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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三十年（1904年）春天，12歲的胡適第一次來到上海灘，在梅溪學堂讀書。梅溪學堂由中國近代小學教育創始人張煥綸先生創辦，是中國第一所由國人自辦的新式小學。來自鄉下的胡適，去學堂拜見張煥綸時，穿著“藍呢的夾袍，絳色呢大袖馬褂”，一幅鄉下人打扮，引來許多上海本地娃兒好奇的參觀。

彼時的上海，開埠已經長達160年，燈紅酒綠，繁華熱鬧，號稱“遠東第一大都市”，在初來乍到的胡適面前打開了一個有如萬花筒一般的新世界。胡適回憶說：“當我十二歲第一次到上海的時候，我對那些早已叩上中國大門的新潮流是全然懵懂的。”好在他足夠聰明，也足夠好學，很快就闖過了第一道關口——語言關，放棄了難懂的徽州土話，學得了一口流利的上海話。

清末民初的上海

既然是萬花筒，讓胡適入迷的地方還有很多。繁華都市的車水馬龍，梁啟超、鄒容等人的錦繡文章，中國品物陳列所展出的陶器、綢緞、漆器、磁器以及名人書畫真跡等，都讓少年胡適大開眼界，流連忘返。他甚至在上海《競業旬報》第一期發表自己的第一篇白話文章中，以別具一格的方式來“誘導”讀者：“列位內地的同胞，要是高興到上海來耍耍，在下奉勸列位不要去青蓮閣吃茶，也不要到張園白相，還是來這個中國品物陳列所玩玩罷。”

不知道有沒有讀者，受到胡適這篇文章的影響，真的從內地來到上海游玩？

在來到上海的最初幾年，胡適身上充滿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他先后就學于澄衷學堂、中國公學，在《競業旬報》上撰稿并成為這家報社的主編，還兼任中國公學的英文教員，日子過得滿滿當當。但是在宣統元年（1909年），《競業旬報》停刊，加上中國公學與胡適等人極力籌辦的新公學合并，胡適失學又失業，第一次在上海體驗到“寄人籬下”的感覺。

年輕的胡適

那段時間，是胡適人生的低谷。在這之前，他躊躇滿志，是走在時代潮頭的佼佼者；可仿佛在一夜之間，他便落伍了，處處舉步維艱。在長達兩年的時間里，他無事可做，成天與幾名好友一起，混跡于上海四馬路的胡同里，“玩一點窮開心的玩意兒”。

是什么“玩意兒”，能讓胡適幾個人“窮開心呢”？一是吃館子，二是吃鑲邊的花酒。吃館子好理解，上海是美食天堂，少不了來自全國各地甚至海外的各種美食，讓胡適一行人吃的忘記憂愁苦惱。至于吃花酒呢，就難免帶一點顏色的味道了。現代人難以理解，其實對于胡適這樣的文人騷客來說，放浪形骸于花柳街巷，玩兒一把“紅袖添香”，才是他們的優良傳統。

正應了那句老話，“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花酒喝多了，自然也有出事的時候。有一晚，胡適幾個按照慣例，在一家飯館吃酒。吃酒出來，還沒盡興，又跑到另一個場所去打茶圍、吃花酒。吃完花酒，胡適乘坐黃包車回住所。由于喝醉了酒，他不肯支付車夫工錢。車夫一怒之下，將他身上的錢財，包括考究的皮袍和時髦的跳舞式皮鞋，全部搶走了。

舊上海的黃包車

更糟糕的是，有巡捕前來搭救胡適，卻被他在混亂之中打傷了。巡捕可不是好惹的，將他帶回巡捕房，關了一晚。第二天早晨，胡適酒醒了，才發現自己沒有躺在溫軟的床上，而是躺在巡捕房冷冰冰的地上。最后過堂審案時，胡適被罰款5個銀元，留下案底后予以釋放。

胡適一幫人在上海花天酒地，也是需要高昂的生活成本。胡適襲警被罰款5個銀元，是什么概念呢？在清末民初，上海一家商號的師傅（經理），月薪不過4—6個銀元，也足以維持一家人的日常開銷。這就是說，胡適一拳打出去上海普通階層一家人一個月的生活費。不過，這對于胡適來說，只是一筆小錢。他們每晚吃花酒，最低開銷都要60個銀元。哪怕是輪流做東，一個月下來，也是不下幾百銀元。好在胡適出身在一個富裕家庭，家中歷代經商，積累了不少家產。胡適吃幾頓花酒，倒也不至于坐吃山空。

民國初年上海灘

吃花酒，是胡適人生旅途中一個稍縱即逝的插曲。只是，他萬萬沒有想到，過了若干年后，會有人將這段往事挖出來，堂而皇之地發表在報刊上。

民國十五年（1926年），當時上海著名的小報《晶報》主編包天笑無意之中，得到了胡適吃花酒的故事，經過一番添油加醋后，以《胡適之吃花酒》為題，發表在《晶報》上。這時候的胡適，早已不是十幾歲的少年胡適，而是新文化運動的干將、北京大學的知名教授、學術界的名宿、中國教育界的名人。把他作為花邊新聞的主角，自然能夠轟動一時，有助于提高報紙的銷量。

上海著名小報《晶報》

但這樣一來，胡適的臉上就掛不住了。他怒氣沖沖地來到《晶報》報館，找包天笑算賬。包天笑見勢不對，趕緊撤退，避免了與胡適的正面沖突。胡適找不到包天笑，又不可能真的砸了報館（那又是一篇新聞的好材料），只好悻悻而退，就此作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