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年，成吉思汗建國稱汗，這在蒙古史乃至全中國和世界歷史上都是一件大事。

成吉思汗分封功臣，實行了具有草原特色的分封制——千戶、萬戶與諸王制。

創(chuàng)造了蒙古文，制定了法律制度。征服了林木中百姓和畏兀兒政權。從此，部落林立的蒙古草原的統(tǒng)一才得到鞏固，蒙古族才成為經濟、風俗、語言、制度相統(tǒng)一的民族。

1206年春，鐵木真從阿爾泰山前線回到了蒙古乞顏部的發(fā)源地斡難河源頭。自1200年鐵木真與義父王汗相會于薩里川、聯(lián)兵討伐東方各部以來，鐵木真先后平定了泰赤烏部、塔塔兒部、克烈部、乃蠻部、蔑兒乞部、札答蘭部等幾個強大的部族，東起興安嶺，西迄阿爾泰山，南達陰山界壕，北至林木中百姓居住的邊緣地區(qū)，已經沒有人再與鐵木真抗衡了，遼闊的蒙古草原實際上已經成為鐵木真的一統(tǒng)天下。

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忽里臺在斡難河源頭召開：歸附了鐵木真的諸部族首領和各級那顏一致推舉鐵木真為全蒙古的可汗，鐵木真告天即位，“諸王群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汗”。

蒙古作為一個統(tǒng)一的民族出現在歷史舞臺上，正是從成吉思汗時開始的。

成吉思汗是鐵木真的群臣商議、共上的尊號。這一稱號的含義究竟何在呢？有幾種不同的說法

《史集》的解釋是‘成’是強大、堅強的意思，‘成吉思’是這個詞的復數，它與哈剌契丹的偉大君主所帶的古兒汗〔稱號〕是一個〔意思〕，都是強盛偉大的君主之意。”

多桑《蒙古史》認為鐵木真為“成吉思汗或強者之汗”的意思。其中的注解說：“蒙古語xchink猶言剛強，guiz表示多數之語尾助詞。汗為可汗之縮稱。”

中國史學界認為成吉思一詞，亦即表示鐵的性質的強硬之意，以其在人，可以理解為強大。成吉思汗的“汗”與匈奴族的“單于”，柔然、突厥、回紇的“可汗”（合罕）意思相同，將“汗”解釋為漢語的“皇帝”或“天子”。

1206年的忽里臺不僅確定了“成吉思汗”的至高無上地位，而且確定了這個新政權的國號：“大蒙古國”。這里沿用的也是北方民族以族名為國名的傳統(tǒng)，它標志著蒙古族已經實現了對草原各族的政治統(tǒng)治。

此后，蒙古族就從這里出發(fā)，幾乎踏遍了大半個世界，一個以征服戰(zhàn)爭為樂趣的蒙古騎兵很快就降臨到歐亞大陸了。

蒙古政權的建立結束了漠北草原長期的割據混戰(zhàn)局面，鐵木真已經成為整個草原的主宰。但是舊有的部落制度已經不適合這個新生的帝國，創(chuàng)立一套比較完善的國家政權機構。這是成吉思汗建國后面臨的第一個歷史任務。

成吉思汗第一個制定的就是千戶制度

成吉思汗所編制的九十五個千戶，除去少數千戶是由同族結合而成的以外，絕大多數都打破了原來氏族、部落的界限。使同族結合而成的千戶，也并非純粹的血緣親族關系，其中也包括大量的不屬于本氏族血統(tǒng)的奴隸和屬民。在征服戰(zhàn)爭中，成吉思汗為了防止被征服者的反抗，故意打破氏族界限，對投降或俘虜的人們重新進行編制，或分別賞賜給作戰(zhàn)有功人員。因此在建國后編制千戶時，只有少數千戶還保留了原來的氏族系統(tǒng)，有的還是因為有突出貢獻或身為駙馬等，經過請求由成吉思汗特別許可才使其率領本氏族軍隊的。這就基本上打破了按血緣關系組成的原始氏族，而變成了按地域編制的軍事行政組織。

千戶制是一種軍事、政治、經濟三位一體的制度。

千戶制是一種層層隸屬的軍事組織，成吉思汗是這支軍隊的最高統(tǒng)帥，成吉思汗的“黃金家族”的成員——成吉思汗的諸子侄、諸弟被封為宗王，他們可以完全支配分屬于自己的各級那顏。

那顏們對汗和諸王則處于絕對服從的地位，他們被委任為管理軍隊的軍事長官。國家按千戶簽派軍隊。凡十五歲至七十歲的男子都要服兵役，都要隨時根據命令，自備馬匹、兵器、糧草，由本管那顏率領出征。他們既是牧民，同時又是戰(zhàn)士。

成吉思汗通過這種千戶制，把蒙古族的成年男子按十進位編制在十戶、百戶、千戶中，有利于迅速動員后備兵員，有利于統(tǒng)一指揮和統(tǒng)一調動。

這種千戶又是蒙古各地的行政組織，千戶那顏既是軍事將領，又是地方上的行政長官。百戶長、千戶長、萬戶長的職銜是世襲的，各千戶所管的百姓都登記在戶口冊上，在指定的牧地范圍內居住，不準變動。

成吉思汗的札撒（法律）明確規(guī)定：“任何人不得離開其所屬之千戶、百戶或十戶而另投別一單位，亦不得避匿他處。如違此令，擅離者于隊前處以極刑，接受其人者嚴厲懲治。

蒙古那顏在其千戶、百戶內類似于一個專制君主，依照札撒和習慣法對屬下人民執(zhí)行審判。在汗的屯營里雖沒有特別審判官，但是在‘草原里’，一切審判事件，似乎都是由那顏——千戶長來裁決的”。千戶長對于其所屬人民，既有軍事指揮權、行政統(tǒng)治權，又有法律制裁權，這就大大加強了全國和地方的治安，加強了汗王和那顏貴族對蒙古牧民的統(tǒng)治。

同時，這種千戶又是一種經濟組織，按千戶分配駐牧的范圍，以千戶、百戶、十戶為單位進行畜牧和狩獵，并規(guī)定了各千戶、百戶、十戶對國家和諸王貴族應負擔的貢賦和徭役。

成吉思汗的近衛(wèi)軍 怯薛軍

成吉思汗分封完千戶、萬戶之后，馬上著手擴建中軍護衛(wèi)。蒙古語“番直宿衛(wèi)”漢語音譯為“怯薛”，因此中軍護衛(wèi)又稱怯薛軍。由于怯薛軍分四班輪番入值，習慣上稱為四怯薛。其中的護衛(wèi)人員稱怯薛歹，復數作怯薛丹。正在執(zhí)行任務的護衛(wèi)人員叫怯薛者，從事宮廷服役的怯薛歹稱為怯薛執(zhí)事。

成吉思汗規(guī)定了怯薛歹的選擇，怯薛的編制，四怯薛的具體任務，以及新老怯薛歹和執(zhí)行任務的怯薛者的政治待遇，都做了明確規(guī)定。

成吉思汗明確規(guī)定了怯薛軍的人數：“在前我只有八十人做宿衛(wèi)，七十人做護衛(wèi)、散班。如今天命眾百姓都屬我管，我的護衛(wèi)、散班等，于各萬戶千戶百戶內，選一萬人做者。怯薛軍分為三部分，一部分負責夜間宿衛(wèi)，一部分為帶弓箭的散班，又稱“箭筒士”或“弓箭手”，一部分負責白天侍衛(wèi)，三部分合為一萬人。

隨后成吉思汗又宣布了選擇怯薛歹的辦法和標準：從萬戶官、千戶官、百戶官、十戶官及自由民的兒子中挑選。成吉思汗十分注意怯薛歹的出身成分，規(guī)定主要從各級那顏貴族及有較高社會地位的自由民中選擇，目的是保證這支隊伍的可靠性。選擇的標準則是有技藝、身強體壯、身材端好，適合到大汗跟前工作的人，目的是挑選能征善戰(zhàn)的精銳，借以增強這支軍隊的戰(zhàn)斗力。成吉思汗還規(guī)定，這些怯薛歹不僅本人被編入怯薛軍，還規(guī)定要根據出身的不同，分別帶弟弟一人，伴當若干人。這些怯薛的弟弟與其兄長一起入衛(wèi)，有見習的性質，作為一支后備力量。伴當的意思就是仆從的意思。而怯薛的伴當則只能充當隨從和后勤人員。這樣一來，中央怯薛軍的人數實際上已不是一萬人，而是共達數萬人之多。

這些人所需的馬匹、物資，從各千百戶的民戶中征收馬匹、財物，作為怯薛及其從者的裝備。同時，其“父分與的家財，并自置財物人口”，也要作為服役期間的自備物資。充當護衛(wèi)，實際上是各級那顏和白身人對大汗承擔的一種特殊兵役。但當了怯薛，則可免除其差發(fā)雜役。成吉思汗強調指出：如果有人違背以上規(guī)定，“加以罪責”。被選為怯薛歹的人若躲避不來，可另選別人。但對于逃避者則要處以刑罰，流放到人們看不見的遠方。假如有人自愿充當怯薛，不能有人阻止。

成吉思汗雷厲風行，令行禁止，各千百戶根據成吉思汗的旨意，先從各百戶、十戶官的兒子中挑選出一批人做宿衛(wèi)。從此，成吉思汗組成了一支擁有萬名怯薛歹的護衛(wèi)軍，其中有一千宿衛(wèi)，一千散班（弓箭手），八千侍衛(wèi)。

怯薛長是大汗的親信內臣，元朝稱為“大根腳”出身，放外任即為一品官。

成吉思汗規(guī)定，怯薛軍的主要職責有三個：一是護衛(wèi)大汗的金帳；二是戰(zhàn)時在前為勇士，充當大汗親自統(tǒng)率的作戰(zhàn)部隊；三是分管汗廷的各種事務。成吉思汗建立的大中軍既是由大汗直接控制的常備武裝，又是一個分管中央日常事務的行政組織，怯薛已發(fā)展成為蒙古國家中樞的龐大的統(tǒng)治機構。

成吉思汗規(guī)定了嚴格的護衛(wèi)制度，包括輪班、交接班制度。護衛(wèi)的分做四班。這就是《蒙古秘史》所說的四怯薛長。

成吉思汗要求，凡值勤之日，各怯薛應點齊其所屬之怯薛，入為護衛(wèi)，“宿三夜一次交替”。弓箭手、侍衛(wèi)及廚子等人負責白天的護衛(wèi)和后勤工作。日將落時，交班給宿衛(wèi)，“帶弓箭的將弓箭，廚子將器皿，各分付與宿衛(wèi)的人”。他們則到外面住宿，宿衛(wèi)則于大汗住處住宿。到第二天早晨大汗進湯時，在外住宿的弓箭手、侍衛(wèi)們、司廚者，要坐于聚馬處等候，并告訴宿衛(wèi)者。等大汗進湯后，負責白天工作的人們則要“都入來依舊各管自的職責”。“各怯薛者，各遵此制，依此例而行之”。每個怯薛者，都必須認真遵守此項制度，不允許有絲毫差錯。

這些宿衛(wèi)人員不僅要負責保衛(wèi)大汗，跟隨大汗一起出征狩獵，還要負責汗廷的衣、食、住、行，負責處理各種日常事務和行政事務，甚至還要參與掌管刑罰。怯薛長則要協(xié)助大汗處理國家機務。因此怯薛軍不僅是一支大汗的親軍，而且也相當于國家的中樞行政機構。證明當時大蒙古國初期中央機構還很不健全，還未設立分掌兵、刑、錢、谷、內政、外交的相應機關，因此怯薛軍成為一個總攬中央日常的無所不包的最高機關，它在蒙古國的政治生活中起著極其重大的作用。

大汗直接掌握著這樣一支最強悍的親信軍隊，就可以大大加強大汗的權力，保衛(wèi)大汗的安全，借以制約任何一個在外的諸王和那顏貴族。同時，這又是一種質子制度，各級那顏的子弟被征入護衛(wèi)軍，等于是充當質子，它有助于成吉思汗更牢固地控制各級那顏，使他們效忠于自己。使他們將自己子弟的安危與大汗的安危聯(lián)系在一起考慮，更樂于為保衛(wèi)中央效力。同時，怯薛軍又是成吉思汗培養(yǎng)各級首領的學校，對各級貴族子弟也有很大吸引力。在經歷了長時期的氏族貴族相互爭戰(zhàn)之后，建立這樣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以維護最高的汗權，對鞏固新生的統(tǒng)一國家是十分重要的，此外也是成吉思汗對外進行征服戰(zhàn)爭的有力工具。

制造文字，頒布成文法

蒙古族原來沒有文字，只靠結草刻木記事。在鐵木真討伐乃蠻部的戰(zhàn)爭中，蒙古軍人捉住一個名叫塔塔統(tǒng)阿的畏兀兒人。他是乃蠻部太陽汗的掌印官，太陽汗尊他為國傅，讓他掌握金印和錢谷。

乃蠻滅亡時，塔塔統(tǒng)阿懷揣金印逃走了，但很快又被擒拿了。鐵木真問他：太陽汗的人民、疆土都屬于我了，你懷抱一顆大印跑到哪里去呢？塔塔統(tǒng)阿回答說：這是為臣的職責，我想尋找故主交給他，并無其他打算。鐵木真稱贊他忠于所事，同時又感到十分驚奇，問：這顆金印有什么用處？塔塔統(tǒng)阿說：“出納錢谷，委任人才，一切事皆用之，以為信驗耳。鐵木真以為這種辦法還不錯，讓塔塔統(tǒng)阿留在自己左右，“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不久，鐵木真又讓塔塔統(tǒng)阿，即用回鶻文字母拼寫蒙古語，教太子諸王學習這種文字，這就是元朝人所說的“回鶻文字書”。從此以后，蒙古國的文書，“行于回回者則用回回字”，“回回字只有二十一個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湊成。行于漢人、契丹、女真諸亡國者只用漢字”。而在一個相當時期內，在蒙古本土還是“只用小木”。

“回回字”就是指“回鶻蒙古文”，雖然忽必烈時曾讓國師八思巴創(chuàng)制蒙古新字，但元朝滅亡后就基本上不用了，

八思巴蒙古文

但回鶻蒙古文經過14世紀初年的改革，更趨完善，一直沿用到今天。塔塔統(tǒng)阿創(chuàng)制蒙古文字，這在蒙古史上是一個創(chuàng)舉。正是由于有了這種文字，成吉思汗才有可能頒布成文法和青冊。

蒙古成文法——大扎撒的頒布

在成吉思汗統(tǒng)一蒙古以前，由于蒙古族還沒有文字，因此也不可能有什么成文法。但經過多少代的發(fā)展，在蒙古族內部也有自己的習慣法，蒙古人稱為“古來的約孫”。后來產生了階級，出現了貴族和可汗，他們的言論、命令就被當做“法令”“軍法”，蒙古人稱之為“扎撒”。

在1203年，鐵木真戰(zhàn)勝克烈部之后，就曾召集大會“訂立完善而嚴峻的法令”。但當時蒙古還沒有文字，這些“法令”也只能口耳相傳，很難說什么“完善”。那一次不過是“宣布號令”而已，而制定完善的法令，公布成文法，還要在創(chuàng)制自己的文字之后。

1206年成吉思汗建國時就命令大斷事官失吉忽禿忽著手制定青冊，這是蒙古族正式頒布成文法的開端。但蒙古族的第一部成文法——《扎撒大典》卻是十幾年之后，在西征花剌子模之前制定的。

1219年，“成吉思汗高舉征服世界的旗幟出征花剌子模”，臨出師前，“他召集了會議，舉行了忽里勒臺，在他們中間對〔自己的〕領導規(guī)則、律令和古代習慣重新做了規(guī)定”。這就是《扎撒大典》。

現在，《扎撒大典》已經失傳，但在中外史籍中還片斷記載了其中一部分條款。

在蒙古社會中，大汗、合罕是最高統(tǒng)治者，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他用不著用仁義道德來規(guī)定自己的行為，按當時的習慣，大汗的言論、命令就是法律，成吉思汗頒布的大扎撒就是記錄成吉思汗的命令。成吉思汗的訓言也被稱為“大法令”。一切是非功過都以是否符合大汗的利益和情感。

成吉思汗的法律規(guī)定了各類人員的權利義務以及違反規(guī)定時的處置辦法，如規(guī)定萬夫長、千夫長和百夫長們，“要在年初和年終時前來聆聽成吉思汗的訓誡”，回去后要實力奉行，管好自己的軍隊。“如果他們住在自己的營盤里，不聽訓誡，就像石頭沉沒在深水中，箭射入蘆葦叢里般地消逝得無影無蹤。這樣的人就不適于當首長”。“萬夫長、千夫長和百夫長們，每一個都應將自己的軍隊保持得秩序井然，隨時做好準備，一旦詔令和指令不分晝夜地下達時，就能在任何時刻出征”。“居民〔在平時〕應像牛犢般地馴順，戰(zhàn)時投入戰(zhàn)斗應像撲向野禽的餓鷹”“婦女在其丈夫出去打獵或作戰(zhàn)時，應當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條”，應當擔負男子在家時所負的任務。禁止任何一個執(zhí)事者將自己的職務擅自移交給別人，擅離職守者處死；構亂皇室，挑撥是非，助此反彼者處死。“凡諸臨敵不用命者，雖貴必誅”。

成吉思汗的法律明確規(guī)定保護私有財產，保護繼承權，尤其是保護奴隸主對奴隸的所有權。如其中規(guī)定：“犯寇者殺之，沒其妻子畜產，以入受寇之家。”有時則“罰充八魯軍（類似死士），或三次四次，然后免，其罪之至輕者，沒其資之半。被盜馬匹在破獲之后，即應以九匹相同毛色的馬匹歸還原主。如無償還能力，可收其子女相抵，如無子女，應處死刑。在這里，犯人的子女、生命只相當一匹馬。成吉思汗法律還規(guī)定：捉獲逃奴、俘虜而不歸還其主者，處死。

成吉思汗的法律反對某些落后的、損人利己的意識，提倡急功好戰(zhàn)。其訓言曾說：“凡是一個民族，子不遵父教，弟不聽兄言，夫不信妻貞，妻不順夫意，公公不贊許兒媳，兒媳不尊敬公公，長者不保護幼者，幼者不接受長者的教訓，大人物信用奴仆而疏遠周圍親信以外的人，富有者不救濟國內人民，輕視習慣和法令、不通情達理，以致成為當國者之敵，這樣的民族，竊賊、撒謊者、敵人和〔各種〕騙子將遮住他們營地上的太陽，這也就是說，他們將遭到搶劫，他們的馬和馬群得不到安寧，他們〔出征〕打先鋒所騎的馬精疲力竭，以致倒斃、腐朽、化為烏有。”教戒子弟勿使忘本。

成吉思汗的法律中還保留了一些蒙古部落后的習慣和宗教色彩，如規(guī)定不許洗滌衣物，認為洗后晾曬天將發(fā)怒，引起雷擊等等；不能說吃食是不潔的，什么東西都應該吃；吃食而噎者拉出去處刑；“嚴禁溺于水中，或灰燼上，嚴禁跨火、跨桌、趴碟”等；父親死后，兒子有權決定其庶母的命運，除生母外，可將其庶母收為妾或送給他人等等。

對貴族寬容是成吉思汗法律的一個明顯特點，他規(guī)定一些那顏貴族享有“九次犯罪，不要罰”的特權。那顏對其屬下則可以“隨意處分財產，且得處分其身體”。并規(guī)定對親者、近者以及神職人員都可以采取優(yōu)待措施：“若有違號令者，我認得的，便拿將來；不認得的，就那里典刑了。”

認識可汗的人，要交可汗親自處理，從輕發(fā)落；不認識可汗的人，一旦違反號令，則要立即“典刑”。

對宗室親屬的處理則更加寬大：“我們的宗族中若有人違犯已確立的扎撒，初次違犯者，可口頭教訓；

第二次違犯者，可按成吉思汗訓言處罰；第三次違犯者，即將他流放到遙遠地方去。此后，當他到那里去了一趟回來時，他就覺悟過來了。如果他還是不改，那就判他帶上鐐銬送到監(jiān)獄里。如果他從獄中出來時學會了行為準則，那就較好，否則就讓全體遠近宗親聚集起來開會，以做出決定來處理他。”

成吉思汗說：“如果我的宗族中有人違背了扎撒，在未經與全體長幼兄弟們商議前，不得戕害他的生命。”法律懲罰的輕重，不是看罪過的大小，而是看與可汗關系的親疏遠近，這與中原封建法律中的議親、議貴、議功、議賢等“八議”具有相同性質。

建立審理機構，完善相關制度

軍隊和監(jiān)獄是國家機器的主要組成部分。如果說成吉思汗確立千戶制、擴建怯薛軍，主要是加強軍隊建設的話，那么他宣布各種號令，頒布大扎撒，則是創(chuàng)建法律制度。法律既需要有人制定，更需要有人貫徹執(zhí)行，因此“治政刑”的“斷事官”首先從無所不包的怯薛軍中分化出來，成為蒙古國最早的一批專職官員，于是審判機構、監(jiān)獄應運而生了。

《經世大典序錄·官制》說：成吉思汗時，“治政刑則有斷事之官”。“斷事官”蒙語稱為“札魯忽赤”，漢語意為審斷案件者。早在1202年滅塔塔兒之后，鐵木真就曾讓其異母弟別勒古臺“整治斗毆盜賊等事”

大蒙古國建立后，成吉思汗分封千戶、萬戶，對一些立有特殊功勞的人格外嘉獎、賞賜時，讓訶額侖夫人的養(yǎng)子失吉忽禿忽宣召博爾術、木華黎等人，失吉忽禿忽說：博爾術、木華黎等，他們的功勞比誰多呢？為什么先賞賜他們？我出力也不少，因何不先降恩于我呢？我還在搖車中時，還在尿褲子時，就在您的國中了，直至頷下生了這么多胡須，從來沒有三心二意，沒有失誤的地方。訶額侖母親讓我睡在腳后，當兒子養(yǎng)育我；您讓我睡在身旁，當弟弟照看我。今天我們建立了大蒙古國，您將如何降恩于我呢？

成吉思汗聽他這么一說，就沒有立即宣召博爾術、木華黎等，只好先發(fā)出一道旨意，對失吉忽禿忽進行封賞：“你曾做我第六的弟，依我諸弟一般分分子。九次犯罪，不用處罰。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與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語，任誰不許違了。如有盜賊詐偽的事，您懲戒著。可殺的殺，可罰的罰。百姓每分家財的事，你可自己判斷。凡你斷了的事，寫在青冊上，以后不許諸人更改。

于是失吉忽禿忽被任命為大蒙古國的第一個專職官員——大斷事官。這個大斷事官不僅掌握全國的司法大權，而且掌握全國的戶口青冊，掌握財賦大權，同時還有權與大汗直接擬議，他所發(fā)布的命令具有法律性質，別人不得更改。于是大斷事官成為兼管司法和財政的官職，被人們稱為“國相”，與中原的丞相一樣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后來漢人就稱失吉忽禿忽為“胡丞相”。直到忽必烈至元二年（1265），元朝設立大宗正府，大斷事官才專主宗正府，治蒙古宗室事并兼理刑名，不再是全國的行政長官了。

成吉思汗不僅設立了大斷事官，還在大斷事官之下設有若干斷事官，為其僚屬、下級。諸王、貴戚、功臣有分地者，也各置斷事官管治其本部百姓。

正是在失吉忽禿忽擔任大斷事官時，蒙古國頒布了戶口青冊和大扎撒。同時失吉忽禿忽還逐步制定了一套審理辦法，規(guī)定：“犯罪者除現行犯（現行犯，是指正在預備犯罪或實行犯罪以及犯罪實施完畢后即時被發(fā)覺的犯罪）外，不是自己承認罪行的人不處刑。”目的是防止誤審錯判，防止出現冤、假、錯案。為此，失吉忽禿忽還曾告誡犯人：“不要因為恐懼而招認！”“不要害怕，要說實話”！

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國家制度，當時還是很不完備、較為原始的，盡管軍事和刑法有了一定分工，但各種政權機構還很不健全。在南征和西征的過程中，成吉思汗從畏兀兒、西夏、女真等先進民族吸取了不少統(tǒng)治經驗，于是又陸續(xù)擴充了一些新的管理機構，國家政權才逐步趨于完善。比如他設置專門機構主持監(jiān)造各種武器；委派專人負責屯田和農業(yè)；“仿中國制度，于大道上設置驛站，以供官吏使臣旅行之需”。采用金朝通用的牌子制度，將大汗的旨意刻在牌子上，作為調發(fā)兵馬、傳達命令的憑據；“定西域，置達魯花赤于各城監(jiān)治之”，等等。

蒙古國的建立結束了北方草原長期以來的部落紛爭，成吉思汗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措施則使蒙古草原的統(tǒng)一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如果說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在西征中建立的蒙古大帝國是不穩(wěn)固的軍事行政聯(lián)盟的話，那末同樣也應該承認，自從成吉思汗統(tǒng)一蒙古草原后，蒙古族就成為一個有共同的經濟基礎、共同的風俗習慣、共同的文化語言的一個真正統(tǒng)一的民族。八百多年來，經過幾次改朝換代，蒙古族依然存在，這與成吉思汗的貢獻是分不開的。

汗權和神權的斗爭 懲治通天巫

鐵木真統(tǒng)一蒙古，被推舉為可汗，不僅依靠武力，同時與薩滿教的支持也有很大關系。薩滿巫師作為天的代表，傳達上天的意志，支配氏族部落事務，在蒙古草原具有很大權威。因此，借助神權制造輿論、強化王權，一直是鐵木真的一個重要策略。

為此薩滿教的首領豁兒赤、通天巫（帖卜騰格理）闊闊出在蒙古國初建時都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尤其是“帖卜騰格理既以符命被寵，又藉父勞，兄弟七人，權傾朝野”。通天巫闊闊出假借天神意旨，幫鐵木真定尊號為成吉思汗，不僅受到成吉思汗的寵幸，還得到不少蒙古人的擁護。闊闊出的父親蒙力克老人有恩于鐵木真，成為蒙古國的第一功臣，他共有七個有能力的兒子，企圖利用薩滿教爭權奪利，要與成吉思汗平起平坐，想使教權與王權并駕齊驅，與成吉思汗平分秋色。

成吉思汗的二弟合撒兒力，戰(zhàn)功卓著，威望甚高，是黃金家族僅次于成吉思汗的存在。而闊闊出兄弟卻不把合撒兒放在眼里，有一天他們借著神權把合撒兒捉起來吊打了一頓。這無異于公然向可汗的權威挑戰(zhàn)。合撒兒難以忍受這種屈辱，只好到成吉思汗那里去告狀，企圖得到可汗的庇護。當時成吉思汗正在為其他事情發(fā)脾氣，心煩意亂，沒好氣地對合撒兒說：“你平日是萬人敵，今天怎么被他打了。”于是合撒兒流著眼淚走了，對成吉思汗十分不滿，三天不入見。通天巫闊闊出乘機挑撥，對成吉思汗說：“長生天的圣旨，神來告說，一次教鐵木真管百姓，一次教合撒兒管百姓。若不將合撒兒去了，事未可知。”[插圖]成吉思汗對此信以為真，害怕合撒兒奪權，當天晚上就逮捕了他。訶額侖的義子古出、闊闊出（成吉思汗母親的義子也叫闊闊出）二人得到消息后，立即報告了訶額侖母親。

合撒兒無故被闊闊出兄弟吊打，本來就窩了一肚子氣，現在又被懷疑謀反，被成吉思汗逮捕，蒙受了不白之冤。訶額侖夫人既擔心兒子受屈，又擔心事態(tài)擴大，于是用白駝駕車，連夜起行，第二天早晨太陽剛剛露頭就趕到了現場。當時成吉思汗正在親自審問合撒兒，合撒兒被綁住衣袖，摘掉了冠帶，變成了一個階下囚。

急促的車輪聲使成吉思汗從暴怒中清醒，他猛一抬頭，發(fā)現了母親的車輛，不由得大吃一驚。訶額侖怒容滿面，從車上跳下來，二話沒說就直奔合撒兒身邊，親手解開了綁合撒兒的繩子，并將帽子、腰帶還給了合撒兒。然后怒不可遏地盤腿而坐，顫抖著雙手托出兩個乳房放在雙膝上，說：你看見了沒有？這就是你們所吃的奶！合撒兒有什么罪，你要骨肉相殘？在你小的時候，你能吃盡我的一個乳，合赤溫、斡惕赤斤二人不能吃盡一個乳，惟有合撒兒能夠吃盡兩個乳，使我胸懷寬舒。為此鐵木真有才智，合撒兒有力善射。他為你執(zhí)弓矢，討叛捕亡。今天已經討平了敵人，你眼里就容不下合撒兒了，這難道是理所應當的嗎？

等訶額侖夫人怒氣漸消后，成吉思汗才說：“受母親之責罵，懼則懼矣，羞則羞矣，吾其退乎！”于是成吉思汗離開了合撒兒的營地。但他對合撒兒的懷疑并未解除，后來他背著母親訶額侖，裁減了分封給合撒兒的百姓，從原來的四千戶變成了一千四百戶。“后訶額侖得知，心中憂悶，不久去世。負責協(xié)助合撒兒的者卜客害怕受牽連，逃到巴兒忽真一帶去了。

“合撒兒事件”因訶額侖母親的干預而告一段落，通天巫削弱王權的陰謀未能如愿以償。但闊闊出兄弟并沒有就此止步，而是繼續(xù)向可汗的權力挑戰(zhàn)。他們企圖通過爭奪民眾擴大自己的力量，將各支貴族操九種語言的百姓陸續(xù)收攏到自己周圍，其人數之多超過了成吉思汗的怯薛軍，甚至成吉思汗的幼弟帖木格斡惕赤斤的百姓也有人投靠了闊闊出。帖木格派使者，向通天巫去討還自己的百姓。通天巫對使者說：“斡惕赤斤還有第二個使者嗎？來一個打走，看他再敢派第二個！于是指使手下人毆打鐵木格的使者，并將馬鞍綁在使者背后，暗示莎豁兒是帖木格的牛馬或走狗，將他趕了回去。第二天，帖木格只好親自去見通天巫，說：昨天，你們毆打、侮辱了我的使者莎豁兒，今天我來討還百姓了！通天巫兄弟七人一擁而上，從幾個方面包圍了帖木格，氣勢洶洶地質問說：“你如何敢差人來取百姓？”“躍躍然有欲打之勢”。帖木格被迫當面認錯，說：“我不當差人。”闊闊出兄弟說：“你既不是，當伏罪。”強迫帖木格跪在通天巫身后，帖木格的百姓卻一個也不放回。

根據蒙古的法律規(guī)定，收留別人逃跑的百姓，應受死刑。帖木格是成吉思汗的幼弟，名為“守灶”之人，因此成吉思汗在分配百姓時將他和訶額侖母親的份額分配在一起，共分給他們一萬分子百姓。當時訶額侖還嫌少，但不曾做聲。收留帖木格的百姓，也就是收留太后的百姓，按常理來說通天巫罪加一等。但通天巫肆無忌憚，不但無視國家的法令，而且根本不把成吉思汗的幼弟和母親放在眼里，竟敢公開侮辱鐵木真的幼弟，其氣焰之囂張已無以復加了。帖木格無論如何也咽不下這口氣，第二天清晨就去找成吉思汗喊冤叫屈。當時成吉思汗還沒有起床，帖木格直至金帳，跪在成吉思汗床前，一五一十地敘述了自己的遭遇，說完后放聲大哭。鐵木真還沒來得及開口，大妃孛兒帖已忍耐不住了，沒穿衣服就從被窩里坐了起來，用被角遮住胸前，流著眼淚說：他們晃豁壇人究竟要干什么？前些時他們合伙毆打合撒兒，這次又讓帖木格跪在他們身后，這是什么道理呢？現在可汗還健在，他們就任意欺辱您的弟弟們，假如以后您離世后，他們能聽您弱小的兒子們管束嗎？他們對您的弟弟們尚且如此，等我那三四個幼子的孩子長成后，他們能讓我們做主嗎？他們晃豁壇人究竟有什么了不起，您為什么眼看著他們欺辱自己的弟弟而不聞不問呢？孛兒帖夫人邊說邊哭，氣憤極了。成吉思汗也感到了巫師勢力已經構成對汗權的威脅，于是決定對通天巫開刀，對帖木格說：通天巫今天會來朝見的，你想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吧。

孛兒帖

帖木格擦干眼淚走了出去，選了三個大力士在一邊等待。過了一會兒，蒙力克老人帶著七個兒子來朝見成吉思汗，通天巫闊闊出走到酒局的西面，剛剛坐下，帖木格就揪住他的衣領說：“你昨日教我服罪，我如今與你比試。”于是揪著闊闊出的衣領向門口拖去，通天巫也不相讓，反手揪住帖木格的衣領，兩人搏斗起來。在倉促搏斗間，通天巫的帽子落在了爐灶旁。蒙力克老人若無其事地撿起帽子，用鼻子嗅了嗅放到了懷里，對兩個年輕人的爭斗并未介意。成吉思汗也聽之任之，說：讓他們出去較量一下勇力吧。帖木格拖著闊闊出往外走，剛出門檻，三個大力士就迎了上來，捉住通天巫，折斷了他的腰脊骨，扔在東廂的車隊旁邊。

帖木格以勝利者的姿態(tài)走進大帳，以不屑一顧的口氣說：通天巫昨日讓我服罪，今天我想與他較量，他卻推辭，還故意躺在那里不肯起來，真是一個平庸的人，不值得吹噓。

蒙力克老人知道自己的兒子已經死于非命，流著眼淚說：當大地還像土塊那樣大，江海還像小溪一樣時，我已經跟隨你了。意思是埋怨鐵木真兄弟不講情義，卸磨殺驢。他的話音剛落，他的六個兒子就塞門圍灶而立，挽袖攘臂，氣勢洶洶，企圖與成吉思汗兄弟決一雌雄。成吉思汗一見勢頭不好，吃驚地站了起來，說：躲開！讓我出去！說罷離開了金帳，弓箭手、侍衛(wèi)們立即圍繞在成吉思汗身旁。成吉思汗發(fā)現被折斷腰骨、扔在車邊的通天巫已死，于是派人從后邊取來一頂青帳，覆蓋在通天巫的尸體上，然后駕車起營，遷移到別處去了。

三天過后，通天巫的尸體不見了，成吉思汗也沒有派人追查，只是對部下說：“闊闊出將我弟每打了，又無故向長生天進讒，天不愛他，連他身命都將去了。”同時，成吉思汗把蒙力克叫來，責備他說：“自的子不能教訓，要與我齊等，所以將他送了。我若早知您這等德性，只好教你與札木合、阿勒壇、忽察兒每一例廢了來。”又說：我曾答應赦你九死，假如朝令夕替，人們就會恥笑我。既已有言在先，這次可以免你不死。“自通天巫闊闊出死后，蒙力克父子的勢力逐漸消散。由于當時薩滿教巫師影響較大，成吉思汗才迫不得已采取了這種辦法。通過這次摔跤比武，成吉思汗不僅除掉了一個巫師，而且鏟除了產生于原始社會的巫師代天立言、干預部落事務的制度，這是成吉思汗進一步加強了君主集權。自此通天巫由可汗的親信選出，完全聽命于可汗，避免了教權凌駕于王權之上。自此大蒙古國完成了內部的整合，開始對外進行征服，促進了中華的統(tǒng)一，此時的中原地區(qū)，北方的金無力滅掉南方的宋朝，南方的宋朝進行了歷次的北伐也無功而返，內部無法進行中國的統(tǒng)一，最終在蒙元三代的努力下統(tǒng)一中國，完成了中國繼秦漢、晉、隋唐的第四次統(tǒng)一，元世祖忽必烈開鑿了京杭大運河，使得分裂的南北經濟得以統(tǒng)一，在蒙元時期歷經了涼州會談，第一次把西藏納入中國版圖，自此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