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飛

近日，立法會討論到一項議案，提及香港應該利用創新科技建立海洋戰略，以配合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香港要建立海洋戰略，就必須實事求是，建立香港的海洋小戰略，來配合國家的海洋大戰略，而不是另起爐灶，自己建立自己的海洋戰略，這既不必要，也做不到。既然提到的是“海洋戰略”，那么與其相關的海洋發展項目，就必然是具有戰略價值，而超越傳統的海洋產業，不是指一般意義下的海洋產業。根據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執行院長朱鋒在去年的研究指出，海洋強國的三大戰略支柱是海洋科技、海洋商業、海洋規則能力，以及與之相關的海事教育及研究機構。

首先是海洋科技，傳統包括造船工業、海洋科學考察、海洋生態研究等等。中國內地有歷史悠久的江南造船廠，擁有一大批例如中國海洋大學、上海海事大學和大連理工大學、武漢理工大學等與海洋相關的大學和科研機構。香港呢？太古造船？香港的大學亦有深?？蒲袡C構，但在數量和受重視程度，與內地不可同日而語。

其次是海洋商業，核心在于對二百海里專屬經濟區的能源勘探和開采，以及漁業、醫藥和遠洋旅游等經濟領域。無疑，香港是一個國際化的海港城市，但香港的港口航運和轉口貿易量已經不如內地好多港口城市。至于海洋能源勘探開采、生物醫藥科研等方面，更加不是香港的強項。

最后是海洋規則的參與制定和執行的能力。《海洋公約》和一系列海洋開發與海洋航道航行的國際公法和國際私法，這里涉及需要有大量的海洋法律人才、國際談判人才和海事仲裁人才。香港不缺具世界專業權威地位的海事仲裁機構和人才，但由于歷史原因，香港并未有太多參與國際法制定的機會。普通法系又名海洋法系，香港是個普通法城市，亦從來不缺普通法的執業人才，但不等于香港在過往的海洋法各類海洋國際條約協定的草擬制定中，曾經起過重要作用。

政府應建立相關的跨部門研究機構，檢視香港自身擁有的海洋戰略和產業的稟賦。正如美國在2010年，成立海洋政策委員會，全方面指導和制定與海洋戰略相關的一切科研和行業發展政策，甚至制定精確的海洋GDP計算方法。香港須建立相關的研究機構和政策評估機制，實事求是地了解國家在海洋戰略上具備什么優勢，香港自身又有什么優勢，而香港如何將自己的優勢用于國家所需。

例如，香港應該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和超級聯系人的角色：根據國家在各種海洋科技領域需要什么人才和研究機構，香港應該引入人才，建立相關研究機構，領到人才和研究科技能夠順利在香港落地生根，以補充和輔助國家的海洋戰略發展，而不是進行重復研究、重復建設一些香港本來沒有而國家已經深耕細作的行業。簡單來講，香港能夠為國家海洋事業和戰略拓展，引入如同錢學森級別的科研人才，香港已經功德無量。

另外，香港應該更多參與國家在海洋國際規則方面的談判和制定的工作，將香港普通法的人才專業優勢，從一般的商業執業行為，延伸到為國家爭取國際規則話語權、制定權方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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