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23年秋，一艘裝載了200只綿羊的小輪船，悄然離開上海，駛向南中國的核心城市廣州。

膻臭熏天的輪船，讓人唯恐避之不及，正是這種避之不及的嫌棄，給了船上真正的貨物以安全感。

沒錯，綿羊只是掩護，輪船真正的貨物是一個大胡子的蘇聯人——鮑羅廷，他懷揣著秘密使命，從莫斯科經西伯利亞進入滿洲，然后馬不停蹄地經北京、上海來到廣州，鮑羅廷到達廣州的具體時間是10月6日。

10個月以前，孫中山依靠許崇智、楊希閔、劉震寰等人的支持，趕走陳炯明，奪回了廣州，將其作為革命及北伐的大本營。期間，孫中山為了獲得援助，與蘇聯建立了聯盟關系。鮑羅廷秘密來華，就是這一聯盟關系的產物。

據鮑羅廷回憶，初次見面，雙方用英文交談，“孫文非常熱烈地歡迎我，讓我和他坐在一塊，并且目不轉睛地凝視我長達數秒鐘之久。”

一個外國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幫助中國革命，孫中山沒理由不感動。

在孫中山看來，鮑羅廷是莫斯卡派來的欽差大臣，是蘇聯革命秘訣、軍火、盧布的代名詞，是國民黨打倒軍閥、統一全國的希望。

事實也正如孫中山期待的那樣，在華4年，以鮑羅廷為首的蘇聯顧問團，幫助孫中山改組了國民黨，籌建了黃埔軍校，創建了北伐軍，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奠定了國民黨打垮北洋軍閥奪取全國政權的基礎。

02

1884年7月，鮑羅廷出生于一個窮苦的猶太人家庭，他從小對對政治很感興趣，16歲出道混政治社團，19歲成為布爾什維克。

鮑羅廷很有組織才能，會多國語言，性格緘默，辦事穩重，很快成了布爾什維克在里加（拉脫維亞首府）的重要人物。

1905年俄國革命失敗后，鮑羅廷遭到沙俄政府通緝，于1907年跑路去了美國，在波士頓、芝加哥等地的俄國僑民中做工作，一待就是11年，期間他組建了家庭，有了兩個孩子和穩定的工作。

1917年俄國革命勝利后，鮑羅廷回到俄國，在外交人民委員部工作，他的任務是游走于美國、英國、荷蘭、挪威、德國、墨西哥等國家，秘密轉移人員、資金，傳遞情報，建立組織·····

鮑羅廷最擅長的工作是布道，每到一個海外陌生的地方，他都能迅速建立起組織，業務能力極強。1920年，導師接見了鮑羅廷，對其大加贊賞，稱他為革命奇才。

1923年1月，《孫文與越飛聯合宣言》的發表，標志著蘇聯與國民黨正式結盟。與此同時，第三國際關于國共合作的方針也已確立。

大方向定了，還需要人來執行。

經驗豐富、久經考驗的老革命鮑羅廷，被任命為蘇聯派駐國民黨代表，來華支援中國革命。

孫中山任命鮑羅廷為國民黨的組織教練員，在鮑羅廷的主導下，孫中山開始對國民黨進行大大闊斧的改組。

改組前，國民黨缺乏明確的革命綱領，軟弱渙散，許多黨員或腐化墮落，或斗志消沉，黨組織幾乎陷于癱瘓狀態。當鮑羅廷問孫中山國民黨有多少黨員時，孫中山竟然回答不上來。

鮑羅廷很無語：“如果說國民黨曾經是一支有組織的力量的話，那么如今他已名存實亡了。”

在他看來，國民黨簡直不能算一個現代政黨，它更像是個幫會組織——組織渙散、政治綱領模糊、內部派系復雜，全靠孫中山的威望在勉勵維持。

鮑羅廷的任務，就是把列寧式的政黨模式，移植到國民黨身上，把國民黨變成一個有組織、有紀律、有力量的黨。

這樣的黨擁有高度集中的決策和動員體制，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各方面的資源，為政治和戰爭服務，能做到整齊劃一，令行禁止，上傳下達，如臂使指。

1923年11月，《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中國國民黨黨綱草案》、《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同時公布，國民黨確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強調上下關系和嚴密組織、嚴格紀律，要求在國民黨活動的各團體中組建黨團（類似于黨委），以使黨的方針政策能夠得到切實的貫徹執行。

鮑羅廷還要求國民黨放棄“資產階級政黨”的架子，轉變成一個包括工人、農民以及各個革命階級參加的革命聯盟，動員廣大民眾參加革命。

1924年1月，鮑羅廷通過起草國民黨一大宣言和黨章，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確立了革命綱領，并正式啟動了國共合作。廣州成為全國最活躍的革命中心。

經過改組，國民黨的主義、組織結構、領導層面貌一新，實現了脫胎換骨。

孫中山評價鮑羅廷說：我對在國民黨改組過程中為我們做出貢獻的鮑羅廷同志表示深深感謝。他是一個無與倫比的人，他的中國之行顯然是一個意義深遠的事情。

03

黨的問題解決了，接下來是軍隊。

為了鞏固和擴大廣東革命根據地，以及未來打倒北洋軍閥打好基礎，鮑羅廷建議孫中山建立自己的軍校，培養軍政人才。他還致電莫斯科，請求蘇聯幫助國民黨建立陸軍軍官學校。

1924年5月，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成立，因選址在廣州40里外的黃埔長洲島，又叫黃埔軍校。

鮑羅廷為黃埔軍校的建立擘畫了宏偉藍圖，學校仿造蘇聯的建軍制度并實行黨代表制，確定了以黨治軍的原則。

不久，蘇聯提供的大批經費、軍械以及軍事干部陸續抵達廣州，極大地充實了黃埔軍校的師資力量。

從創校到1926年北伐戰爭前夕，黃埔軍校一共辦了4期，培養了近5000名軍政干部，這些極富生氣的革命種子，充實到北伐軍的基層，大大提升了北伐軍的戰斗力。

當然，鮑羅廷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總政治顧問，工作重心在政治方面。軍事上的事，更多地是軍事總顧問加侖將軍在負責，包括設計國民革命軍的指揮體系、編制體系、政工制度、后勤制度等等。這方面內容，我在《沒有蘇聯的援助，北伐戰爭能取得勝利嗎？》一文中講過，不再贅述。

鮑羅廷（中間大胡子）

經過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鮑羅廷的威望蹭蹭上漲。他參與國民黨事物的方方面面，無論是組織問題還是政策問題，不管是國內問題還是國際問題，國民黨的所有重要會議，都有鮑羅廷的身影，國民黨的所有重大決策，都有鮑羅廷的聲音。

鮑羅廷位于廣州市中心的住宅，每天訪客川流不息，這里儼然成了廣州城第二權力中心，鮑羅廷甚至被外界稱為國民黨的“太上皇”。

美國國務院攻擊鮑羅廷：鮑羅廷這位第三國際派駐廣州的特使，是這個陰謀網絡幕后的邪惡人物，他出手闊綽，散發軍火和金錢。

04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政變，曹錕、吳佩孚政權垮臺，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三駕馬車共掌北洋政府，北方政局突變。

1924年11月，孫中山應三人之邀，北上共商國是，鮑羅廷隨行。在北京期間，孫中山肝癌惡化，生命垂危，鮑羅廷一直守在身邊。

逝世前，孫中山留下了《遺囑》和《致蘇聯的信》，鮑羅廷是在孫中山《遺囑》上簽字的唯一的外國人，《致蘇聯的信》則是孫中山口授、鮑羅廷筆錄而成。

孫中山的逝世，使國民黨失去了統攝人物，國民黨內權力格局隨之變化。

汪精衛成了國民黨一號人物，羽翼漸豐的蔣介石經過復雜權力斗爭，掌握了國民政府軍事大權，以胡漢民為首的國民黨老右派，也有著不可低估的力量。

在爭奪最高權力的過程中，蔣介石與鮑羅廷頻頻發生沖突，通過“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蔣介石逼走汪精衛，迫使鮑羅廷妥協，登上了國民黨權力巔峰。

“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的來龍去脈，大家自行了解，這里只想講一個問題：鮑羅廷為何斗不過蔣介石？

權斗水平不及蔣介石是一個方面，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鮑羅廷的頭上戴著緊箍咒。

鮑羅廷來華前，斯大林給他的任務是幫助國民黨，所以當蔣介石不惜掀桌子的時候，鮑羅廷為了不使國民黨分裂，為了保證北伐繼續推進，不得不一再退讓——他承擔不起國民黨分裂、多年心血毀于一旦的責任。

步步妥協的結果就是，鮑羅廷的權力被大大削弱，被排除在國民黨權力中心之外。

鮑羅廷

掌握最高權力之后，蔣介石于1926年7月揮師北伐，北伐軍相繼打垮了吳佩孚集團和孫傳芳集團，幾乎拿下來整個南中國。

1926年12月，鮑羅廷和國民黨大佬們到達武漢，籌備遷都武漢事宜，蔣介石的北伐軍總司令部卻設在南昌，他不同意遷都武漢，要求遷都南昌。

鮑羅廷與蔣介石的矛盾進一步激化。

1927年1月，蔣介石乘軍艦來到武漢，歡迎宴會上，鮑羅廷給蔣介石講了一個小故事：一個古代的君王不聽別人意見，不許大臣們講話，大臣們反駁說，只有狗是不會說話的。

鮑羅廷甚至威脅蔣介石，如果有人做事太過分，我們會想法子打倒他。

蔣介石當場沒有發作，回來后在日記里寫道：晚，宴會。席間受辱被譏，生平之恥，無踰于此。為被壓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

幾個月后，蔣介石還念念不忘，他在黃埔同學會上說：在宴會場中幾百人的中間，把我一個國民革命軍的領袖，又是中國國民黨里面的一個領袖，來給他一個外國顧問蘇俄代表當奴隸一樣教訓，這是怎么一個事？······你不只是欺負我個人，不只是壓迫我一個人，你完全是欺負我們中國國民黨，欺負我們中國人。我哪里可以放過你！

05

蔣介石說這話時的時候，“四·一二”剛剛過去一個星期。

蔣介石最終還是掀了桌子，鮑羅廷成了南京國民政府通緝的對象。

面對這一局面，鮑羅廷在武漢國民政府委員會上提出了“戰略退卻”：壓制工農革命，向地主、資產階級讓步，爭取國民黨右派。他還幻想依靠汪精衛、唐生智（武漢國民政府的主力）以及馮玉祥的力量來打倒蔣介石。

然而，在蔣介石的拉攏下，汪精衛、馮玉祥與蔣介石就與蘇聯決裂的問題達成了共識，汪精衛和馮玉祥也決定掀桌子。

1927年6月中旬，武漢國民黨中央決定解除鮑羅廷的顧問職務，7月27日，汪精衛等人為鮑羅廷送行，言不由衷地高度評價了鮑羅廷對中國革命的貢獻。

按計劃，鮑羅廷先去河南，經馮玉祥的防區到達西北，然后經外蒙古回國。

鮑羅廷抵達鄭州時，南昌起義爆發，汪精衛暴跳如雷，命令馮玉祥逮捕并處決鮑羅廷這個“狼心狗肺的東西”，馮玉祥拿了蘇聯那么多援助，多少有點不好意思，再說他也不想當惡人，畢竟做人留一線，日后好相見。

他連夜派人護送鮑羅廷離開鄭州，敷衍了汪精衛一番，鮑羅廷這才順利回國。

作為一個失敗者，鮑羅廷回國后坐上了冷板凳。

鮑羅廷

大革命的失敗，其實是斯大林對華政策的失敗，托洛茨基以及為契機，向斯大林發難，鮑羅廷也飽受指責。

斯大林沒有公開批評鮑羅廷，但一直拒絕見他。不見，也是一種很明確的態度。

鮑羅廷很知趣，絕口不提在中國的事，言行舉止謹小慎微。

如履薄冰的態度，幫助鮑羅廷熬過了恐怖的清洗，然而，懸在鮑羅廷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還是在1949年落下了。

1949年，鮑羅斯因好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出版書籍卷入大案，兩人被逮捕，斯特朗被驅逐出蘇聯，鮑羅廷不知所蹤。

1953年9月3日，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報道了鮑羅廷去世的消息，這是第一次有人透露鮑羅廷的死訊，此時距鮑羅廷去世已經2年了。

早在1951年5月，鮑羅廷就是死在了伊爾庫茲克附近的一個勞改營里，然后被草草埋葬。

鮑羅廷的一生固然是一個悲劇，但相比他的同行（在中國工作過的），他的命運也不算最壞。

越飛，1927年被迫自殺；加拉罕（首任駐華大使），1937年被處決；加侖，1938年被處決；葉戈羅夫（駐華使館武官），1939年被處決（一說拒捕后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