好一點。今年4月在朋友圈官宣新職業后，賀賀給自己微信中的3000多個好友一一發了私信，希望他們有買保險需求的時候可以想到自己。“一開始壓力很大，怕打擾朋友。但后來轉念一想，如果我轉行去做了律師，是不是也要一一告知他們，保險經紀人也是一份正經職業，我不推銷產品，只是希望你有需要的時候能想起我。”

私信發出后，開始有朋友來咨詢，同時，賀賀公眾號發出的文章也吸引到了一些陌生訂單，于是，4-5月份，賀賀一連開了好幾單。

“不過保險行業最大的問題就是收入不穩定，從6月到8月這兩個月，一單都沒有成交。從9月開始，狀況又好了起來。雖然還是追趕不上之前在互聯網大廠時的收入，但維持日常開銷基本沒什么問題。”

更大落差則是源自別人對待自己的態度，“我怎么著也是985的研究生，從學習到工作一路拔尖，但當你以保險經紀人的身份面對客戶的時候，有些客戶壓根兒就不在乎你是誰，也不會給到你想要的尊重。”

有時候，成交一單需要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也很多。賀賀清晰地記得，自己有一個客戶是從4月中旬開始咨詢，調整了很多次方案，解答了對方非常多的細節問題，最終6月底才成交，而賀賀拿到的提成不到2000元。

多的時候一個月光提成就能拿到兩三萬元，但也有連著一兩個月不開單的情況，總體算下來，賀賀如今的月薪比起在大廠的時候少了近一半。賀賀有時候也在想，如果自己沒有離開互聯網行業，付出同樣多的時間基礎上，可能賺得要比賣保險多，工作中也能得到更多尊重。

薇薇安在前同事們的支持和介紹下，轉行相對順利，但到了沖業績的時候，也難免要“滿世界宣傳”。“有人會覺得我是在互聯網行業混不下去才賣保險的，也有之前關系非常好的同事把我拉黑了。”

賣保險是大廠人離開后的好出路嗎？

對于年薪水平已經與此前在互聯網大廠時候持平的薇薇安而言，或許是。但對于到現在開單數還定格在2單的劉曉丹，或許不是。

每周一，劉曉丹所在的保險公司都會開例會，其中一個環節是業績突出的同事分享成功案例和談單技巧，對于剛剛入行不久的劉曉丹而言，前輩們的經驗很重要，但她卻鮮少去公司開會。

“距離太遠了，往返要3個多小時。”保險公司的位置相對核心，偏僻的是劉曉丹租房的地方。劉曉丹如今租房的地方還在上一家互聯網公司附近，因為當時手頭寬裕，所以直接交了一年的房租。離職后，為了節省開支，劉曉丹從廳臥換到了小次臥，房租從每月1950元縮減到1500元。

“如果換到現在的公司附近，每月租金最少2000元起。”這對于目前基本沒有收入的劉曉丹而言是筆難以負擔的開銷。如今，劉曉丹每個月的兼職收入大概在1000元左右，而且并不穩定，每個月她還會從公積金里再提取2000元，這3000元就是她每月生活費的全部。

但尋找和約見潛在客戶也是要花錢的。為了找到高質量的客戶群體，內向的劉曉丹逼迫自己多去參加社交活動，演講俱樂部、跑團以及各類社群活動等，她希望在活動中能“打撈”到客戶。“演講俱樂部一年會費是1000元，我還加入了一個名為‘生財有術’的付費社群，每年的費用也是1000元，里面都是些創業者。”

劉曉丹和不少“新朋友”線下都見過面，但到現在為止，這些“新朋友”也沒能轉化成她的訂單，劉曉丹把原因歸咎為“信任度不夠”，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或許是，“你想轉化他的時候，他也在想如何轉化你。”

父母也不是沒勸過劉曉丹回老家找份穩定的工作，但她還是想堅持到“厚積薄發”的那一刻。影響劉曉丹進入保險行業的那位姐姐年薪近百萬，進入保險行業后，身邊的成功案例更是“激勵”著她勇往直前。

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劉曉丹口中那個年薪近百萬的姐姐，有個在央企工作且能給她帶來客戶資源的老公，和她一起入職且也有互聯網大廠背景的同事，也靠著此前在大廠積累的人脈接連開單。

劉曉丹不是不知道，但卻似乎并不想正視。只是對于工作年限只有不到4年的劉曉丹而言，公積金總有提完的那一天，或許到那時候她才愿意真正面對現實。

現實也給賀賀上了一課，她自媒體賬號上最新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再也不勸人買保險了”，文中提到她自己的親哥哥至今都沒有給自己買保險。事實上，哥哥也是最不支持她進入保險行業的人，“因為我自己高度認同保險的價值，剛入行的時候我恨不得跟全世界安利，也遇到了不少拒絕。現在我只會在別人主動提出來的時候幫對方答疑解惑，不會動不動就主動跟別人安利。”

對于薇薇安而言，現實情況是，她離開大廠的時候，互聯網行業雖然如日中天，但房地產已經開始下行。現實情況就是即便轉去其他互聯網公司，只會比原公司更卷，為了家庭，薇薇安放棄了大廠工作，成了一名保險代理人。

即便考慮得再充分，初入保險行業也讓薇薇安難以適應。從收入穩定到零底薪，從固定辦公室到沒有工位，從被安排工作到自己全權規劃……

好在此前在互聯網大廠的經歷，也從人脈和經驗等諸多方面給薇薇安以助力。“互聯網大廠員工是我的主要服務對象，他們的家庭模型類似，95%都是亞健康狀態，對保險認可度高，配置保險的需求和緊迫程度較高，我更理解也更能滿足他們的需求，也因為共同的經歷，他們也對我更加信任。”

依托此前在互聯網大廠的積累，薇薇安用了三年時間，終于將年薪水平拉回到互聯網大廠的水平線上。但焦慮仍在，“和在公司打工不一樣，做保險更像是自己經營一家公司，盈虧自負。保險行業的工資不穩定，目標的制定和拆解也完全靠自己，大多數時間，我都會為當天需要達成的目標焦慮。”

每年11月底到下一年1月份，是保險行業最忙碌的時候，無論是薇薇安、賀賀還是劉曉丹都越發忙碌起來。往年的這個時候，他們可能正在準備著年終盤點的PPT，執著于甩鍋和向上管理，而離開大廠后，擺脫了高壓心態，卻也不得不面臨生存的壓力，以及對未來的困惑和迷茫。

（文中薇薇安、賀賀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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